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春天并未到来

在“西方”的鼎立支持下，科索沃今天宣布独立。而在另一个阵营，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则表示强烈反对。从这样一个阴云密布的清晨似乎很难预见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穿过历史与未来的重重迷雾，巴尔干半岛真正的威胁并不是东西方大国的争斗，而根源于自身的民族矛盾。

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历史就像诞生于此的哈扎尔辞典一般错综复杂，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与信仰基督教的南斯拉夫人（又分成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等等）一千多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然而时间并未见证民族的融合。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铁托同志极力维持的大南斯拉夫终于土崩瓦解，而且是一分再分。每一次分裂都是源自于民族矛盾，而每一次分裂却又都无助于解决民族矛盾。在塞尔维亚治下，阿尔巴尼亚人宣称自己是被迫害的少数族裔，而在科索沃独立之后，塞尔维亚人又成了被压制的少数派。在自由的名义之下，多数人的暴政周而复始。那么下一步怎么办？还要继续分裂下去吗？

只要民族间的隔阂依旧不能被宽容所融解，只要民族主义仍然充斥着狂热的头脑，那里就依然是被春天遗忘的国度，只有安哲罗普洛斯镜头中被阴霾笼罩的天空依旧。

以枪制枪？

在最近的这一个星期里，美国一共发生了5起校园枪击事件，这个记录会不会像油价一样进一步被刷新还未可知，但确实已经在继去年4月的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事件之后又一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以思维的惯性，禁枪的声浪一定又该席卷美国了，而最终结果又一定是不了了之。于是咱中国人终于又有机会一边看热闹一边说风凉话：“活该，谁让你们不禁枪！”

可惜这一回咱们又落伍了，美国民众提出的最新口号是“以枪制枪”——见《今日美国》的2月15日的报道：12 states debate guns on campus。其中一个23岁的美国大学生Michael Flitcraft的话最有代表性："The only way to stop a person with a gun is another person with a gun."所以现在美国已有12个州在讨论是否允许学生带枪上学。



想象一下大教室里坐着百十来号学生，每个学生腰里别着把左轮，这故事乍听起来有点儿吓人，我要是教授估计就不敢讲课了，可再仔细琢磨一下似乎又不无道理。再来解释解释。

持枪与否实质上是与Chicken博弈差不多的。如果用G代表持枪者，N代表无枪者，则理论上这场围绕枪的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G N
G -1 5
N -5 1

无枪者与无枪者相安无事，持枪者与持枪者互相对峙，而持枪者对无枪者享有巨大优势。所以在枪支可以流通的情况下，尽管无枪是最优解，但是只有双方持枪才是唯一稳定平衡，故而人手一枪就成了必然结果。

有人会说，难言之隐，一禁了之，像中国这样不就完事了嘛，哪有那么复杂。“禁”说起来当然容易，可是它是一个动词，就要有动作的执行者，禁枪的执行者是谁呢？政府？没错，在中国我们是靠政府来执行枪支管制的，更确切地说是靠暴力机关：警察、军队……总之只有拿枪的人才能缴别人的枪，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可是谁来约束这些手里还有枪的人呢？在中国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政府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就算用枪托把我们的牙打掉了我们也会心甘情愿地咽下去，。相比之下，美国那帮野蛮的牛仔就远没有我们这样文明驯良了，他们才不愿意轻信政府呢，瞧瞧Bush总统那不到30%的支持率就知道了。在他们眼里，除了自己，谁都靠不住，非得自己腰里别着枪心里才踏实。

那么，以枪制枪与禁枪比起来究竟哪一个管用呢？不好说。

以枪制枪的威慑作用是建立在人人都怕死的理智前提下的，可是校园枪击事件基本上都属于自杀性攻击，难道指望学生们在上课的时候都把手放在扳机上，时刻提防着有人突然开门冲进来扫射？那我看这课算是彻底没法上了。而且靠击毙枪手减少的伤亡数量能否抵消因长时间接触扳机造成的走火事件数量还不一定。

禁枪的表面效果肯定是要好得多了，中国的犯罪分子多半搞不到枪，枪击事件自然要少得多，但是这能保证咱们的社会安全状况更好吗？且不说菜刀铁锤之类替代品随处可得，单是当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被挥舞棍棒的城管追着满街跑的时候，恐怕很多人都梦想过自己的手里有一支枪。

拿美国与中国比较似乎还不是很有说服力，毕竟两者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相差太多。好吧，咱们选个两全其美的例子：伊拉克。

从前，老萨一个人掌握枪杆子，效果相当于禁枪，自杀性袭击倒是很少，可是国内外都不买账，因为他一个人玩枪给别人造成的威胁也不小。后来老萨没了，大家各自拥兵自重，恐怖袭击事件风起云涌，互相威慑制衡的作用一点儿没体现出来。敢情禁枪也不是，以枪制枪也行不通。何故？问题在人而不在枪。

爱好和平的人不是没有，而且我相信有很多，如果做一个电话调查，我估计包括Bush和拉登在内的每个受访者都会宣称自己爱好和平，不过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只要还有一个兵，其他的秀才就得跟着当兵才能不吃亏。所以终究还是没有人愿意带头销毁自己手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只有地雷这种大国已经不屑于使用的落后装备才能够达成协议停产。

“军备竞赛”的进化趋势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这是无可扭转的客观规律。从甲虫的外壳到老虎的牙齿，一概如此，人类自然也不能例外。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再到核武器，将来肯定还会有更伟大的发明取而代之，但愿那一天晚一点儿到来。

有朝一日核弹的成本降低到气枪一个水平，就该人手一核弹互相威慑了。要么死于独裁，要么死于内讧，没办法，人性如此，不是枪的错。 弗吉尼亚枪击案一位受害者的哥哥抱怨："It's kind of a crazy notion to think about. It takes us back to the Wild, Wild West."没错，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就在蛮荒之地，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得想办法活下去。

地缘情结

过年藏在家里休假，难得清闲一回，居然断断续续看了一整部肥皂剧。其实剧情也谈不上喜欢，演员更是一个都不认识，吸引我的只是故事的主题“闯关东”。个中原因再直白不过：我家祖上也是从山东闯关东而来，祖父偶尔提起当年曾祖父携家带口的情景，与肥皂剧颇有几分吻合。所以尽管心里很清楚那不过是艺术设计的产物，仍然免不了联想到自家的历史，都是地缘情结在作怪。

记得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有一篇题为“地缘与血缘”，谈的就是中国人的地缘情结，比如他们家祖居江夏，所以尽管早已迁居异地，府上仍旧挑着“江夏费”的灯笼。很相似地，我在填写籍贯的时候也总是写“山东高密”，虽然其实我从来也没去过高密。

人们的地缘情结自然是有其缘由的。费先生将地缘与血缘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人群的分布从来不是均匀混合的，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农民和地主都世世代代牢牢地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而解放以后，户口制度这一伟大发明又继续把人束缚在土地之上，偶有大规模的迁徙，若不是集体逃难，便是政策性整体移民，自由的人口流动始终是很少的。所以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即便互不熟识，数上几代也总不免有些亲缘关系。如今的山村也还是大体如此，我跟着向导在各村到处乱转，整整白蹭了一个月的酒喝，因为当地人随便哪一户都能攀上亲。所以一旦一个人背井离乡远离家人，那么从概率上讲同乡也就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人了，出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地缘与血缘的关系之外，文化因素也相当重要。来自同一地的两人总有些共同的方言和谈资，包括饮食口味和生活习惯也更加接近，所以也就自然更容易发展起社会关系。比如两个湖南人谈起辣来就滔滔不绝，而我就完全插不进话。素不相识的乘客在火车和飞机上攀谈的时候总是从“你是哪里人”开始，因为这个问题既可以提供进一步拓展谈话的足够信息，又不会触及对方的隐私。

不过也正是由于地缘情结的存在，使得人们常常过度看重地缘信息的普适性。比如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在抱怨“河南人靠不住”、“东北人粗鲁”或者“上海人小气”，可是以我的经验，说这些话的人多半连一个河南人、东北人或者上海人都没见过，或者至多只与一两个人打过交道。我上学的时候认得一个重庆人，给我的印象不太好，以至于好几年都对重庆怀有敌意，直到后来认识的重庆人多了才证明那不过是一个个例，用一个样本来推断整个群体绝对是靠不住的。而且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地缘情结只会越来越靠不住。

个人对家庭的背叛

每一次挤在春运的火车车厢里都不由得要思考同一个问题：家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我们忍受购票的折磨、车厢的拥塞，甚至是冰雪的阻隔，义无反顾地投向它的怀抱？同时，又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背离这条归家的道路？

马尔萨斯曾经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会生育更多的子女。然而三百年之后，发达国家却在纷纷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压力。另外，除了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单位的结构本身也在解体。例如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说，在2004年，有47.7％的法国新生儿是未婚父母所生。

展开一份古老的家谱，看到的是一个庞大的同姓父系家族。为了维系家族的香火，先人创造出宗族祠堂和家族墓地等等的集体印记，同时也创造出童养媳、等郎妹和贞节牌坊等等消灭个人自由的枷锁。这一切复杂的文化现象并非偶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个人结成群体能够实现生存与繁衍的优化，当然，血缘关系是最为可靠的盟约，在这一点上，人类与蚂蚁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显著。相应地，一切社会制度与文化也随着家庭合作的进化而产生。

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评价以及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的基本观点一样，生产力的发展与革新的意义并不是在于创造更多的物质，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这种自由首先体现在客观的经济能力上，我们不再依赖家族势力的安全庇护，所以“教父”成为历史；我们不再需要养儿防老，所以四世同堂也成为回忆；我们甚至不再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来供养子女，所以单亲家庭成为可能。然而更加重要的是主观文化意识上的解放，个人的独立意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觉醒和强化，我们不再甘愿忍受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开始努力寻求个人的自由与独立，甚至诉诸于叛逆的方式——身着奇装异服，头发五颜六色，满口火星词汇，新新人类这样的选择并非出于喜欢，而是借此彰显与众不同，从而证明自我的存在（我的存在还需要证明吗？是的，并不是只有笛卡尔才会思考“我思故我在”的问题）。记得埃尔顿约翰还是什么人曾经说过：如果注射维生素C是违法的，我们也会尝试的。非常贴切。

在一系列皮毛的表象变化之下，更深层的社会变革在无声无息地酝酿和发生。妇女解放运动曾创造出职业女性这一词汇，如今我们的词典里又添加了丁克家庭、单身贵族和同性恋等等新成员。无论是从传统文化、宗教或是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出发，这些新的“家庭”形式似乎都是突变产生的怪胎或是脑震荡的后遗症，但是统计数据提醒我们事实绝非如此。Roughgarden在第一次参加洛杉矶同性恋大游行时突然意识到，这些人并不是极少数的不正常者，如果促使人选择不生育、不结婚或者同性爱的基因至少曾经有利于所在种群的生存与繁衍，那么这些基因经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就并不奇怪。只不过是部分本性一直被社会规范所压制，直到近代才逐渐得以释放而已。既然我们已经有能力独立追求并实现自身的幸福，又为何要继续忍受传统的羁绊呢？所以东方家庭文化的西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东京物语》的悲凉是不可避免的牺牲。

原则上讲，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保守者不必诋毁自由者的“道德败坏”，自由者也不必嘲讽保守者的“冥顽不化”，各人自循其道最好。可惜你我投胎之时无从选择，故而“家门逆子”屡见不鲜，加之代沟也是不可避免，所以每个人大抵都不得不夹在相互矛盾的两套文化观念之间，总免不了生出龃龉，各自为别人的“悲剧”而唏嘘，其实都是杞人忧天。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操心过度带来的未必是幸福，反而催生出许多现实的悲剧来。

当然，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人类注定都会变成原子个人主义者，恰恰相反，我们会具备更强的社会性，不过不再是以狭隘的家庭、家族或其他刚性的制度规范维持，而是会形成松散灵活的社会结构——只有爱和信任才是组成家庭、社区等一切社会群体的基石，其他统统是扯淡。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温总理前几日亲临广州火车站慰问被困旅客，群众为此深受鼓舞。在一个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的国家，总理表现出亲民的姿态对安抚民众的焦躁不安情绪的确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有时候不适当的安抚也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这一次温总理在现场向群众作出的许诺“你们可以很快回家”就颇有些冒险的成分，结果次日起大量原本已经不抱希望回家的旅客便在此鼓舞下涌向广州车站，而天气偏偏并不买账，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拥堵，还发生了一些或许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身负民望者出言更要慎之又慎。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北国雪花飘飘，南国春意盎然”，这样的台词如今听起来的确很有些不合时宜。想到还困在冰天雪地里冻饿交加动弹不得的旅人，不得不在庆幸自己能安坐在暖烘烘的房间里敲键盘。也正因为如此，才总不免冒出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胡思乱想来。

说起眼下这横扫半个中国的劫难，直观上看只是天灾，恰巧又赶上一年一度的春运高峰，才演变成了极端意外事件。然而天灾之外也总脱不了人祸的干系，大雪已经连下数日，造成大范围断电，火车汽车都瘫在路上了，方才引起政府的重视，因此媒体上批评公共政策应急制度不健全也确是言之凿凿。于是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尽快解救旅客、疏导交通和恢复供电，明天的任务是制定应急预案。那么明天之后呢？

说起明天之后，不由得想起前两年的一部电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也不知是哪一个糊涂蛋给翻译成了“后天”，真让人大倒胃口）。作为一部电影，该片倒是不值一提；但作为一个预言，事实证明它并不完全是耸人听闻。尽管美中印等大国的政府代表还有耐心在《京都议定书》的问题是厚着脸皮讨价还价，老天爷却没心情容忍过多的温室气体排放了，南中国的这场大雪大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真正的惩罚还在后头。

可惜火烧眉毛的时候也只能先顾眼前，胡core亲自下井督战就是一个在明确不过的信号：多产煤多发电。诚然，要先止痛挨过这一关才行，不过同时又要担心我们吃止痛片会吃上瘾，习惯性地把应急的政策当成常态，继续得过且过。反正全球气候变化不是咱一家的事情，经济增长才是实打实的，单单一次暴风雪的警示能帮助我们摆脱公共悲剧的命运吗？恐怕路还远着呢。

不久前欧盟成员国刚刚通过了减排20%的协议，在早些时候澳洲的老霍华德也因为不鼓励减排政策而丢了总理，拖全球后腿的布什也即将下岗，咱中国会做怎样的回应呢？摸着石头过河是对的，但是单靠摸石头是断然过不了大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