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家庭的背叛

每一次挤在春运的火车车厢里都不由得要思考同一个问题：家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我们忍受购票的折磨、车厢的拥塞，甚至是冰雪的阻隔，义无反顾地投向它的怀抱？同时，又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背离这条归家的道路？

马尔萨斯曾经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会生育更多的子女。然而三百年之后，发达国家却在纷纷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压力。另外，除了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单位的结构本身也在解体。例如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说，在2004年，有47.7％的法国新生儿是未婚父母所生。

展开一份古老的家谱，看到的是一个庞大的同姓父系家族。为了维系家族的香火，先人创造出宗族祠堂和家族墓地等等的集体印记，同时也创造出童养媳、等郎妹和贞节牌坊等等消灭个人自由的枷锁。这一切复杂的文化现象并非偶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个人结成群体能够实现生存与繁衍的优化，当然，血缘关系是最为可靠的盟约，在这一点上，人类与蚂蚁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显著。相应地，一切社会制度与文化也随着家庭合作的进化而产生。

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评价以及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的基本观点一样，生产力的发展与革新的意义并不是在于创造更多的物质，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这种自由首先体现在客观的经济能力上，我们不再依赖家族势力的安全庇护，所以“教父”成为历史；我们不再需要养儿防老，所以四世同堂也成为回忆；我们甚至不再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来供养子女，所以单亲家庭成为可能。然而更加重要的是主观文化意识上的解放，个人的独立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觉醒和强化，我们不再甘愿忍受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开始努力寻求个人的自由与独立，甚至诉诸于叛逆的方式——身着奇装异服，头发五颜六色，满口火星词汇，新新人类这样的选择并非出于喜欢，而是借此彰显与众不同，从而证明自我的存在（我的存在还需要证明吗？是的，并不是只有笛卡尔才会思考“我思故我在”的问题）。记得埃尔顿约翰还是什么人曾经说过：如果注射维生素C是违法的，我们也会尝试的。非常贴切。

在一系列皮毛的表象变化之下，更深层的社会变革在无声无息地酝酿和发生。妇女解放运动曾创造出职业女性这一词汇，如今我们的词典里又添加了丁克家庭、单身贵族和同性恋等等新成员。无论是从传统文化、宗教或是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出发，这些新的“家庭”形式似乎都是突变产生的怪胎或是脑震荡的后遗症，但是统计数据提醒我们事实绝非如此。Roughgarden在第一次参加洛杉矶同性恋大游行时突然意识到，这些人并不是极少数的不正常者，如果促使人选择不生育、不结婚或者同性爱的基因至少曾经有利于所在种群的生存与繁衍，那么这些基因经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就并不奇怪。只不过是部分本性一直被社会规范所压制，直到近代才逐渐得以释放而已。既然我们已经有能力独立追求并实现自身的幸福，又为何要继续忍受传统的羁绊呢？所以东方家庭文化的西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东京物语》的悲凉是不可避免的牺牲。

原则上讲，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保守者不必诋毁自由者的“道德败坏”，自由者也不必嘲讽保守者的“冥顽不化”，各人自循其道最好。可惜你我投胎之时无从选择，故而“家门逆子”屡见不鲜，加之代沟也是不可避免，所以每个人大抵都不得不夹在相互矛盾的两套文化观念之间，总免不了生出龃龉，各自为别人的“悲剧”而唏嘘，其实都是杞人忧天。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操心过度带来的未必是幸福，反而催生出许多现实的悲剧来。

当然，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人类注定都会变成原子个人主义者，恰恰相反，我们会具备更强的社会性，不过不再是以狭隘的家庭、家族或其他刚性的制度规范维持，而是会形成松散灵活的社会结构——只有爱和信任才是组成家庭、社区等一切社会群体的基石，其他统统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