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一大早搭火车去秦皇岛给姑奶祝寿,也许是已经多年未见的缘故,竟把我这晚辈待若上宾,实在是受宠若惊颇有几分尴尬。后来才渐渐发觉,也许是学历在其中作怪。
读书本来是个人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却有“书香门第”这样一个词汇,所以就传统文化来说,读书是家族的大事。这几年到全国各地旅行,发现这确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凡历史上门庭显赫的家族,无不是“举族供养一人读书应试,一人高中出仕荫泽宗族”的模式。想来倒也合情合理,毕竟小农经济时代,一个青壮劳力不下地务农而十年寒窗,又十年或数十年科举应考,资本投入实在不是一个普通家庭所能担负,但学而优则仕又偏偏是封建时代唯一可以改变家族命运的正途,因而家族集体投资模式作为群体进化的产物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时过境迁,教育渐渐普及,学历已不再像以往那般值钱,顶着博士帽的失业流民也不罕见。不过人们的传统观念却很难转变,除了东南沿海的少数私营经济发达地区之外,绝大多数人依然把读书取仕当作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大概正是如此,所以我才会受到格外的优待。殊不知就算我从斯坦福把经取回来也不过能在象牙塔里某一教职,每月领几斗米的微薄薪水而已,实在愧对厚望。
从另一角度来看,也许正是家族对教育的一贯重视才促进了教育在中国的快速普及。即便在偏远而贫敝的山村,人们也普遍认为读书是大事,尽管从经济上来讲可能并不划算。当然,这一传统对女童并不公平,好在如今这种教育权利上的性别歧视已经不再多见。
现如今,家族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似乎变成了一条单向的纽带,老人们依旧对后生们寄予厚望,而经济自立的年轻人则迫切期待甩掉家族的包袱去争取个人的自由。所以可以预见,作为文化断层的阵痛,“白眼狼”一定是不会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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