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弃儿

又一个代课教师的感人故事，日薪一斤苞谷，“他既是教师，又是校长，同时还是勤杂工，他不仅要给学生们上课，还要到山下背水给孩子们喝。”

确实让人感动，也许足够感动中国，只是……为什么又是山区的代课教师？一年又一年，我们的感人故事为什么还是这么多？

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国家财政对于国民教育投入的不足，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不过这还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甚至不是故事的主要部分。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资金的投入究竟是如何分配的。前两年那个拍脑袋的教育部出台过一个全面废止民办教师的政策，后来不得不自扇耳光把政策收回了，因为很多偏远山村都根本招不到教师，更不要说是公办教师了。那么说中国的教师队伍数量不足吗？我不这么认为。

似乎范美忠老师一鸣惊人之后曾经颇引起一些人的感叹：“北大毕业居然去做中学教师？！”其实在现今中国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慢说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做中学教师一点儿不罕见，博士们为争夺一个中学教师位置打得头破血流的也是屡见不鲜，理由很简单也很直白——中学教师赚得比大学副教授多。当然也有一个前提：大城市。

北京上海……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小学生唱哪几出京剧都能惊动教育部，学生的素质自然也是出类拔萃，高考分数线低几十分有什么不合理的吗？一旦出了这个圈子，有个成语很贴切，每况愈下，而且恐怕是指数递减。到了村里还能剩下什么呢？当然就只有老乡们合伙捐出点儿苞米棒子了。试问有几个头脑“正常”的大学生愿意为这几斗玉米棒子去感动中国呢？有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飞出大山呢？

前几天回到我读书的高中踢球，看到今年高考录取的榜单，惊讶地发现排名前列的学生几乎是清一色来自两个班级，也就是说，这是两个重点班，而被忽视的是二十多个非重点班……我特地同校长谈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不喜欢这样的发展趋势，至少在我读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首先，区别教育的效果并不好，从高考成绩上可以看出来，人为催生的过度竞争不一定会创造积极的动力。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并不公平。高中教育虽然还不是普及教育，但是公立学校至少不应该成为贵族教育。我相信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而不在于多一两个“精英”。可惜话语权一直把握在极少数“精英”手里。

人总是有私心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受到最好的教育，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上一辈的“精英”们自然也会努力培养下一辈的“精英”，而且在中国当前的权力体制下，他们有这个能力。所以北京的教育越来越好，而山村的老师越来越少……即使国家对教育投资的力度加大，这个分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人生而不平等，除非我们有一个平等的制度，人们有平等的话语权。

钻石的价值

老同学办喜事，聊起没过门的弟妹要的钻戒，才知道那玩意儿原来这么值银子，居然比我的估价还要高出一个数量级……又不当吃又不当喝，为什么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呢？

这就是柏拉图提出的“水和钻石”的悖论，斯密的陈述是，“没有比水更有用处的东西了，但水却极难换取任何其他东西。相反，一块钻石几乎毫无用处，却常常可以交换很多其他东西。”

一个最直接的回答是：钻石的稀缺性决定了其高昂的交换价值。寻找一块钻石所需的预期劳动量是极大的，像买彩票一样，就算投入倾家荡产，也未必能有所收获。再说就算你有足够的毅力和决心，也未必能从刚果和塞拉利昂活着回来。所以钻石的成本是相当高的，掏一笔巨款免去淘钻石的辛苦和风险，倒也合情合理。

可是价值并不是这样度量的。一件事物的价值是由其所能带来的效用决定的。有人说钻石的使用价值就是切割玻璃而已，如此说来，花巨款买把玻璃刀岂不荒谬？以此推理，钻石的效用定然不止于此。

类比于黄金白银，钻石显然更加稀缺且坚固，所以作为保值储藏物应是极品。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钻石的目的似乎并不是储蓄或投机之用，不然干嘛要把钻石带到手上，怕小偷看不见吗？

所以依我看，钻石的主要效用，在于其炫耀的功能。人是社会动物，寻求在群体中提升自己的社会等级是本性使然，而手段不一而足。可以像大猩猩一样通过短兵相接排座次，不过这是野蛮行为，可能造成两败俱伤，只有迫不得已才会出此下策；也可以像孔雀一样通过展示华丽尾羽文明竞争，人类确实一直乐此不疲，比如选美比赛和整容化妆产业的蒸蒸日上。可惜财富不能够像羽毛一样长在身上，所以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表现。像当年石崇与王恺那样斗富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实在是过于赤裸裸，总免不了被旁人诟病为“暴发户”。没办法，人类就是这么虚伪的动物，又想炫耀，又怕别人说自己显摆，于是只好挖空心思搞出形式主义的复杂手段来把自己伪装起来。钻石就是这样一种手段，人们为其赋予了众多的象征意义，其实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炫耀行为装扮得看上去文明一点儿。总不能直接把钞票贴在脸上吧，那也太“土鳖”了……

其实炫耀也无可厚非，毕竟如果人们都不再炫耀了，这世界该是多么平淡无趣啊。

皇上圣明

继6-28贵州事件之后，云南某县在7-19又发生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而两省政府部门对于两起事件的处理方法更是高度地一致——先将冲突定性为“极少数”不法分子寻衅滋事，再将矛盾归结于地方政府长期失职引发民怨；然后由封疆大吏亲自出面，各打五十板子，以正视听。

公道地讲，相比于从前的严打作风，最近两起事件的处理过程在透明度以及合理性上都已经有所进步，至少没有完全对公共舆论充耳不闻。对于国人来说，这样的处理结果似乎已经做到了“面子上过得去”，不过在这一点上也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比如说由上级大员出马将下级官员拿下，不但纾解了民怨，还彰显了中央领导们的明察秋毫英明神武。而这也正吻合了民众对政府形象的想象和期望——北京鸭将这一现象总结为：Local CCP Bad, Central CCP Good，即地方官员都是腐败分子，党中央还是爱民如子的，只是下边的“坏蛋”欺瞒中央而已。根据我个人这两年来在各地的工作经验，这样的想法在民众中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更是如此。

Pomfret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将中国民众的这种特殊社会心理溯源到“包青天”的身上，即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相信定会有青天大老爷从天而降来主持正义，所以社会底层的冤屈总会有沉冤得雪的一天，因为皇上圣明毋庸置疑。尽管封建皇权制度早已是过眼云烟，然而文化的演变却依旧缓慢，纵使像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翻天覆地，也未能将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封建余孽”铲除干净。还记得去年在四川山区做调查的时候，当地人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康熙微服私访》和《杨三姐告状》，其背后的寓意也不难窥见：由于对地方政府的不满而上诉无门，只好期待当今的“皇上”也能微服私访体察民情。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期待呢？

“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政府，封建农民”，这就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状。贫困并不是自然资源的限制造成的。

有一点儿出人意料的是，电视机的进入和普及在弥合文化鸿沟的同时又在进一步加剧这种精神分裂状态。老百姓如今可以从电视上了解到中央出台的新政策，但是除了CCTV之外，他们并没有更多的信息渠道，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听到关于中央的百分之百的官方报道。相反，对于地方政府，他们不需要通过新闻报道来了解，因为生活体验比来自电视机的二手消息更可靠。那么，既然新闻说中央出台了各种政策，而地方上却没有落实，问题出在哪里？新闻里说总理还穿着旧棉袄，可是大家都看到乡长家里住上了小洋楼，这又要怎么解释呢？对于一颗正常的脑袋来说，这些信息只能推导出一个结论：地方官贪赃枉法辜负了党中央的一片苦心。不得不承认，党中央对媒体的控制在整体上来讲是成功的，至少暂时如此。

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实现一般均衡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充分信息，可惜对于很多地区的很多人来说，这是天方夜谭。所以有些人在福布斯榜单上炫耀了一番之后还要呼吁政府照顾，而另外一些人则甘受贫困一声不吭，只是默默期待着钦差大臣的降临。这就是中国。

没错，总要有希望才有动力活下去，既然有人相信神佛上帝，为什么不能相信皇上圣明呢？

“血腥尼古拉”还是“血腥列宁”？

整整九十年前，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包括沙皇夫妇、儿女及仆人——倒在布尔什维克的枪口之下。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一贯坚持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原则，这个丢了脑袋的“暴君”还被追认了一个“血腥尼古拉”的称号——一向伟大光荣正确的列宁同志怎么可能误杀好人呢？所以他们一定都是罪有应得，包括那几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谁叫他们出身不好呢？根据先进理论，阶级性大概是可以基因遗传的吧。

不过，似乎总有“一小撮”落后群众在对敌人滥发善心。由于皇子Alexei和小公主Anastasia的尸骨一直未能找到，这些人就总是不肯放弃幻想“暴君”的孽种幸免于难，还不断传出假冒公主的传闻，居然还被别有用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拍成了电影。可是，在先进理论指引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怎么可能对反动阶级存有丝毫同情心呢？这当然是白日做梦。刚刚公布的考古研究结果终于熄灭了这最后的一丝火星——皇子和小公主的骨骸也得到确认。可是，可是，为什么在听到这个预料之中的消息的时候，我还是会感到莫名的失望和伤感呢？也许我就属于那革命性不强的“一小撮”吧，不过这“一小撮”真的有那么小吗？同情心难道不是人类最基础的天性之一吗？莫非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基因变异的产物？

列宁同志当然不会冤枉好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记载，“血腥尼古拉”曾经下令血腥镇压进步群众的政治运动，据说造成伤亡上千人；还有他手下那个著名反动头子斯托雷平，动辄逮捕革命人士。可是，正是在这个“血腥尼古拉”的恐怖统治之下，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同志，作为行刺沙皇凶犯的亲弟弟，照常顺利考入了喀山皇家大学的法律系，而且还能不断地组织学生和工人运动，所得的处罚也不过是开除学籍、短期流放之类，而且在流放期间还从政府得到充裕的经济补助，还能照常在国内发表文章，还能拿到出国护照……大概“暴君”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得到他宽大处理的正义领袖会怎样报答他吧。

“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列宁同志果然说到做到，那么这个小得多的代价究竟是多少呢？据流亡的统计学教授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这个代价是五千五百万人！看来尼古拉二世没什么可遗憾的，毕竟他还有这样庞大的陪葬队伍。

当然，把所有功绩都算在乌里扬诺夫同志的账本上是不公正的，毕竟这里面大部分的工作是由他指定的继任者斯大林同志完成的。不过，既然说万事开头难，那么究竟是谁带的头呢？

留美预备学校重现辉煌

U.S. GRADUATE TRAINING: Top Ph.D. Feeder Schools Are Now Chinese -- Mervis 321 (5886): 185 -- Science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这条消息。

我只知道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快速增长下去，其中有我一个。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较量，借用茨威格的比喻，是“蚂蚁战大象”。

Viktor Navorski先生，来自虚构的战乱中东欧小国Krakozhia，而后又不幸沦为无国籍难民，空降山姆大叔门前，举目无亲，几乎身无分文，英文表达能力基本上除了yes和no之外就只有Jazz。

Frank Dixon先生，本土精英，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新任国王，生杀大权在握，手下“奴隶”无数，只需坐在办公室晃一晃遥控器和步话机，一切尽在掌握。

诚然，Navorski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毅力，能在机场住9个月真是非比常人；再比如说勇气，能豁出脸面去靠回收手推车赚quarters，恐怕换成我没这个胆量；还有手艺，不单可以用来混饭还能泡妞，想必老兄在国内干过瓦匠……OK，这些优点也许能够帮助他在困境中生存下去，不过，也仅仅是维持生存而已，要靠单挑战胜Dixon，仍然没有任何胜算。

好在，幸运的是，Navorski这个小角色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优势：他有同情心，而且是很强烈的那种；而Dixon的同情心，似乎早被他的权力欲望吞没了。Navorski自保且不能，俨然全机场最为无助的孤儿，却还时时不忘向身边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虽然也时不时帮倒忙；而Dixon总是强调rules，在他眼里，人都是没有感情的机械生物，这个世界是凭借权利和规则运行的。事实证明，在争夺盟友的斗争中（当然这只是非自觉的斗争），同情心远远比权力和规则更加有力量。蚂蚁可以战胜大象，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Passion -- t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is country."这是Dixon的老上司教育Dixon的话，可惜他似乎丝毫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意，直到目送对手远去，也许他都没有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他无法想象一向胆小怕事为了逃避牢狱之灾而隐姓埋名23年的印度老头会有勇气抄起拖把“劫机”；更无法相信他的“奴隶”竟会集体叛变。“难道他们不怕扣工钱、炒鱿鱼甚至坐班房？难道这世界上真有人甘愿为别人而自我牺牲？”

是的，人是自私的，但只是有限的，所以强权的效力也是有限的。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 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这是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同情，或者说是对他人的关心，乃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情愫。我们的晚餐虽然不一定是面包师和屠夫的慈悲恩赐，但是一个丧失了同情心的社会也很难提供比晚餐更多的温暖，想想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吧……

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混乱状态，很多人将其归咎于“法制不健全”。然而中国的法令真的还不够多吗？我很怀疑这世界上是否还有比中国的红头文件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法令能够许诺更美好的未来吗？我很悲观。有人说美国是“法制国家”的典范，然而这个典范国家居然在使用判例制而非法典制。正如Dixon的老上司之言，这个典范国家的基础是“情”而非“法”，因为法的核心还是人。

大卫休谟说法律是按照对付“流氓”的标准设计的——所以法律必然也只能维持最低等级的道德。如果说没有法律的社会是弱肉强食的蛮荒之地，那么单纯依赖法律运行的社会也最多不过是一座秩序井然的大监狱而已。Dixon治下的肯尼迪机场就是这样一座监狱，每一个低级员工每日里循规蹈矩聊以自保，直到Navorski这个秩序破坏者突然降临。他的大手印向人们证明，除了循规蹈矩，一个人还可以做得更多，除去自己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人的存在。生活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最终，在众人的支持和帮助下，Navorski成功“越狱”。而成功“越狱”的，似乎又不只是他一个人。同情心的觉醒将众多孤独的灵魂从狭隘的单人牢房中释放出来，为别人而战斗，同别人并肩战斗，这不单是一场战斗的胜利，更是对个人生命的超越。

午餐奇遇

十几年前读过老舍的《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至今记忆犹新，想不到，今天居然巧遇二十一世纪新版马宗融。

上午忙于处理搬家的手续，吃饭的时候已经过了正晌午，食堂里食客稀稀落落。偶遇刚从美国回来的师兄，聊起找工作的事情，感慨政府工作做不得，因为书呆子不会搞人际关系。话音未落，身后突然闪出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先生，笑呵呵地冲着我们慢慢讲道：“年轻人，有句话叫‘千错万错，马屁不错’。”

还没等我转过神来，老先生已走到近前，“比如说‘孝顺’二字，关键在顺。天天跟老爷子顶牛，就是逆子……”一堂生动地思想教育课就这样开始了。

一会儿比较国内与国外的实验室条件，一会儿又回忆自己和同事留美的经历（原来是半导体所的老牛），还引用我们东北那副对联：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横批：不服不行

中间还特别拿马普和斯坦福做例子，就好像有意说给我听的一样，吓得我手心出汗。

总之大意是无论国内国外，人总是社会动物，都爱听好听的。特别在国内，下级服从上级是别无选择的，要成事非得会迎合圣意不行。

五湖四海一同神游之后，终于扣回主题——“马屁不能拍的太狠，但是人际关系还是要走动的。逢年过节还是要去领导家里拜会一下，不可久坐，坐得太久招人烦。所以我今天也不能坐得太久，免得耽误你们时间。”

说话间翩然而去。

留下两个呆子哑言相觑，二十秒后仓皇逃走……

如果在七十年前……

刚才在街边小饭铺吃晚饭，我那个老党员师兄义愤填膺地向我讲述关于贵州瓮安“打砸抢烧”事件的情况，特别提到：“如果发生在解放前……”

是啊，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七十年前，新华社的报道大概会是这样的：

新华社贵州瓮安６月２９日电　２８日下午，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在贵州省瓮安县城成功发起了一起围攻反动政府衙门的暴动。

据当地民兵介绍，瓮安县警察局纵容县政府高官子弟将该县一名女学生残害致死并颠倒黑白，激起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慨。２８日下午，革命群众自发地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机智勇敢地冲破军警的层层阻挠，一举冲进戒备森严的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大楼，并成功捣毁反动政府办公室及车辆，有效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县长及公安局长侥幸趁乱逃脱。

暴动发生后，贵州省军阀恼羞成怒，警察厅长迅速带领大批军警赶至事发现场，对瓮安革命群众施以血腥镇压，瓮安县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我革命群众虽英勇抵抗，终寡不敌众，至２９日凌晨２时，瓮安县城陷落。革命转入地下。

历史啊，就看笔杆子在谁手里了。当然，笔杆子还得看枪杆子的脸色。幸而咱老百姓多少还有点儿辨别黑白的能力，公道自在人心。

要跳出这个枪杆子-笔杆子的轮回，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制度，而一个新的皇帝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