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浓于水

中国有句习语叫“血浓于水”，英语里也有一个"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的典故，我想这并不是一次巧合。不论在怎样文化传统的社会里，亲缘关系总是最可信赖的社会关系之一，即便是从未谋面的远亲，也堪与朝夕相处的 近邻相提并论；儿孙再混账不成器，也总要把遗产留给他们；就连两个同姓的陌生人相识，也要套近乎道“五百年前是一家”……也许这个现象可以用汉密尔顿的亲 缘选择理论来解释，不过我暂时并不想宣传社会生物学。

今 天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有关韩国民众看待朝韩关系的报道，标题中Softer一词可算是画龙点睛。韩国人反对军事打击和过于严厉地制裁朝鲜，这当然是意料之中 的，但是从普通韩国民众的口中，可以清晰地读出他们与中国在出发点上的根本区别：朝鲜对于韩国人来说并不单单是一个邻国，更重要的是那里是他们的同胞，这 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情感问题。尽管美国眼下仍然是他们的重要盟友和守护神，很多韩国人依旧更看重被铁丝网所隔断的手足之情。所以我相信无论半岛的局势如 何发展，南北统一终究是大势所趋。

同样的道理，我对于台湾问题也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政治的阻隔不可能永远斩断血脉的连通，与祖先留下的 基因相比，任何政治势力与意识形态都不过是一场烟云。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我相信能够等到那一天。我所不能理解的是身边总是有许多爱国青年整天梦想着武 力攻台，莫非他们只记得那是祖宗的土地，却忘记了土地上的兄弟？与其如此，我倒宁愿台湾暂时就这样悬而未决好了，至少兄弟还是兄弟，至于政治，让它见鬼去 吧。

参比德国的情况，柏林墙推倒以后，东西德的居民也确实由于经济原因发生了一些龃龉，也许有些人在怀念往日的时光，就像《再见，列宁》里那位老母亲一样，但若是让他们重新选择一千次，我相信柏林墙一定会倒掉一千次。

生 命复制的方式决定了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无可选择地扎根于一个固定的血缘关系网络中，即便是世态炎凉如“贫居闹巷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血缘关系依旧是社 会网络的最根本基础，除非有一天共产主义真的实现了，全人类平等贡献一个公共世界。但是果真会有这一天吗？所以血总还是要浓于水的，尽管也许有时候显得并 不理智。

莫养宠物

昨天夜里又梦见儿时养的那只猫，呼噜噜地蹭我的腿。她的出身比我还惨，甚至连健康都算不上，自从收留她的那天起，她就只有一只眼睛是明亮的，但是分别十年之后，我仍然会在梦中想起她，大概她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吧。

吃晚饭的时候，师兄又谈起他儿时养的狗，津津有味地回忆那些往事，就像谈论自家的孩子一样，末了慨叹一句：“让我惦记十几年，他也该安息了。”

想起月初在电影院碰巧看的一部日本电影，都是些关于人与狗的小故事，多是俗套的情节，但其中也的确有一条狗触动了我一下，就是那条叼着棒球趴在医院门前等待主人一直到死的秋田犬。一直只想过人有思念之苦，难道猫狗也有这般的感情？

人与宠物，一对奇特的组合，却又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无论中间曾有过多少快乐的时光。因为它们的寿命总是不过十几年，而后就撇下主人孤独的思念。也许只有养乌龟才能长久，可惜又是冷血。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一再的养宠物，难道有过一次还不够吗？

玩物丧志？玩物伤怀。

谁的奥运

刚刚有朋友打电话过来闲聊，问起我有没有参加奥运志愿者的活动，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因为我一直越来越困惑：到底是谁在用谁的钱为谁办奥运呢？

我已经记不清北京申办成功的时候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欢呼过了，如果是，那么我现在有点儿后悔了。筹办的进展令人失望，当然，本来就不应该抱太大希望的，那会儿还不像现在这么犬儒。

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奥拜旦先生，组织奥运会的神圣目的都是为了增进友谊和传播和平，对于这一点，我是充满敬意的，同时也很高兴看到现代奥运继承了这样的传统，还有人记得92年的奥运停战吗 ？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随着奥运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举办城市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举办奥运会也就成了一次展示实力的绝佳舞台，久而久之终于彻底成为强国的游戏。希腊人打肿了脸玩了一次奥运回家，结果到现在仍然元气未复，不得不拆除场馆已省开支，是为前车之鉴。

自打01年落脚京城，尝到了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的厉害，便日日盼着能借着“绿色奥运”的东风把这些恼人的阴霾统统一扫而空。不想几年后非但未见路线改良，反倒听见了市政府鼓励发展私家车的号令，于是道路便一天堵似一天；对付空气污染的手段更是巧妙，直接喝令老天爷执行“蓝天计划”，孰料上天冥顽不灵，于是蓝天也就一年少比一年了，如今慢说星星，连月亮也难得一见了，莫笑吴牛喘月，“京牛喘月”亦不远矣。而今看来当初不过是黄粱梦一场。

做梦归做梦，奥运总归是要办的，而且要大办。投资要空前绝后的，设计要匪夷所思的，一定要尽显“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的大腕风范。不过仅仅花钱还远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满街乱晃的穷人实在有碍观瞻，于是一纸政令，外来务工人员一律打回原籍；至于交通管制，更是行政部门的拿手好戏。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把最好最美的一面奉献给世界，当然这“世界”是不包括咱自家的平头百姓的。

中国人一向好面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委婉一点儿的说法是“热情好客”，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自家请客不能磨刀霍霍向别人家的猪羊，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去慷慨大方，以“为国增光”的名义打肿老百姓的脸去帮自己装胖，到头来再把穷人踢到一边，这样的政府怎么似曾相识呢？

我们笑亚特兰大人小气，好吧，那咱就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可是莫斯科的巨额赤字由谁来负担呢？反正不会是地产商，人家早卷钱走人了；更不会是英明的领导们，一个刘志华倒下去，千万个刘志华会站起来。

94年申办败于悉尼之后，国人曾义愤填膺，现在想来倒要感谢澳洲人的“帮忙”，倘使提前8年办了奥运，只怕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奥委会劝告咱奥组委：场馆慢点建，维护费用高。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俺中国人有钱！

我的天台

一个重大发现：我的宿舍楼上有一个天台，64 x 20步，一步一步反复数，像阿姆斯特朗在荒凉的月球上，像鲁宾逊在寂寞的海岛上，像伏契克在狭小的囚室中。四顾无人，好，我宣布，这是我的天台，至少在没有人抗议的情况下。

从此每天晚上在天台上散步，跑步，打太极拳，旁若无人，因为也确实从没遇到过任何人，只有零星的几件衣物搭在晾衣架上轻轻摇摆。不由得想起胖熊师兄在弗莱堡的林间小径长跑的形象，无奈在北京这寸土寸金之地，只有在高高的天台之上才能觅得片刻的安静，64 x 20步，我已知足。

夜晚的天空总是一片灰蒙蒙，看不出阴晴，头顶的月亮苍白无力地若隐若现，更不见儿时的家乡的星空。这里，一切由人造的灯光所主宰，包括一切生命的节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伏在钢丝围栏上看楼下的风景，念起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共同的风景，富人的都市，月亮的天空，我的天台。64 x 20步。

How Long Is Long?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上次在图书馆偶然翻出一本85年的旧书Modeling and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Under Uncertainty，后来一直加班，也就把它忘在书堆里了。眼看还期将至，才忽然记起，午间休息的时候翻出来，正好被师兄撞见，居然张嘴就是一句：“什么书这么黄？”……！

书的确是老了一点儿，同时也继承了Lecture Notes in Biomathematics系列一贯的简朴风格：字体实在是难看得紧。不过内容却是字字珠玑，大大出乎意料，随手翻开一页，是Wayne M Getz的一篇文章，眼睛扫着扫着就撞见这样一个问题：How long is long?真让人拍案叫绝。

这年头，上至政府工作报告，下至中学生作文，几乎是一篇涉及规划管理的文章就要冠以“可持续发展”的名号，真可谓脍炙人口。不过其中有至少十之八九说不清“可持续发展”为何物，剩下的那十之一二对“可持续”的理解也莫衷一是。究其原因，除去学者们基于各自的学术背景对目标优先级的设定不同以外，一个不可回避又难以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这个How long is long：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才算可持续呢？

目前最为常见的是两种极端态度：

其一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当然不是可持续发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但个人决策多半如此，就连政府行政也极为普遍：为官一任不过五年，与其长远规划为他人做嫁衣，不如快马加鞭捞点儿立竿见影的政绩。行政体制不改变的话，只怕是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项目领导站起来。

另一极端是永续发展。无论是经济、能源还是环境研究，最常见的目标函数形式就是简单地寻求对时间无穷积分的最大化，形式上固然漂亮，说起来也很是动听，“为子孙万代造福”嘛。但这样的理想方案实在是纸上谈兵，颇有当年秦始皇“一世、二世乃至万世”的英雄气概，无奈“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既然变化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又如何保证计划能够永远执行下去呢？

更现实一点儿的做法是先寻求局部最优，再逐步修正向更优的方向推进。一方面，从操作层面上来讲，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短期优化与长期优化往往是相冲突的。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以实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这样的宏愿也许只能停留在联合国宪章中，既然签个京都议定书都这么难，又怎么能指望靠全民骑自行车健身来解决能源危机呢？毕竟把口袋里的钱都投资在遥远的虚无缥缈的未来并不能算是理智的行为。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讲，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也不几乎可能实现全局最优，就好像生物进化的过程，共同的祖先经随机变异衍生出无数不同的后代，经自然选择成功存活下来的物种分别在自己的生态位上达到了局部最优，但这种优化的结果既不能实现天下无敌（虎落平阳被犬欺），更不能保证永远的安全（博物馆里的恐龙化石是最好的例证）。同理，再仔细认真高瞻远瞩的计划也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因为上帝就爱玩掷骰子。悲观一点儿地讲，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谓“万全之策”使人类能够“一劳永逸”，也许唯一可以依靠的办法就是建立快速反馈机制和增强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以便于让人类能够在下一次大洪水来临的时候能够及时躲进诺亚方舟，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

How long is long? 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子，这取决于对人类发展前景的预测和态度，乐观者的回答会短一些，也许十年 二十年；悲观者的回答会保守一些，一百年，或者一千年，总之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人类技术发展足够快以便到时候能够找出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也不得不被迫相信 “车道山前必有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近视反倒也带来了一点儿好处，使得大家可以有足够的乐观活下去，而不至于像Hardin博士（就是在68年提出共有 物的悲剧的那位超级大牛）一样因为过于高屋建瓴而郁闷自杀。

想起葛优在电影《大腕》中用石头打的比方：“佛能看无限远”。你我不是佛，所以也无需自卑。

关于月饼

中秋节前提着月饼串亲戚，老爹听说以后笑我“呆”，我心里倒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头一回“明白”。

干嘛一定要送月饼呢？

显然不是因为月饼好吃，要不然早就成了街头巷尾的流行小吃，又何必偏要等到八月十五才能尝鲜。你看饺子本来也是过年才吃的，现在不是到处都是饺子馆，可没见一家月饼铺。

难不成是看重月饼的喻意？这理由怕是更站不住脚。若说风俗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有这层缘故倒还可信，至于今天嘛，我就不信有几个人在买月饼的时候还往这里想过哪怕一秒。

既然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都找不出什么特别有力的支撑，大概也就只能用“传统”来解释了。所谓传统，其实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已，往往推究起来也没什么道理，常常是偶然事件经蝴蝶效应放大的结果，说到底跟现代的流行时尚也没有太大区别。那么既然流行时尚可以瞬息万变，为什么传统就不能变一变呢？事实也确是如此，男人辫子可以留了再割，女人的小脚可以裹了再放，中秋当然也可以不吃月饼，在这一点上，老爹的确比我现代，就像他会因为我记不得父亲节而发怒一样。

不过卫道士也总有卫道的理。我固执地买月饼虽然有悖于按需分配，却是依“礼”行事，而且也相信于情于理都应该如此。

既然说到“礼”，就不能不提“法”。从前常听人说西方是“法治”社会，中国是“人治”社会，自己也颇以为然，直到看了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应该叫“礼治”社会才更贴切。其实法与礼也并非泾渭分明，法就是大尺度的礼，礼就是小尺度的法，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结构及其稳定，所以只需要小尺度的法即可维持，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只需要极少的官吏就能管理，因为除了极少数梁山好汉不识礼数之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要靠宗族邻里的旧礼便能自治了。而对于流动性更大的社会，比如美国这样由一帮拓荒者建立起来的极端国家，公民除了一串安全号码，连固定的住处都没有，自然不能指望在小尺度实现约束，也就只能依靠法律了。

现代的中国无疑是日渐西化了，暂住证的无理要求也没能限制住满大街的外来民工和像我一样的“北漂”人员，社会成员的大范围流动使得“礼”的约束能力越来越有限，相应的也就亟需更大尺度的“法”来弥补，这是不错的。只是这绝不意味着法比之于礼就有绝对的优势，而只是再次证明二者的作用尺度不同罢了。美国人倒是彻头彻尾的依法办事，连父子、夫妻关系也靠法律来维持，可这样的法治社会真的值得推崇吗？慢说我这中国人接受不了，雅各布斯女士50年前在美国就忍受不了了。法是要立的，但是也别急着把礼给丢了，废之易而立之难，到头来恐怕是要后悔的。

中国现在之所以这么乱（小的有就学困难，大的有就业困难，老的有就医困难，还不够乱吗？），讲起来也正是礼治与法治过渡过程中的真空阶段，既无法可依，又无礼可循，只好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家各自为政，焉有不乱之理？这才是真正的“人治”吧。

罗嗦了一大套，终于又转回月饼的问题来了：说得直白一点儿，我以为月饼压根就不是用来吃的（虽然实用价值还是要远远高于脑白金之类），它只是作为礼物的一种具体承载形式，用来维系传统的社会关系（从广义上来讲，家庭成员内部的月饼分配也可以算作礼物，这里就不具体讨论了），也就是所谓“礼”。由于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月饼在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就和Marcel Mauss所研究的印第安或者美拉尼西亚部落内部传递的礼物在根本性质是一致的。据说从前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赴喜宴的贺礼都是标准的点心盒子，我想收了一桌子点心盒子除了证明人际关系以外，也实在没什么实际意义吧。当然，如今改送红包倒是实际很多，只不过又要头疼该塞几张票子进去合适了，这就是礼数从简之后带来的新烦恼。

送其他东西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还是应该把它们与月饼这样特殊的礼物分别开来为好，比方说朋友送月饼我自然不会拒绝，但要是送些其他礼物我就难免会觉得亏欠下人情债了，搞不好还要蒙受贿之嫌。所以在我看来，商家给月饼镶金包银，既不合礼，又不实用，实在是不太明智的做法。

掉进忙人的天堂里

从前有个游手好闲的画家（简直是废话，哪有不游手好闲的画家？），有一天出了点儿意外，他死了，上了天堂。

原来天堂是分成忙人的天堂和闲人的天堂两部分的，那天刚好值班的天使打盹，一个没留神，把画家分配到了忙人的天堂里（敢情天堂的后勤也这么不敬业）。

这点差错对画家兄弟来说倒没什么不习惯的，一如既往地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再不就是旁若无人地坐在河边画画，还不用再为吃饭问题发愁，怎一个逍遥自在。不过那里原住民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平静了：一帮“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工作狂中间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懒汉，简直不啻于闯进一个外星生物。大家都担心画家身上的“懒病”会传染，于是有胡萝卜的捐胡萝卜，有大棒的献大棒，围着画家苦口婆心、威逼利诱……可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更何况是“由懒入勤”，结果是懒汉依旧悠哉悠哉晒太阳，忙人们愈发惶惶不可终日。

终于，户籍科的天使在搞普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错误。于是画家拍拍屁股上的沙土准备搬家，忙人天堂的老住户们也终于可以长处一口气了，没想到的是，这时候从忙人群里站出一个女人：“我要跟他一起走。”

这是我在很久很久以前读过的一个童话故事，真是没想到自己如今也要体验一回掉进忙人天堂里的滋味：本来每天做自己的研究，写自己的文章，倒也悠哉，不料风云突变，研究组接了一大堆项目，又恰巧赶上主力部队都不在，于是俺这样的板凳队员只好又重操救火员的旧业硬着头皮顶上了。每天晚上加班不算，周末也难休息，这回干脆连国庆假期也搭进去了。对于习惯忙碌的人可能也不算啥，轮到我这闲散之人可就惨了。可惜没有画家那么好的定力，只好一路上连滚带爬跟着忙人的节奏跑，这下可真是要把灵魂跑丢咯。

不知道天使几时能来把俺救出“苦海”，让俺回到闲人的世界里去继续低头哼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得，放风时间到了，又得回去加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