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与公交文化

到家的第二天下午，正坐在祖父的床边读报，收到千里之外发来的短信提示：11日为北京公交排队日，希望积极参与，如何如何……当晚特别留意了一下新闻报道，果然如预料的一样看到无数热心的青年志愿者的身影。结果如何？“北京公交排队堵成一条龙 5分钟路程走了40分钟”，这是我在新华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的标题，我不在北京没有亲历，如有失实纯属意外。既然这样又何苦劳师动众，费力不讨好，难道就为了“看上去很美”？不，人家说这是为了倡导文明举止，“向加塞儿和其他社会不良习惯宣战”，总之三个字：迎奥运。

奥运，又是奥运，敢情要是不迎接奥运就不用这样劳心费神了，打肿左脸又打右脸，说到底还是为了“看上去很美”。说实话，我也支持排队，前推后搡、肋骨上架着胳膊肘同时还得提防兜里的钱包的滋味谁愿意品尝啊。可是品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谁有怨言，大伙都依旧乐此不疲，别说公交车，去年在研究生院坐班车挤得更厉害，不过如此。“北京不得不设立排队日，这是个悲剧。排队本应是我们的自觉行为。”这话说得不假，能有这个认识水平的我看去新华社当个记者应该没问题。所以我也不打算继续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废话了，留给有良知的记者同志们去尽情发挥好了。

热身到此为止，脱掉外套，准备上场——让我亲自来解释解释吧（没办法，凡人琐事吸引不了大学问家的眼球，仅有的那一小撮好事的又老是说不到点子上，让人干着急）。

其实我这号闲人关注公交车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在我眼里公交车就是一座高度浓缩的移动舞台（在这其中北京的浓缩比例又显得特别地鹤立鸡群），生旦净末、老幼妇孺统统在这座舞台上表现着最最真实的自我，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栩栩如生，又何必要花冤枉钱去电影院受那远离真实的“大片”的折磨呢？

以北京和上海的公交文化作为两个极端的代表：

北京：让座不排队；
上海：排队不让座。

依宣传的理论，排队和让座都属于城市文明的表现，那岂不自相矛盾？到底哪一个更文明呢？又怎么会形成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公交文化呢？

我听到的通行解释是这样的：

北京人：不让座说明上海人小心眼儿；
上海人：不排队证明北京人不文明。

好吧，先假定确实如此，那么小心眼儿和不文明的公众文化又分别是如何演化形成的呢？去年刚刚从上海回来的时候，还曾经就公交车上让座的问题认认真真地码过一篇《小小巴士，大大舞台》，当时寄希望于能够用博弈理论从个人水平上论证让座行为存在的合理性，后来又把排队现象一并考虑进来，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就这个问题写信向Gintis教授讨教过，结果遭了冷遇，也难怪，人家大概从来也没见识过中国公交车这阵势，当然也不大容易理解这个现象。不过多亏他在回信中推荐了Ernst Fehr教授，后来正是在读了他和Henrich、Ostrom等人的一些研究论文之后，再回忆回忆社会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这些老本行，才恍然间发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

“小心眼儿”也好，“不文明”也罢，差异的直接心理原因在于如何看待公交资源：究竟是public goods还是common-pool resources？二者虽然都可以用公共资源一言蔽之，但其实差异巨大，特别是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前者意味着所有权平分共享，后者强调没主——先到先得。显然在公交文化上，北京倾向于前者，而上海更接近后者。如果公交车的使用权默认是全体乘客平分的，而与先后顺序等等无关，那么排队就自然没有任何动力了，而让座倒是更合情合理；相反，如果公交车的使用权优先级是由先后顺序决定的，那么顺序也就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私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谁敢插队我跟你玩儿命（虽然上海人可能仅限于嘴上功夫）！我能坐在座位上是因为我来得早赚来的，这叫按劳分配。来晚了还想有座儿，那跟乞丐有什么区别？

对公共资源的态度分异又来源于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对“公平（fairness）”的要求。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人都是绝对自私理性的，但Ernst Fehr等的经济学实验显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腰包里有多少票子，同时也或多或少地被别人的状况所牵动，正如孔夫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点已经得到神经科学的证实。而Joe Henrich等人最近的研究则显示不同文化环境的社会对公平的要求程度可能差别很大，就公交文化来说，看来北方人对公平的要求更高一些，但千万不要因此过度联想，因为也未必是越公平就越好，实际上公平往往与效率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人民公社总是闹饥荒，反倒是家庭承包大丰收。较少顾及公平的约束，这很可能正是东南沿海地区能率先致富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成为了高度贫富分化的根源。北京仍然沿袭着浓厚的传统四合院文化，而上海更多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风格。

有人说第一流的理论做预测，第三流的理论才做事后解释，我这当惯了事后诸葛亮的三流评论员这回也斗胆做一把预测：不同的社会文化都在同一条进化通道上行进，无论情愿与否，习惯了皇权护佑的守旧的京城终究也要沿着上海的轨迹前行，当然上海模式也远不是终点，最终还是要从common-pool回到public goods，只不过这将会是一个individualist和egalitarian合二为一的公民社会。不过公众文化的演变绝非朝夕之事，在大众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之前，硬性推行排队也只能是邯郸学步。习惯了排队上车之后，也许又要怀念当年踊跃让座的雷锋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