纷乱的世界，和谐的天朝

这些日子世界真不太平，也许是这个春天来的有点儿早，已经在地下蛰伏了两年多的由经济危机在满世界播下的不安定种子，终于迫不及待地一股脑破土而出。先是在欧洲萌芽，然后迅速跨越狭长的地中海，在多年来“政治稳定”的北非诸国相继绽放出又香又白的花朵，进而又蔓延至中东。当然，在种子的原产地美国，这个春天也注定不会寂静。在北美工会运动的家乡威斯康辛州，新茶叶党人正在掀起一场冰风暴，还有印第安纳，还有俄亥俄，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在沉默，他是在筹划两年之后的退休计划吗？

人祸未休，天灾又至。这一次，就连人类社会的防灾标兵日本也在地震与海啸双重打击下苦苦挣扎。看着从直升机俯拍下的任海水肆意涤荡的城镇景象，还有一条街一条核反应堆告急的传闻，我们自然会联想起一连串问题：如果灾难发生在我家附近又会怎样？防波堤到底有用吗？核电站以后是不是都改关了？2012要来了？……

还好，似乎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大片桃花源。在那个被敬称为天朝的上邦大国，社会生活和谐依旧，经济发展迅猛依旧，两会提案英明依旧，正是风景那边独好。即便偶有前仆后继胆大包天的自焚者，比如最近一期（估计也是最后一期）的“龙颜大悦”，也终归不过是星星之火而已，又岂是天朝洒水车的对手？相信只要认真贯彻人大委员长日前的讲话精神，全民最大党必将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我的语言谁做主

最近这几年每到祖国召开两会的时候，身为P民的我都很开心，因为在这段日子里，每天都可以看到不断更新的笑话集锦，为枯燥的工作添加些许乐趣，这个坏习惯还一直被带到美国来了。其实出笑话一点儿都不奇怪，你只要扫一眼代表名单，不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的“群众”，就是坐办公室闲到蛋疼的“人民”，你能指望这伙“代表”提出什么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的建议来呢？

最近的一个能让我记得的笑话是一个代表提出应该全面禁止使用新近通过网络流行的文字，比如“囧”，理由大概是净化汉语吧。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是一个极具革命先讲性的建议，比此前遮遮掩掩的网络文字审查过滤又向前迈进一大步——与其费力审查，不如直接斩草除根，宣布其非法性。也不知道这位代表是不是受到了《一九八四》中“新话（newspeak）”的启发。

碰巧今天又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关于Google利用搜索引擎带来的数据优势改进翻译功能的报道，文章提到了其基本工作原理，即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语言学习理论研究中开始逐渐兴起的统计模型。简单来说，我们说话时对词汇和句式的选择取决于日常生活中听到的语言使用频率的记忆，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把一种半球形上面有褶里面有馅的面食称为“馒头”，你自己想吃这个菜的时候就会到饭店点一笼馒头；如果我周围的人都把这种东西叫“包子”，我下次在食堂看到它的时候自然就会跟师傅讲，“请给我来两个包子”。这里面隐含了一个重要条件，即学习语言的语境要与使用语言的语境一致，否则就要出笑话。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同学出过这样一个笑话。听说是一个新入学的南方女生有一天中午不想去食堂（那会儿在食堂排队抢座确实不算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就请室友代劳买六个“馒头”。碰巧这位室友正好是个实在的北方人，二话没说就给买回来六个“馒头”——六个实心发面开花大馒头（回想一下《活着》里面那个吃了七个馒头差点撑死的王教授吧）！

尽管偶尔会出错，这仍然是人类学习语言的最主要方式。你说什么？上学？没错，我们确实有语文课，但是回想一下几百年以前，那时候也早就有了“四书五经”和《百家姓》、《千字文》，不过读书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文盲还是绝大多数，但村氓农妇照样能够与大诗人们进行亲切交流，白居易不是还读诗稿给老妪听吗？甭说这个，现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很多语言没有对应的文字呢，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食人族孩子们断然是没有语文课上的，但这也丝毫不妨碍人家的日常语言交流。话说回来，从语文课上学到的语法修辞大概也只有在写文章做报告的时候用得上，平日里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些语句基本上都不是课本上学来的，而且大半是不大合语法的，很多词大概连词典都不收录。话说回来，有谁讲话时还要翻字典呢？大概只有传教士和红卫兵吧。

那么，究竟什么是语言呢？Wikipedia上给出的定义是：用于编码和解码信息的一类特殊系统。所以，关键在于传递的信息，语言本身只是作为载体的信号，形式当然可以是多样的，只要发出信息的人和接受信息的人使用的是同样的密码本就好了。我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抄写这份密码本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抄写错误，更难免东拼西凑和自主创新。所以语言也就在传递和使用中不断的变异和重组，这个过程按照达尔文先生的说法就叫“进化”。有心人为语言做了基因测序，搞出个基因图谱叫“字典”，不过这玩意儿只能用作参考，因为语言基因的变异太快，等位基因多样性太高，按图索骥纯粹是自寻烦恼。按照维特根斯坦先生的观点，根本就不可能为一个概念提供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这个概念的具体意义分布于每个人脑子里，要做个统计才能下结论，比如说60%的人认为馒头是圆形的，30%的人认为方形也可以，还有10%的人根本不在乎性状。记得前两年国内出台过一个很牛的政策，规定馒头的形状必须满足某个规格，否则就剥夺其馒头身份。可是几年过去了，似乎各种形状的馒头依旧我行我素。当然了，既然咱的政策连三聚氰胺都管不住，就更管不住老百姓的嘴了。

最后提一下，我个人觉得按统计模型搞出来的Google翻译服务还是挺不错的，起码翻译出来的文章像是正常人类语言了，仅就这一点就至少比其他同类的翻译软件强出几条大街，当然更不用提当年的金山快译之类让人啼笑皆非的大胆产品了。除了语法之外，词汇量的更新也很与时俱进，比如我试着输入“二奶”，就返回一个“mistress”；更神的是，我敲了一个“总书记”（对天发誓，只是出于好奇），居然返回一个“Zemin”，怪不得谷歌中国要被穿小鞋了。

曾经沧海

我曾养过一只猫。她小的时候就在并不算宽敞的屋子里玩耍、吃饭、打盹，无忧无虑。有一天傍晚，我把她抱出门外，她从此蹑手蹑脚地走进了一个新的广阔世界，并且很快学会了在房檐上撒欢打滚。从此以后，每天傍晚，她都会蹲在门口等着家人打开那扇通向自由世界的大门，如果没有人响应，她会整夜地守在那里并不停地用前爪挠门，直到有人被噪音吵醒。我喜欢猫，就是因为她永远不会被完全驯服，永远不会彻底忘却门外自由的世界。

记忆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是追寻幸福的动力，也是痛苦折磨的根源。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吃窝头，他也许并不觉得不幸，倘若有一天偶然开了荤，以后窝头就要变味了。短短百万年，从茹毛饮血的直立人到坐在计算机前享受安逸的现代人，进化的不单单是基因，还有文化，而后者的积累与发展就依赖于记忆。

如果Google从来就不曾被获准进入中国，中国人也不会因此觉得生活单调，可惜历史不会调头重来，Google来了，又要走了，仿佛真的是轻轻地不带走一片云彩，然而历史已经写在每一个经历者的记忆里。他们可以把Google从中国市场上删除，但是却无法把它从每个人的记忆中抹去。在那个角落里，有一扇门，通往自由的世界。

玩偶之家

刘晓波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被判了十一年。美国大使抗议，中方发言人毫不出人意料地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辞令回应：“你们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好吧，外国人无权干涉，那么谁有权干涉呢？中国人？废话，刘晓波不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中国人吗？怎么样？十一年！敢情中国的“内政”是老虎屁股，只有那些有权决定谁有权干涉的人才有权干涉（绕口令……），把这句话拉直了说就是，有权的永远有权，没权的永远没权。可我怎么隐约记得毛泽东同志在四九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说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莫非我们又都趴下了？还是说我们一直就只是某些人手上的玩偶而已，让站起来就得站起来，让趴下就得趴下？

内政？什么是内政呢？挖开千年古墓，王公贵族死了还要妻妾陪葬，这是他们的内政。一百年前，男人打老婆是家常便饭，还美其名曰：“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现如今谁要敢未经许可动对方一手指头，就得当心警察叔叔给挂一个家暴的牌子。“内政”不是永远牢不可破的挡箭牌，脸皮才是。

娜拉总有一天要出走的，上再多的锁也是徒劳的。我们曾经有个专用并列短语来描述这种螳臂当车的腐朽顽固势力，叫什么来着？哦，“XX党反动派”。

检票

周末与Deb同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电影节展映，两个人都不想开车，于是就搭公共轨道交通，正好路上聊天。去的时候一切正常，回来的时候却在检票环节连着出了两个笑话。

先是在Muni的进站口找不到售票机，也不见售票员，转了一圈看见墙上贴着一行字：主站口售票。于是奔向主站口，结果仍不见售票机，好在这回见到一个检票员，不过人家不负责售票，扔给我们两条路：要么走到下一个进站口买票，要么投币——只收硬币。我们着急赶火车，不想再折腾，可是又翻不出四块钱的硬币来。检票员抬手一指，Bart的售票机兼提供换零钱服务。甚好，三步两步跑过去，塞进一块钱，就听见哗啦啦好一阵声响，掉出二十枚五分硬币！这下可好，我们捧着八十枚硬币跑回来，再一个一个往检票机里塞，当当当当，折腾了好一阵才算过关。不由得齐声感叹，这售票系统真是比咱北京的纸票换磁条系统还脑残。

还好，下了Muni，恰好赶上7：15的Caltrain，而且在中途还碰上了难得一见的检票员。Caltrain上车不检票，中途随机抽检，虽然据说逃跑被抓罚得很重，不过概率挺低的。今天这位检票员大哥格外魁梧，声如洪钟，一进车厢扎好马步就大吼一声，“都买票了吗？” 乘客们稀稀落落地回应，“买了。” 检票员对回应不太满意，于是又吼一声：“有票的就大点声！”于是大家像阅兵一样齐声回答：“Yes！” 这一回检票员大哥终于满意了，“很好，都有票，那我就不查了。” 于是大步流星走向下一节车厢。

与Elinor擦肩而过

今早去实验室点卯，在走廊里被Apollo喊住。看他一脸兴奋，可是又不讲为何，就只是手指着显示器让我看——哇，Elinor Ostrom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真是个不大不小的惊喜。

如部分媒体所言，Elinor获奖多多少少算是一个意外，因为她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她的工作更多时候被划分为政治科学。当然意外只是对于传统的经济学家而言。在跨学科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之下，保守的界限划分更像是画地为牢，且不说学科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充其量只算是一个传统而已。就学术成就的重要性而论，Elinor的桂冠应算实至名归，她为解决“公共地悲剧”问题倾注了毕生精力，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合实际的“经济人”假设，证明人类社群自发合作的潜力，为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指出了希望之路。与另几位所谓“热门”的传统经济学家候选人相比，Elinor的贡献更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生态学工作者，对于Elinor的获奖感到欣喜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对于我个人而言，惊喜还不止于此。由于硕士生阶段研究课题的缘故，我基本上翻阅了Elinor近十年出版的全部论著，研究的灵感与思路也部分来源于此。毕业那一年正巧赶上Elinor在ASU组织创立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所以递交了一份申请。后来，还真的拿到了一个offer，可惜来的太迟，已经决定赶奔湾区，只好电话婉拒。不想次日老太太本人亲自操刀写了Email过来游说，真是又惊又喜又遗憾。算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不管怎么说，就是擦肩而过，也算一面之识，写信道贺一句应算情理之中。只是老太太八成已经不记得这个毛头小子了，等明年春天开会的时候当面问问她就知道了。

回头还得补一句，其实得不得奖倒是次要的，关注社会正义、奉献公共福利才是意义所在。

A warbler hit my window

I found a dead warbler lying on the ground outside the window of my living room while I was watering my flowers. I first mistook it as a flycatcher, but finally figured out by the bright yellow uppertail coverts that it is a yellow rumped warbler. It is a juvenile, as it does not have yellow feathers on the chest and the head, which once confused me.

Perhaps I need to put a warning note on the window, in birdish, of course, as I'm setting up a hummingbird feeder right there. The rate of hum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way beyond the evolution of the wildlife cognition, but some of them adapt quickly, as crows and raccoons; some don't, like this poor flycatcher and a lot of others. The "natural" selection is going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