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一天

终于熬过了这漫长的一天。赶场似的连续在两个学术会议上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做互不相干的两个报告，然后没完没了的讨论，晚上帮人搬家，终于坐下来喘了口气，方才想起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二十年前，这成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而此后人们只能用沉默来纪念她的名字，这份沉默每持续一天，这份不平凡也累增一分。

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二十年前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算意外，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应该是当其他发生类似事件的前社会主义盟友们纷纷发生政治变革走上民主化道路时，只有中国依旧在政治体制上毫不动摇。相应的另一个奇特现象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同时保持的高速经济增长。

于是，抛去事件本身不谈，大概有人会认为事实证明在当年的“邓赵之争”中，邓是正确的。因为相比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变节分子”，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最好的，这似乎可以说明维持中国的政体相较于民主化于国于民都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这是一个吊诡的逻辑。

首先，中国与东欧国家比较发展速度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的初始状态相差甚远。这就好像在比较一个5岁孩子甲与一个15岁孩子乙的身高增长速度，甲长得快并不能证明这是甲相对于乙的先天优势，更不能说明甲的饮食结构更合理。就这个问题，看一看前几天《明镜周刊》上刊载的东德老照片就一目了然了。更有意义的比较方式是把甲与年龄相仿的丙相比，比如身边的亚洲四小龙。显然中国尚有不如，能否赶上，仍未可知。总之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并不明朗，只要是出口外向型经济，又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储备，经济增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次，经济水平并非衡量国民福利的唯一指标。自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其根本意义在于自由本身是一笔重要财富。一个极端的例证是保释制度的存在，我并不想说保释制度是合理的，但是这至少直接证明人们确实愿意花一大笔钱换取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自由的价值往往是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的。所以即便牺牲自由真的换来了更高的经济回报，也很难讲这笔投资是否划算。

更有，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国民的福利提高是两回事情，虽然两者通常或多或少正相关。古埃及也很富庶，但是广大奴隶们并不幸福。同理，GDP长得快，腰包鼓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人。诚然，民主化的国家也不能保证避免贫富分化，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民主制度能够将贫富分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一个集权制度必然导致财富与权力的严重分配不均。受益者或者是封建君王，或者是官僚资本家，反正普通老百姓只有捡剩饭的份儿，还要叩头感谢“老爷开恩”。

最后，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忍受沉默？中国人并不比其他民族更“逆来顺受”，至少差异并不足以造成这种长达二十年的独一无二的沉默。人们能够忍受沉默是因为对于自由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经济条件的改善所补偿。但是如前所述，自由的价值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所以经济增长永远也不能彻底掩盖对自由的需求，而只是将其推迟。于是，我们可以清晰的预见，这种沉默将随经济增长的停滞而被打破。而经济增长的停滞只会发生在廉价劳动力资源枯竭之后，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沉默还将持续。

不过，漫长的一天也终会有尽头。

倒霉的切尔西，健忘的希丁克

这本来是一场人气一边倒的比赛，小白打进决杀一球的时候，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狂欢。但是我回过头小声对Ricardo说，“我也支持巴萨，但是我觉得今天切尔西更配得上一场胜利。”

巴萨踢得烂到家了，实在看不出是刚刚血洗皇马的同一支球队；切尔西的射手也够挫，大把的机会肆意挥霍；当然今天场上的主角还是无可争议地归属于挪威裁判，赛后切尔西的队员围着他不依不饶也确实有情可原，要换成中国球员，这光头就不一定能活着走出去了。

不过嘛，赛后希丁克的言论几乎抵消了我对于切尔西的同情（相信很多中立球迷也有同样感受）。“这是我见过的最差的裁判。”这话如果出自任何一个切尔西球员之口，我都觉得可以理解，然而当他从希丁克的嘴里冒出来，就很让人诧异了。看起来荷兰人还没有老到痴呆的程度，怎么这么快就把自己当年说过的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呢？7年前带着韩国队连续黑掉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时候，他可绝对不是这个态度：“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直接把葡萄牙藐视了）应该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下一次应该多给裁判塞一点儿），而不是指责裁判。裁判也是人，犯错是很正常的。”3年前马特拉齐因为飞铲队友赞布罗塔吃红牌的时候，他也没少幸灾乐祸，倒是最后输了球没忘记指责对手“太保守”。今天这“最差”又从何说起？莫非前两天刚刚把内存清空了？

即便做不得真君子，再不济也得做个真小人吧，正所谓“占得起便宜就得吃得起亏”。当了婊子也就算了，还要立牌坊就太不象话了。

依然CLINT

前些日子读Binmore的新书Playing for Real，第一章举了一个“电影明星博弈”的例子（其实就是鹰鸽博弈的一个变形），其中的一种策略就叫Clint——遇鸽则鸽，遇鹰则鹰——东木头的老牛仔形象跃然纸上。
　　
　　不过，仅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概括东木头的荧幕形象似乎并不够准确，无论是早期的意大利面条西部片中的大镖客，还是近来“百万宝贝”和 “老爷车”中孤独落寞的倔老头，他都始终如一地扮演着美国式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完美化身，所不同的只是随年龄越来越内化。
　　
　　东木头的电影总不免让人联想起东方的武侠，无论是金庸笔下的独行大侠，还是黑泽明镜头里的流浪武士，似乎都具有类似独立孤僻的个性，只不过有 时候表现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有时候表现为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暴躁。所不同的是，东方的武侠基本上生存在神乎其神的yy中，而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依然 在大平原的荒野上发荣滋长着。
　　
　　千万不要混淆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egoism），前者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的，而后者是与利他主义相对的，一个看重的是过程，一个追求的是结 果。简单来说，个人主义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所以在电影里，凡是老爷子看不顺眼的，甭管是儿女、牧师还是黑帮，统统给我一边凉快 着，小心双筒猎枪伺候！对了，美国人的枪文化还就是与个人主义的繁盛密不可分。每一次美国闹校园枪击案的时候，总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出来指出禁枪法令之所以 不能通过，都是因为美国政府拿了军火商的钱。美国政府可没有百年如一日愚昧老百姓的本事，枪不能禁，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根基，腰里的枪杆子没了，个人主义 就死了，个人主义死了，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了。把历史翻回到两百二十年前，James Madison在美国国会提出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宪法修正案，两年后在Jefferson的支持下通过，即著名的Bill of Rights，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不得侵犯公民持有武器的权利。美国是一个没有过君主的国家，所以美国人也没有信任政府的传统，只有自己腰里的枪杆子才绝对 可靠的安全保障。
　　
　　当然，无限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一点咱的政治课本倒是没说错，错的是后边的结论：所以专政是必需的。这是典型的畜生逻 辑，因为这中间隐藏了一个默认的假设，即人人都是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的畜生。没错，这世界上是有些畜生，但同时也有很多“人”。个人主义或是集体主义并不是 区分畜生与人的界限。
　　
　　东木头的角色就总是如此，一方面总是貌似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另一方面又总是关注周围人群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平时冷若冰霜只是因为尚未 触及其社会道德观念的底限，一旦这个底限被突破了，他会如同自己受伤一样义无反顾地拔枪相助。叫警察？这世界上有谁真的信任警察吗？
　　
　　如果这世上只有一个“柯林特”，个人主义早就灭亡了；如果这世上有千万个“柯林特”，那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向左，向左

自我能分别“左右”起，中国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向右转，随然脚步时快时慢，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确实是没有动摇过，结果是堆起了基尼系数和GDP双座飞速增长的高峰。几家欢笑几家愁，是福？是祸？

时空交错，转眼身在美国，却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居然在向左。身边的伙计们，不论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黑的白的，一个赛一个的左。打发业余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约上几个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黑的白的，找一部纪录片，开一打啤酒，探讨探讨社会公平，再顺带揶揄揶揄前总统。这可是生物系哟。

话说来的也真巧，不但赶上几十年不遇的大萧条，也见识了美国人民“欢送”前总统和迎接新总统的政治热情。还记得登基大典那天一大早，会议室里挤个满满登登，个个全神贯注，居然鸦雀无声。为啥？We are waiting for CHANGE！转变，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向右？W都已经把山姆大叔的大卡车开到右边的水沟里去了。向左？可不容易，Obama想给富人稍微加点儿税，就蹦出个水管工捍卫“美国梦”。财富再分配？这可是社会主义倾向！共和党的漫画都把Obama和Marx画到一起了，别忘了，这可是参议员麦肯锡的老家。

新官上任一个半月，Obama到底没让大伙失望。今天刚抛出来的经济预算案，算是彻底宣布要甩开膀子向左转了。把大资本家们的伸手等着的“救命钱”砍了投给社会医疗和普及教育，赤字的窟窿就从富人身上拔两根汗毛补吧。什么？“大政府”？谁想要自由市场去找格林斯潘说去吧。

向左？向右？司机说了也不算，方向由路决定。“坚定不移”地朝一个方向前进，这是想拉着一车人发动自杀性袭击吗？

山羊的幸福

从小就听大人们讲过无数遍那个可怜的小山羊的寓言：小山羊上山岗，这山望着那山高。西方人的山羊也同样可怜，他们的说法是“篱笆那面的草更绿”。由此经济学家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山羊不是理性的，因为理性的基础是一致性的偏好。那么人又如何呢？

前两天在学校里聚众观摩反战影片，然后聊天，发现哪里的愤青都是一样一样的。痛批资本主义，大骂美国政府，基本上就差高喊社会主义好了。话说这半年里已经不止一次有美国朋友向我表示对中国政府的羡慕了（也可能是我的朋友里左派多了一点儿），每一次都搞得我张口结舌。除了夸中国男足是世界一流强队之外，这大概是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恭维”。但我相信这也确实是他们的真实情感，虽然肯定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这就跟当初在国内我们一帮穷小子围在一起忧天悯人顺带还赞颂美帝的民主制度一样。抛去客观情况不谈，主观感受上有一点总是不变的，那就是自己总不如别人幸福，此刻总是比不上过去，但将来总会更好。幸福啊，总是在对面的山岗上，在篱笆的那一头。人，也不过如此。

又想起那匹可怜的马，拼命跑啊跑啊，苹果还是挂在车夫的鞭子杆上，把舌头伸到尽头也总还是差那么一寸。唯一的出路是改造自己的幸福观——要么知足常乐，要么享受过程，其实都是一回事。一个是告诉自己，能看到苹果在眼前就应该知足，忘了嘴馋的念头吧；另一个是让自己相信，其实吃不吃苹果不打紧，拉车是为了锻炼身体。什么？太阿Q？阿Q有什么不好，至少还省了抽大麻。

老天爷啊，你为啥要把人类都塑造成可怜的西绪弗斯呢？哦，对了，老天爷压根就不存在，那只有去问达尔文先生了，其实问了也白问，他一准还是反复嘟囔那两个字：进化，进化。没错，所有物种都在红皇后的旋转房间里跑圈，你要是感觉幸福，你就停下来不跑了，那别人就要超过你了，于是你就被淘汰了。所以只有感觉不到幸福，才可能得到客观上的幸福（这是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只有幸福感最少的人才能成为自然选择的幸存者。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故事。

达尔文：二百年之后

今天是“达尔文纪年”两百年整，也算是我们这些无神论进化生物学家的圣诞节。自达尔文之后，一切自诩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上帝、真主及其他“神灵”统统灰飞烟灭，人类，Homo sapiens，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翻身做主人了。

我们已经在周末为查尔斯唱了生日歌也吃了蛋糕，不为别的，就只为他是人，不是神，他从未宣称自己的学说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后人自然也不必自作多情搞“两个凡是”，我们可以一边开心庆祝，一边大胆批判，不用担心火刑柱。

虽然我自知力所不能及，却仍要打肿脸充胖子写这个东西，实在是因为近来无论是在如Nature和Science等学术期刊或是纽约时报等大众读物上所充斥的回顾性文章几乎一概都是正统人士的照本宣科，毫无思想价值，仿佛真的是惧怕火刑柱的惩罚一般。

关于达尔文的光辉成就，我无心扮演吟游诗人，烦请自行查阅《物种起源》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很遗憾，无论是在科学“发达”的美国，还是在“无神论”主导的中国，包括“生物学家”在内，这两本书的读者比例都远不及流行小说，特别是后者，其重要意义往往被忽视）。

达尔文之所以地位特别，在于他既不是单纯的博物学家（比如林奈），也不是单纯的哲学家（比如康德），他在完成四年的旅行之后又用了二十年时间思考和撰写《物种起源》，为的是将一个完整抽象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稳固的事实基础之上，这一点要比理论体系本身的任何一点细节都更加重要。事实上，就某一具体的独立现象而言，存在无限多的理论解释方案，就等同于对于任意一确定函数，总可以用多项式在局部逼近，如果仅满足于此，就只是数学游戏，而非科学。比如说，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我们更推崇达尔文，而非拉马克，并非因自然选择比用进废退在理论上更合理，而是我们认为前者更接近事实（当然，拉马克理论并非完全错误，后文将会提及）。至于达尔文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自然也应当同样受到基于事实的严格检验，科学不存在圣经。于是，请容许我将争议问题一一展开。

既然已提到性选择，索性就从它开始。性选择理论的提出，是由于以孔雀为代表的极端性别差异的存在实在难以用自然选择来直接解释：像雄孔雀的尾巴这样华而不实的性状怎么能够不被生存竞争淘汰？达尔文的回答是，因为雌性喜欢。雌孔雀发疯了，不喜欢身强力壮的，偏爱上油头粉面的。理由是，华而不实的性状标明了优秀的可以遗传给子女的潜质——在达尔文的时代，“基因”的概念尚不存在，所以雄性追求子女个体数量，雌性追求子女基因质量的二元理论的明确提出要等到现代综合论的确立。另一个遗留问题是，为什么浓妆艳抹的是雄孔雀，而不是雌孔雀？这个问题要等到Maynard Smith将博弈论引入生物学之后才得到一个完整的回答。简单来说，差异起源于精子与卵子成本投入的不对称。于是进而又得出雄性放荡不羁雌性羞涩胆小的先天合理性。至此，孔雀尾巴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答。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孔雀的雌雄差异模板不是普遍适用的，雌雄性状一致甚至“颠倒”的物种很多，雌雄性状的多态性更是非常普遍，这是达尔文所低估了的，当然这可能更多要归结于当时所能够获取的数据信息大概都或多或少受到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我能看到的都是我想看到的。而其后基因的发现以及现代综合论的提出并没有纠正这一方向性的偏差，反而渐行渐远。如果雌性对雄性的某一可遗传基因型有明确的特殊偏好，那么持续性选择若干代之后，雄性的性征应当趋同，就像人工选择的结果一样，但这与事实矛盾，即自然种群的雄性性征变异性大体保持稳定，这一问题被称为the paradox of the lek。学者为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大量不同版本的假说，但至今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明确的事实基础之上。另外不能不提一句的是Bateman在1948年发表的果蝇实验，这篇文献后来成为了证明雄性放荡不羁雌性羞涩胆小的经典，但是事实上，他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都存在致命缺陷，根本无法支持结论，而且果蝇的行为也并非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believing is seeing的例子。

第二个话题是群体选择和亲缘选择。达尔文本人是支持群体选择理论的，并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道德的起源问题。而后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也一直在生物学中并行发展，直到1962年Wynne-Edwards在群体选择的路上走得太远——他提出生物个体会自觉限制自身繁殖以确保种群规模不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终于引来排山倒海的批判，Williams, Travis和Maynard Smith等也借此为后来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铺平了道路。经过这场“反左倾运动”之后，至今在生物学圈子里也极少有人愿意引用群体选择的理论论证自己的观点，群体选择俨然成为了一个禁忌。但是群体选择真的不存在吗？那么蚂蚁这样的极端社会性生物的存在又当如何解释？一个及其巧妙的解答是亲缘选择。这是一个伴随着种群遗传学产生的理论，一个最形象的比喻是Haldane的那句：“我愿意跳到河里去救我的两个兄弟或者八个表兄弟”。单倍体雄蚁的发现成为了亲缘选择理论的最佳例证——与其生养1/2亲缘关系的亲生骨肉，不如喂养3/4亲缘关系的姊妹，所以工蚁看似忘我的辛勤工作，其实也是自私的基因在驱动。这个故事也像Bateman的实验一样传了一代又一代，鲜有人质疑（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宣称），尽管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随着更多对社会性生物研究的开展，我们已经发现一个蚂蚁种群中的基因多样性远比纯粹的内部繁殖要高，在另一些物种，例如一些黄蜂的巢穴中，不同成员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近亲关系。这至少足以说明亲缘选择并不是支持社会性动物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不依赖于亲缘关系的群体选择是实际存在的。更引申一步，“自私的基因”这一说法其实是错误的，虽然Dawkins的基本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基因本身并没有情感可言，自私更是无从谈起。自私只能在行为水平上表达，但是行为与基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行为的自私或是利他并不能确定地归因于基因的类型（见下文论述），而且更准确地说，行为的自私与利他应该由动机确定而不是按结果分类，所以利他行为的存在是在理论上完全合理的。

最后要挑战的Boss是“基因中心主义”。这不是达尔文本人提出的理论，却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基因在遗传中的重要意义毋庸多言，但是基因并不是遗传的全部，更不是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拉马克被批判了很多年，但获得性遗传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我父母说汉语，所以我也说汉语，但这显然不是我的基因决定的。这种非基因的遗传并不仅仅限于人类的文化，鸟类的歌唱也是要经过后天的学习，至于其他复杂行为也大体都要经过社会学习，人工驯养的动物放归自然难以生存原因正在于此。而且非基因的遗传途径也不仅限于有意识的社会学习，发育过程中基因表达的变化也同样是可能遗传的，比如母鼠的激素水平会影响她的哺乳行为，从而影响幼鼠的激素水平，进而又可能影响到子代的哺乳行为，代代相传。所以当我们发现影响某一行为的基因的时候，切不可轻易下结论可以通过改变这一基因控制行为。因为基因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理论呢？正确的理论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这就是科学的逻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革命，像达尔文在一百五十年前所做的一样。

'Israel Has a Habit of Closing its Eyes to Hard Facts' -- BOUTROS-GHALI

SPIEGEL INTERVIEW WITH BOUTROS BOUTROS-GHALI

'Israel Has a Habit of Closing its Eyes to Hard Facts'

The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in Gaza will have "unforeseeable consequences" for the region, warns former UN Secretary-General Boutros Boutros-Ghali. In an interview with SPIEGEL ONLINE, he discusses the short-sightedness of Israeli politicians, Egypt's role and his muted hopes for peac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don't see an era promising happiness. It's true that the curse of the colonial era disappeared half a century ago, and the Cold War is behind us. Millions of people expected a world that was better, more socially just and marked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owever, the unfortunate result has been that the age-old ills of mankind -- growing social disparity, inflammatory national and religious ideologies, cultures closing themselves off to outsiders -- have once again foiled these hopes. It is a shame that I will surely not live to see the dawning of a truly better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