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

梦里，床边的墙上开了一扇小窗，我扶着窗沿探出头去，看见祖母正在灶台前烧火，房门一开，是祖父的身影，身后是开满花的院落，还有青砖路尽头油漆斑驳的大门。我叫了一声“爷”，梦醒了，而眼泪没有中止。清醒的时候太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只有在梦里可以畅快淋漓地大笑和痛哭。

多年之后又去寻找记忆中的院落，只找到一大片新建的整齐的居民小区。泥泞狭窄的街道，街对面熟悉的药厂大院，临街老赵家的镶牙所，胡同口儿时的游乐场……岁月裹挟着童年回忆的瓦砾一起不知所踪，只剩下早年烟草局的三层旧楼还能充当地标，使我不至于在自己的家门口迷路。

此刻这个瞬间将过去与未来齐刷刷地劈成两半，而埋在过去的宝藏，只有通过梦的大门才能找得到。每天用去三分之一的时间睡眠，绝不是浪费，也不仅仅是休闲，那是我在寻找我的宝藏。

何为“文化”

要定义一件东西，总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入手。比方说要描述“什么是人”，搞医学的人会讲一节生理课；而像我这样生态学出身的则只会从行为上做区分。我念书的时候政治课讲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现在大概还在讲），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劳动创造人”，此理论认为人与动物的标志性区别在于“制造工具”。其实最早的说法是“使用工具”的，后来发现很多并不高等的动物都会使用工具（比如海獭、鹦鹉等等），所以有必要把标准提高一点儿。可是再后来又有研究者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简单的工具，不过马克思早就仙逝了，现在在中国讲政治课的可没有闲情逸致做什么订正，睁一眼闭一眼唬弄小孩子好了，有谁在意？

在我看来，“工具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只是过于狭隘。从行为上来看，人与其他社会性动物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文化”，而“工具”只是其具体而微的表象之一——那么，什么是文化？

昨天坐在家里看CCTV10的“绿色空间”节目，听到这样一段解说词：“（黑猩猩在砸坚果）有的种群习惯用石块，有的则习惯用木棒，在相似的环境中产生并延续的社会行为差异，这就是文化。”妙哉！言简意赅，毋需多语。

从基因上讲，人的利他性社会行为同蚂蚁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威尔逊把两者同时归入《社会生物学》不无道理。当然，反对进化论的上帝的子民不会同意，据最新调查，在被认为科技最为发达的美利坚合众国，民众中相信人猿同祖的不及半数，而相信神创的比例则在不断上升（布什战胜戈尔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一倾向）。其实这种分歧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分歧的缘由，即文化。

Illustration: Cathy Wilcox

蚂蚁的社会行为可以用Hamilton的“红皇后”理论完美的解释，所以它是基因进化决定的。但是对人来说，父子支持同一党派更多的是受教育而不是遗传因素所影响；反之亦然，素昧平生者可以因共同的志趣结成团体，亲族兄弟可能因政见不同而分裂对峙。文化已然在基因决定的亲缘关系水平之上更为显著地塑造着人类社会的格局，为了实现幸福，有的选择民主，有的拥护独裁，正如同针对砸坚果的问题，有的选择石块，有的选择木棒一样。很多时候，文化的多样性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难以区分绝对的优劣，因此才会出现等级主义、平等主义、宿命论、个人主义和隐士等多种不同文化观念长期共存的情况。不管未来如何，必须承认正是在文化的护佑之下我们才得以突破部落的藩篱，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的骇浪。

诚然，文化的进化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基因的进化（因此不必担心“人猿星球”的噩梦会出现），但是自人类翻越更新世走入文明时代以来，文化进化的速度确实远远超越了基因进化的步伐，这才使得我们能够轻易地区分出小布什和黑猩猩，尽管他们在照片上看起来如此相似。

from Vasculata

A Journey of Discovery: Reflections

Holling is writing his reflections, and I find it valuable for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ecology, sociology, and even politics. Below is a preface from him.

Buzz Holling February 20th, 2007 in Reflections

As I write this, it is mid September 2006. I am writing in a sun-drenched room at our cottage in Ontario, thinking of the unrolling events of the last few months. It is a surprising time with some light events and some very dark ones.

For me, the light, bright events, come from the birth of twin grandsons, living on Vancouver Island. They turn my mind from the present dark colors of international and US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and add balance in the promise youth opens for the future. And, on the same positive note, I have also met a large group of new and old friends, on two recent trips- one trip to South Africa and one to Montreal, where we met bubbling communities of people, young and old, experimenting in new options for interracial design and novel social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ation. The collapse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has slowly opened huge potential and hope. This is just the opposite of the public mood I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stunned me to discover that major new centers, truly international in character, have emerged for resilience studies and policies- for the world’s coral reefs in Australia, for climate change in the UK and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in Sweden. And all this is apparently influenced deeply by the discoveries and experiments presented by my own work over the last decades. All that says the world is exuberantly healthy and productive. But there are other, very dark ev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od and currents of thought and politics perceived among good friends at our main home in the small fishing village of Cedar Key, on the Gulf of Mexico is depressing. They are good friends, but now deeply pessimistic one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quite simply ugly. It is a time when the power of the state has achieved a rigidity unseen since the triumphs of the falling of the Berlin Wall. Politicians have reacted to extreme disturbances, like the appalling terrorist attacks of 9/11, with a powerful military response, a blind view of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a greedy desire for narrow benefit. Global economic expansion and dependence on peaking oil supplies, particularly in the Middle East, lock geopolitics into a self-destructive state, from which transformation is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It is the classically destructive phase of the mature part of an adaptive cycle. It is also potentially creative, because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ve experiments and novel enterprises start to open at such times. It is a time of potentially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a recent mid term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November 2006 at least hints at a shift into a renewal that requires deep changes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Democracy is indeed a huge invention that stimulates assessment of a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whose leaders have become rigid and myopic. Democracy, at times, can trigger its renewal.

That is what I want to end up discussing here. But I want to get to that point by musing about the personal contributions I’ve made, my colleagues have made and our colleagues in science have at times questioned, at times supported. That is the true skepticism of science unfolding. At times it is turned over by truly novel discoveries- a kind of Kuhnian revolution of thought and approach. I think that transformation has happened, and I will describe my personal journey in science that, with other such journeys,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These reflections will be presented in a series of posts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软木树的命运

生命进化的过程就像是在地形复杂的山谷里攀爬，每个物种都要尽力向高处爬以避免被淘汰，但由于基因变异频率的限制（每个碱基的突变率<1/基因组长度），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又至多只能实现暂时的局部最优，而无法确保一劳永逸，即便繁盛如称霸一时的恐龙，也难逃气候变迁的浩劫。而当人类这位喜怒无常的君主继承了对地球生物圈的统治权之后，自然选择的规则就变得愈发得古怪离奇了。任何一个物种都可能由于偶然得到人类的宠幸而繁荣，更多的则是由于失宠而濒于绝灭，当然相反的例子也同样存在。 刚刚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一段关于软木树的短片，于是我的收藏夹里又多了一个类似的而又更加复杂的故事。

软木树，学名栓皮栎树(Quercus Suber)，生长于葡萄牙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因其树皮具有良好的弹性和韧性为上等的软木原料而得名。下一次享受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时候，请留意开瓶拔出的木塞，那便是软木树的杰作（当然，我常喝的几十块的葡萄酒的瓶塞都是廉价的代用品，身价1欧元的正宗软木瓶塞是万万消受不起的）。去年曾经有过新闻报导称法国的葡萄酒生产商准备用塑料瓶塞替代软木瓶塞，且不考虑口味的影响，从生态保育的角度出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软木树得救了。可是后来才知道，原来软木树还有一个独特的本领：树皮再生。采集者将软木树皮剥去之后，树木并不会因此而死亡，数年之后，新的树皮又会再生，因此软木也就成了一种可再生资源。虽然软木树再生树皮的特性断然不是为了适应人类对葡萄酒瓶塞的需求而进化出来的，但这手绝活在客观上的确保护了软木树这一物种在人类巨大选择压力下的存活。

熟料世事无常，由于软木产量有限，价格昂贵，一旦人类找到了廉价的替身，那么软木树的好日子也就要走到尽头了。失去了特殊的经济价值，软木树也就和它的远亲近邻们没有什么分别了，除非人类又能及时开发出软木树皮的其他功用，否则它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人类的又一个弃婴了。

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对于软木树来说不过弹指一挥间，因而进化绝无可能应对人类如此高频率的反复无常，但其实面对变化手足无措的又何止是草木鱼虫，人类自身又何尝不是面临如此窘境？我们追逐财富，追逐权力，追逐美貌，因为在从猿到人的漫长发展史上，这些东西能够决定生存与繁衍的机会，于是自然选择将这些东西定义为人的“本性”。然而当我们通过进化选择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方式以更好地实现种族延续的时候，原始的本性却成了最大的绊脚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然读书时已不再宣讲“黄金屋”和“颜如玉”，但现实中却仍然被这些已经不再是选择压力的因素所严重干扰。男人们拼命赚钱，但“成功”的富豪并不能多留子嗣，反而可能引来灾祸；女人们一心美容，而美貌无助于多生娃儿，反倒往往红颜薄命。所谓“快感”原本是进化获得的生存本能，如今却衍生出酗酒、赌博、吸毒等等于生存无益的嗜好来，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看家本领，被时间扭曲成大大的笑柄，恰如“原始人行走在快车道上”。通过自然选择而发生的生理进化速度早已不能并且越来越难于适应人类文明的进化速度，从这种意义上讲，软木树的命运，其实也同样是人类自己的命运。

猪年话猪

按干支论，今年是丁亥年，生肖上是猪，五行上属火，也不知怎么就成了金猪年。倒也无所谓，反正不过是图讨一好彩头，比藏胞们在水羊年拖家带口的转山朝圣还差远了。更有意思的是猪的平反，千百年来“愚笨”的化身不知怎的摇身一变就成了“可爱”的形象大使，猪八戒也能打败美猴王，果然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不知是享乐主义盛行，还是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

除了吴先生笔下的天棚元帅以外，说起猪，我还能想起另外三个形象：

第一个是“动物农庄”里狡猾贪婪、道貌岸然的政客猪。看起来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猪的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以至于连吃猪肉的人也一同遭贬，“猪肉土豆，土豆猪肉”，莫泊桑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把德国人划成了野蛮人。怪不得每当提及头顶上那些脑满肠肥作威作福的大老爷，眼前总是出现一头大肥猪。

第二个是香港市井中的天真憨厚的平民小猪麦兜，和他擅长做“包鸡纸包鸡”的母亲麦太太。这对母子实在是将摩天大楼背后芸芸小市民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活脱脱一个港版“贫嘴张大民”。可以想见，百年之后黑帮老大和武林豪侠皆已云散烟消，只有粉红色的小猪依旧在千万人的心头抢包山。

第三个是杀手Leon厨房里的手套小猪。当看到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大个子一边学着猪哼哼，一边用手套小猪安慰惊恐和悲痛中的小马蒂尔德的时候，才真的感觉到“这个杀手不太冷”。正在考虑厨房里是不是也应该养一只piggy，以免自己有一天变成冷血动物。

当然了，任他变来变去，金猪银猪，还是肉猪最好。

排队与公交文化

到家的第二天下午，正坐在祖父的床边读报，收到千里之外发来的短信提示：11日为北京公交排队日，希望积极参与，如何如何……当晚特别留意了一下新闻报道，果然如预料的一样看到无数热心的青年志愿者的身影。结果如何？“北京公交排队堵成一条龙 5分钟路程走了40分钟”，这是我在新华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的标题，我不在北京没有亲历，如有失实纯属意外。既然这样又何苦劳师动众，费力不讨好，难道就为了“看上去很美”？不，人家说这是为了倡导文明举止，“向加塞儿和其他社会不良习惯宣战”，总之三个字：迎奥运。

奥运，又是奥运，敢情要是不迎接奥运就不用这样劳心费神了，打肿左脸又打右脸，说到底还是为了“看上去很美”。说实话，我也支持排队，前推后搡、肋骨上架着胳膊肘同时还得提防兜里的钱包的滋味谁愿意品尝啊。可是品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谁有怨言，大伙都依旧乐此不疲，别说公交车，去年在研究生院坐班车挤得更厉害，不过如此。“北京不得不设立排队日，这是个悲剧。排队本应是我们的自觉行为。”这话说得不假，能有这个认识水平的我看去新华社当个记者应该没问题。所以我也不打算继续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废话了，留给有良知的记者同志们去尽情发挥好了。

热身到此为止，脱掉外套，准备上场——让我亲自来解释解释吧（没办法，凡人琐事吸引不了大学问家的眼球，仅有的那一小撮好事的又老是说不到点子上，让人干着急）。

其实我这号闲人关注公交车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在我眼里公交车就是一座高度浓缩的移动舞台（在这其中北京的浓缩比例又显得特别地鹤立鸡群），生旦净末、老幼妇孺统统在这座舞台上表现着最最真实的自我，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栩栩如生，又何必要花冤枉钱去电影院受那远离真实的“大片”的折磨呢？

以北京和上海的公交文化作为两个极端的代表：

北京：让座不排队；
上海：排队不让座。

依宣传的理论，排队和让座都属于城市文明的表现，那岂不自相矛盾？到底哪一个更文明呢？又怎么会形成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公交文化呢？

我听到的通行解释是这样的：

北京人：不让座说明上海人小心眼儿；
上海人：不排队证明北京人不文明。

好吧，先假定确实如此，那么小心眼儿和不文明的公众文化又分别是如何演化形成的呢？去年刚刚从上海回来的时候，还曾经就公交车上让座的问题认认真真地码过一篇《小小巴士，大大舞台》，当时寄希望于能够用博弈理论从个人水平上论证让座行为存在的合理性，后来又把排队现象一并考虑进来，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就这个问题写信向Gintis教授讨教过，结果遭了冷遇，也难怪，人家大概从来也没见识过中国公交车这阵势，当然也不大容易理解这个现象。不过多亏他在回信中推荐了Ernst Fehr教授，后来正是在读了他和Henrich、Ostrom等人的一些研究论文之后，再回忆回忆社会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这些老本行，才恍然间发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

“小心眼儿”也好，“不文明”也罢，差异的直接心理原因在于如何看待公交资源：究竟是public goods还是common-pool resources？二者虽然都可以用公共资源一言蔽之，但其实差异巨大，特别是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前者意味着所有权平分共享，后者强调没主——先到先得。显然在公交文化上，北京倾向于前者，而上海更接近后者。如果公交车的使用权默认是全体乘客平分的，而与先后顺序等等无关，那么排队就自然没有任何动力了，而让座倒是更合情合理；相反，如果公交车的使用权优先级是由先后顺序决定的，那么顺序也就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私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谁敢插队我跟你玩儿命（虽然上海人可能仅限于嘴上功夫）！我能坐在座位上是因为我来得早赚来的，这叫按劳分配。来晚了还想有座儿，那跟乞丐有什么区别？

对公共资源的态度分异又来源于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对“公平（fairness）”的要求。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人都是绝对自私理性的，但Ernst Fehr等的经济学实验显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腰包里有多少票子，同时也或多或少地被别人的状况所牵动，正如孔夫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点已经得到神经科学的证实。而Joe Henrich等人最近的研究则显示不同文化环境的社会对公平的要求程度可能差别很大，就公交文化来说，看来北方人对公平的要求更高一些，但千万不要因此过度联想，因为也未必是越公平就越好，实际上公平往往与效率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人民公社总是闹饥荒，反倒是家庭承包大丰收。较少顾及公平的约束，这很可能正是东南沿海地区能率先致富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成为了高度贫富分化的根源。北京仍然沿袭着浓厚的传统四合院文化，而上海更多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风格。

有人说第一流的理论做预测，第三流的理论才做事后解释，我这当惯了事后诸葛亮的三流评论员这回也斗胆做一把预测：不同的社会文化都在同一条进化通道上行进，无论情愿与否，习惯了皇权护佑的守旧的京城终究也要沿着上海的轨迹前行，当然上海模式也远不是终点，最终还是要从common-pool回到public goods，只不过这将会是一个individualist和egalitarian合二为一的公民社会。不过公众文化的演变绝非朝夕之事，在大众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之前，硬性推行排队也只能是邯郸学步。习惯了排队上车之后，也许又要怀念当年踊跃让座的雷锋时代了。

台湾大实验

到家了，正赶上我爷爷在吃力地挺起腰板聚精会神地收看CCTV4的海峡两岸节目——老爷子今年八十又八，因中风而行动不便，身体很虚弱，对他来说看电视也是一项体力负荷。巧合的是，他远在北京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爷，另一个已经年逾八旬的老人，也同样每天关注于这档节目。而我父亲呢，倒是更灵通一点儿，一有空就盯着凤凰卫视，昨天马英九被起诉的消息一经公布，父亲气得差点儿心脏病发作。事先声明，我们家可是绝对没有台湾亲属（多亏没有，不然文革时候可就惨了），连一个政府官员都没出过，那又何苦“咸吃萝卜淡操心”呢？我估计这样爱管闲事的家庭也不少呢。

究其原因，我以为大致可归为两点：一是倾泻政治热情；二是盼望统一。关于前者，正像我在《民主饥渴的荒野》一文中所写，国人对行驶民主权利其实是有相当的渴望的。超女也好，开心辞典也好，暂时能够满足部分年轻人和中老年妇女的需求，可是那些整天坐办公室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的老先生们怎么办？好在有台湾。别看此岛不大，政治新闻可从来不少，今天枪击迷案，明天总统大选，总之爆料不断，不比咱海峡这岸一团和气。正好政治热情无处宣泄，虽然还是不能参政投票，至少侃大山的时候有了一个合法的公共话题——不但是公共话题，而且还能保证阵线一致同仇敌忾，你能想像突然蹦出一个支持阿扁的台独分子吗？这就是第二条因素，即大陆对台态度的高度一致性。从自身的角度思考，我们对统一的要求是理智的也是合理的。国防教育已经不能把台湾岛的地理重要性强调得更多了，经济上台湾也相对大陆更具优势，至于血缘和文化联系更是一切感情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的媒体，无论是CCTV还是凤凰卫视，都是泛蓝、甚至是深蓝阵营的独角戏舞台，所以大陆的同胞们总是会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也不管他们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到底是孙悟空还是猪八戒。

与我爷爷、我父亲一样，我也关心着台湾的政治局势，所不同的是，我没有宣泄政治热情的欲望，也不支持任何一派政党。在我眼里，台湾的价值在于一场社会政治大实验。

“历史的书太厚，每一页都写着重复”，就如同美丽的分形曲线一样，历史总是自相似的，要预知未来，就回头读读历史。可惜仅仅相似还不足以使我们这些悟性平庸的人看到清晰的未来，因为时间空间经济文化的差异都可能造成不可知的“变异”，以这样的标准选择样板，二百年前的法国显然还不够好，而台湾显然是再好不过。如果你读过龙应台的《野火集》，你会怀疑龙女士笔下所写的到底是八十年代的台湾，抑或是对二十年后的中国大陆的预言。从官员腐败，到假货横行，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都惊人地相似。从龙再往前翻，一边是毛，一边是蒋，虽然一左一右，隔海互射，但是在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里，却也可以窥见在海峡这一岸的镜影。那么未来呢？我确乎感觉到大陆与台湾在时间上的距离大约二十年光景，但是台湾相较于大陆毕竟太小了，两者的变化速率大概也不可能同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也许这一差距将会很快缩小。但是台湾所走过的弯路，只怕是我们一步也不会少走，因为从根本上来讲，我们每一个都是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小矮人。当对岸的同胞能够实现和平的静坐抗争的时候，我们却连上车排队还要打着迎接奥运的旗号，我们要走的路确实还很长。

如果你曾经为施明德的红衫军击节叫好过，那么你就不应该为马英九的陷落而失望，毕竟一个社会的进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公民社会意识的成熟总是缓慢而且往往需要付出代价的，而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在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实现。小小的台湾岛，也许正是对大大的中国的一个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