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一片影评会引起如此喧嚣的争论,我用“喧嚣”这个词,是因为部分参与者并不太冷静。倘是三两年前,也许我也会同样不冷静,同样说出些血脉贲张的言辞来,不过可惜在这两三年里,我见过了卢广,见过了Magnum的记者,读过了Edward Said和Susan Sontag,看过了海涛师兄寄来的胡杰先生和黄晓明老师拍摄的纪录片,也用我自己的脚板丈量过远山深处贫瘠的土地……我已经激情不再。
“颍州之血”,一部讲述中国农村艾滋病患者悲惨命运的纪录片,单从这题材选择上来看,在国外获奖毫不奇怪。但凡此前对相关情况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能够回忆起第一次接触那些活生生血淋淋的记录资料时的感受,我不愿用更多的形容词来误导更多的猎奇者。然而猎奇的心理总是难免会存在的,特别是在举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时候,猎奇的心理更容易隐藏在同情与怜悯之下一同发作。所以美国的观众可以津津有味地欣赏战地记者发回的达尔富尔的真实惨景,却绝不可以忍受CNN的屏幕上出现索马里街头美国大兵的尸体。同样的理由,如熊蕾女士所记述,美国的影评人和中国的影评人对同一部影片的观点会出现极大的分歧,这并不意外。
我猜测杨紫烨导演的初衷定然是善意和悲悯的,对于这一初衷投以怀疑是很不妥当的。如果有人看了这部纪录片,并且因此而萌发慈悲之心,那么我想他/她是应该感谢这部影片的。不过美好的初衷并不能保证美好的效果,现实往往如此残酷。至少从旁人的陈述中,我看不出有将当事人暴露于聚光灯之下的必要性,更想不出如果不这样做又如何会削减分毫的可信度,但是这样做的后果的确是很可能存在的(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的,但愿如此)。如果导演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地募集对几位特定当事人的援助的话,我只能说,杨导选择的方式有欠斟酌——如果只是要拯救涸辙之鲋,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去借东海之水。事实上纪录片的效果确实往往是很有限的,就如同在座的各位现在对于矿难消息的麻木一样(如果并非如此,我收回这句话)。如果有人寄希望于一部这种深度的记录片能够医治社会的痼疾,那么就未免过于乐观了。
更为关键,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即便是一个善意的旁观者,他/她是否有权力以善良和正义的名义去牺牲别人。这个问题并不像乍听起来那样简单,请回忆下面这则古老的道德辩题:
如果有一条分叉的铁路,两条岔路上分别坐着一个和五个玩耍的孩子,这时候一列火车行驶过来,你作为一个旁观者,面前正是那个决定命运的扳道开关,如果你不去动它,那么五个孩子将失去生命;如果你扳动它,那么五个孩子将得救,但是那一个孩子会因你的举动而丧生,你会如何选择?如果是五十个、甚或五百个孩子,又如何?当然,这一次故事并非如此极端,你拍了电影,三个孩子也可能不受影响,同样,中国众多的艾滋病患者也未必会从中受益。但是无论如何,你违背了一个基本原则,你忽视并践踏了别人的个人权利,虽然你这样做可能处于良善的初衷,但是请不要忘记,你不是上帝。每个人的价值体系可以不同,所以我们尽可以在言论自由的限度之内唇枪舌剑,而永远不分胜负,但是自由终究是有底限的,即人权的平等。当一个人以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姿态出现时,无论如何辩解,他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维系民主社会的基石。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比别人更高瞻远瞩,即便是苏格拉底,也宁愿选择牺牲自己来维护原则,只有独裁者才往往这样想,而我们不想再要一个独裁者。在争论中,我隐约看到一两个人摆出了权威姿态,哦,对不起,恕我直言,权威的不自知本身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权威阴影笼罩下的失去独立思想的灵魂。
我并非恶意的批判任何个人,只是希望有些人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就像我每一次发表论文后收到诚挚的批评,就意味着新的工作的开始。
善良勇敢的朋友啊,希望你做一个令人尊敬的志愿者,但是请不要模仿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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