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遗传：写在父亲节之后

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无视“洋节日”，所以每每在父亲节被老爹在电话里教育一通。到了美国，大约提前半个多月就已经是满眼的父亲节促销广告，周末的纽约时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父子关系的软文，跟读者文摘差不多，看得人直倒牙，自然也就忘不掉了，于是早早拨电话回去给老爷子请安。

赶巧第二天Jeremy博士论文答辩，题目是genetic imprinting，也就是同一等位基因因来源不同（父方或母方）而表达不同的现象。更直白一点儿说，有一些基因，如果是从母亲一方遗传所得，即表现为隐性，而如果是从父亲一方得来，则表现为显性；或者正相反。于是在随后开香槟庆祝的时候，一向爱开玩笑的Ricardo指着Jeremy的哥哥小声跟我说：“今天见到Jeremy的哥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要研究imprinting了（——这哥俩儿长得太不像了）。”

Imprinting并不限于这类简单的基因选择性表达，后天行为上的imprinting可能更为普遍和重要。比如说小鸭子会把孵化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作为模板来模仿。人类作为复杂文化的载体更是如此。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显然不只是针对长相而言，通常情况下父母都是子女一生当中第一个也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榜样，所以子女在幼年时很自然会把父母的各种好的坏的和不好不坏的习惯一律照单全收。如果父母在行事风格上有很大差异，那可能就要看谁与子女的接触更多关系更为亲密了。另外如果在一个社会文化中有明确的社会性别分工，那么父母双方也往往会可以地使儿子更多模仿父亲，让女儿更多模仿母亲。如果教育方式颠倒了，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子女社会性别在一定程度上的颠倒。不过，由于人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过度的强化教育也可能导致逆反的结果。从小上“奥数”辅导班就能培养起对数学的兴趣？那可未必。

基因的遗传与行为上的遗传加在一起仍然还不是遗传的全部，否则父母们也不必拼命赚钱了。环境也是可以遗传的，所以才古有孟母三迁，今有高价择校。皇位是遗传的，贵族是世袭的，遗产是继承的，一个人忙忙碌碌一辈子，不但是为了能把自己的坟头修得高一点儿，还要把财富地位等等等等传给下一代。单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太子党之类现象的出现倒也是父母之爱的正常体现。只不过，一方面，温室的花朵往往经不起雨打风吹，万贯家财也未必换得来一个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父母之爱虽然是人之常情，却未必符合社会正义。如果一个家长帮着自家孩子欺负别人家孩子，人们会鄙视之为“护犊”，那么一个公务员滥用公权力为子女谋私利，就更不能为社会公众所容。至于金二世金三世之类的现象，就只能说是历史的返祖了。

基因之外，究竟遗传多少东西给子女为好？这可真是个难题。

呼吁中共取缔互联网

近来国内似乎不是很和谐，比如说湖北接连出了巴东邓玉娇与石首涂远高两起震惊中外的群众事件，连我这美国乡下都惊动了。

要说这两起案件本身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哪个18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讲不出几个比这感天动地的本地版《窦娥冤》。所以依我看，破坏和谐的最大帮凶就是互联网。Internet，单听这名字就够邪恶的，国际互联网，难不成要把全世界人都组织起来，实在是太危险了。要知道我党当年可就是靠着走群众路线发展非法地下组织起家的，这要是有人效仿，那还得了？（瞧瞧伊朗这通折腾，都是twitter给闹的。）

英明神武的我党自然早有对策，先造一盾，再建一坝，其规模之宏大，构思之大胆，堪称世界第八和第九大奇迹而无愧矣。不过我党高层过于宅心仁厚，不忍将此孽畜斩首，而只将其阉割，待其浪子回头。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层层审查人员加班加点昼夜奋战，仍有大量残毒流窜于各隐蔽角落，伺机反扑，所以才挑起近来接连的群体性事件，危害不可谓不大，是可忍孰不可忍！

长远之计，唯有彻底取缔互联网。学习先进思想，新闻联播足矣。不信，可参考近邻朝鲜，人家没有internet，老百姓照样快乐且更充实地生活着。可见我们需要向朝鲜学习的，可不仅仅是足球而已。

漫长的一天

终于熬过了这漫长的一天。赶场似的连续在两个学术会议上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做互不相干的两个报告，然后没完没了的讨论，晚上帮人搬家，终于坐下来喘了口气，方才想起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二十年前，这成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而此后人们只能用沉默来纪念她的名字，这份沉默每持续一天，这份不平凡也累增一分。

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二十年前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算意外，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应该是当其他发生类似事件的前社会主义盟友们纷纷发生政治变革走上民主化道路时，只有中国依旧在政治体制上毫不动摇。相应的另一个奇特现象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同时保持的高速经济增长。

于是，抛去事件本身不谈，大概有人会认为事实证明在当年的“邓赵之争”中，邓是正确的。因为相比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变节分子”，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最好的，这似乎可以说明维持中国的政体相较于民主化于国于民都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这是一个吊诡的逻辑。

首先，中国与东欧国家比较发展速度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的初始状态相差甚远。这就好像在比较一个5岁孩子甲与一个15岁孩子乙的身高增长速度，甲长得快并不能证明这是甲相对于乙的先天优势，更不能说明甲的饮食结构更合理。就这个问题，看一看前几天《明镜周刊》上刊载的东德老照片就一目了然了。更有意义的比较方式是把甲与年龄相仿的丙相比，比如身边的亚洲四小龙。显然中国尚有不如，能否赶上，仍未可知。总之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并不明朗，只要是出口外向型经济，又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储备，经济增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次，经济水平并非衡量国民福利的唯一指标。自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其根本意义在于自由本身是一笔重要财富。一个极端的例证是保释制度的存在，我并不想说保释制度是合理的，但是这至少直接证明人们确实愿意花一大笔钱换取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自由的价值往往是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的。所以即便牺牲自由真的换来了更高的经济回报，也很难讲这笔投资是否划算。

更有，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国民的福利提高是两回事情，虽然两者通常或多或少正相关。古埃及也很富庶，但是广大奴隶们并不幸福。同理，GDP长得快，腰包鼓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人。诚然，民主化的国家也不能保证避免贫富分化，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民主制度能够将贫富分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一个集权制度必然导致财富与权力的严重分配不均。受益者或者是封建君王，或者是官僚资本家，反正普通老百姓只有捡剩饭的份儿，还要叩头感谢“老爷开恩”。

最后，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忍受沉默？中国人并不比其他民族更“逆来顺受”，至少差异并不足以造成这种长达二十年的独一无二的沉默。人们能够忍受沉默是因为对于自由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经济条件的改善所补偿。但是如前所述，自由的价值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所以经济增长永远也不能彻底掩盖对自由的需求，而只是将其推迟。于是，我们可以清晰的预见，这种沉默将随经济增长的停滞而被打破。而经济增长的停滞只会发生在廉价劳动力资源枯竭之后，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沉默还将持续。

不过，漫长的一天也终会有尽头。

倒霉的切尔西，健忘的希丁克

这本来是一场人气一边倒的比赛，小白打进决杀一球的时候，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狂欢。但是我回过头小声对Ricardo说，“我也支持巴萨，但是我觉得今天切尔西更配得上一场胜利。”

巴萨踢得烂到家了，实在看不出是刚刚血洗皇马的同一支球队；切尔西的射手也够挫，大把的机会肆意挥霍；当然今天场上的主角还是无可争议地归属于挪威裁判，赛后切尔西的队员围着他不依不饶也确实有情可原，要换成中国球员，这光头就不一定能活着走出去了。

不过嘛，赛后希丁克的言论几乎抵消了我对于切尔西的同情（相信很多中立球迷也有同样感受）。“这是我见过的最差的裁判。”这话如果出自任何一个切尔西球员之口，我都觉得可以理解，然而当他从希丁克的嘴里冒出来，就很让人诧异了。看起来荷兰人还没有老到痴呆的程度，怎么这么快就把自己当年说过的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呢？7年前带着韩国队连续黑掉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时候，他可绝对不是这个态度：“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直接把葡萄牙藐视了）应该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下一次应该多给裁判塞一点儿），而不是指责裁判。裁判也是人，犯错是很正常的。”3年前马特拉齐因为飞铲队友赞布罗塔吃红牌的时候，他也没少幸灾乐祸，倒是最后输了球没忘记指责对手“太保守”。今天这“最差”又从何说起？莫非前两天刚刚把内存清空了？

即便做不得真君子，再不济也得做个真小人吧，正所谓“占得起便宜就得吃得起亏”。当了婊子也就算了，还要立牌坊就太不象话了。

依然CLINT

前些日子读Binmore的新书Playing for Real，第一章举了一个“电影明星博弈”的例子（其实就是鹰鸽博弈的一个变形），其中的一种策略就叫Clint——遇鸽则鸽，遇鹰则鹰——东木头的老牛仔形象跃然纸上。
　　
　　不过，仅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概括东木头的荧幕形象似乎并不够准确，无论是早期的意大利面条西部片中的大镖客，还是近来“百万宝贝”和 “老爷车”中孤独落寞的倔老头，他都始终如一地扮演着美国式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完美化身，所不同的只是随年龄越来越内化。
　　
　　东木头的电影总不免让人联想起东方的武侠，无论是金庸笔下的独行大侠，还是黑泽明镜头里的流浪武士，似乎都具有类似独立孤僻的个性，只不过有 时候表现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有时候表现为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暴躁。所不同的是，东方的武侠基本上生存在神乎其神的yy中，而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依然 在大平原的荒野上发荣滋长着。
　　
　　千万不要混淆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egoism），前者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的，而后者是与利他主义相对的，一个看重的是过程，一个追求的是结 果。简单来说，个人主义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所以在电影里，凡是老爷子看不顺眼的，甭管是儿女、牧师还是黑帮，统统给我一边凉快 着，小心双筒猎枪伺候！对了，美国人的枪文化还就是与个人主义的繁盛密不可分。每一次美国闹校园枪击案的时候，总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出来指出禁枪法令之所以 不能通过，都是因为美国政府拿了军火商的钱。美国政府可没有百年如一日愚昧老百姓的本事，枪不能禁，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根基，腰里的枪杆子没了，个人主义 就死了，个人主义死了，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了。把历史翻回到两百二十年前，James Madison在美国国会提出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宪法修正案，两年后在Jefferson的支持下通过，即著名的Bill of Rights，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不得侵犯公民持有武器的权利。美国是一个没有过君主的国家，所以美国人也没有信任政府的传统，只有自己腰里的枪杆子才绝对 可靠的安全保障。
　　
　　当然，无限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一点咱的政治课本倒是没说错，错的是后边的结论：所以专政是必需的。这是典型的畜生逻 辑，因为这中间隐藏了一个默认的假设，即人人都是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的畜生。没错，这世界上是有些畜生，但同时也有很多“人”。个人主义或是集体主义并不是 区分畜生与人的界限。
　　
　　东木头的角色就总是如此，一方面总是貌似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另一方面又总是关注周围人群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平时冷若冰霜只是因为尚未 触及其社会道德观念的底限，一旦这个底限被突破了，他会如同自己受伤一样义无反顾地拔枪相助。叫警察？这世界上有谁真的信任警察吗？
　　
　　如果这世上只有一个“柯林特”，个人主义早就灭亡了；如果这世上有千万个“柯林特”，那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向左，向左

自我能分别“左右”起，中国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向右转，随然脚步时快时慢，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确实是没有动摇过，结果是堆起了基尼系数和GDP双座飞速增长的高峰。几家欢笑几家愁，是福？是祸？

时空交错，转眼身在美国，却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居然在向左。身边的伙计们，不论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黑的白的，一个赛一个的左。打发业余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约上几个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黑的白的，找一部纪录片，开一打啤酒，探讨探讨社会公平，再顺带揶揄揶揄前总统。这可是生物系哟。

话说来的也真巧，不但赶上几十年不遇的大萧条，也见识了美国人民“欢送”前总统和迎接新总统的政治热情。还记得登基大典那天一大早，会议室里挤个满满登登，个个全神贯注，居然鸦雀无声。为啥？We are waiting for CHANGE！转变，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向右？W都已经把山姆大叔的大卡车开到右边的水沟里去了。向左？可不容易，Obama想给富人稍微加点儿税，就蹦出个水管工捍卫“美国梦”。财富再分配？这可是社会主义倾向！共和党的漫画都把Obama和Marx画到一起了，别忘了，这可是参议员麦肯锡的老家。

新官上任一个半月，Obama到底没让大伙失望。今天刚抛出来的经济预算案，算是彻底宣布要甩开膀子向左转了。把大资本家们的伸手等着的“救命钱”砍了投给社会医疗和普及教育，赤字的窟窿就从富人身上拔两根汗毛补吧。什么？“大政府”？谁想要自由市场去找格林斯潘说去吧。

向左？向右？司机说了也不算，方向由路决定。“坚定不移”地朝一个方向前进，这是想拉着一车人发动自杀性袭击吗？

山羊的幸福

从小就听大人们讲过无数遍那个可怜的小山羊的寓言：小山羊上山岗，这山望着那山高。西方人的山羊也同样可怜，他们的说法是“篱笆那面的草更绿”。由此经济学家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山羊不是理性的，因为理性的基础是一致性的偏好。那么人又如何呢？

前两天在学校里聚众观摩反战影片，然后聊天，发现哪里的愤青都是一样一样的。痛批资本主义，大骂美国政府，基本上就差高喊社会主义好了。话说这半年里已经不止一次有美国朋友向我表示对中国政府的羡慕了（也可能是我的朋友里左派多了一点儿），每一次都搞得我张口结舌。除了夸中国男足是世界一流强队之外，这大概是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恭维”。但我相信这也确实是他们的真实情感，虽然肯定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这就跟当初在国内我们一帮穷小子围在一起忧天悯人顺带还赞颂美帝的民主制度一样。抛去客观情况不谈，主观感受上有一点总是不变的，那就是自己总不如别人幸福，此刻总是比不上过去，但将来总会更好。幸福啊，总是在对面的山岗上，在篱笆的那一头。人，也不过如此。

又想起那匹可怜的马，拼命跑啊跑啊，苹果还是挂在车夫的鞭子杆上，把舌头伸到尽头也总还是差那么一寸。唯一的出路是改造自己的幸福观——要么知足常乐，要么享受过程，其实都是一回事。一个是告诉自己，能看到苹果在眼前就应该知足，忘了嘴馋的念头吧；另一个是让自己相信，其实吃不吃苹果不打紧，拉车是为了锻炼身体。什么？太阿Q？阿Q有什么不好，至少还省了抽大麻。

老天爷啊，你为啥要把人类都塑造成可怜的西绪弗斯呢？哦，对了，老天爷压根就不存在，那只有去问达尔文先生了，其实问了也白问，他一准还是反复嘟囔那两个字：进化，进化。没错，所有物种都在红皇后的旋转房间里跑圈，你要是感觉幸福，你就停下来不跑了，那别人就要超过你了，于是你就被淘汰了。所以只有感觉不到幸福，才可能得到客观上的幸福（这是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只有幸福感最少的人才能成为自然选择的幸存者。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