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啄木鸟

前日清早甚冷，在去实验室的路上只好拼命踩脚踏车取暖。刚刚从十字路口拥堵无序的车流中杀出，猛然间一个神经冲动提醒我，刚才头顶上有什么东西，更确切地说，好像是一只啄木鸟。啄木鸟？近日里起早贪黑忙得头昏眼花，不会又是眼花了吧？

不待多想，我发现自己在已经调转车头往回骑了。嗯，好像是这棵树。抬头。老天，果然是一只斑啄木鸟。北漂的第八个年头，第一次在城区里见到啄木鸟，居然还是在这条车流滚滚、乌烟瘴气的马路边。

我说老兄，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莫非你也给“绿色”奥运当托来了？或者京城的环境确实改善了，只是我不够敏感罢了？可惜没带望远镜，只好走得近一点，一不小心跨越了它的安全线，于是拍拍翅膀飞走了，留下我站在树底下发呆。

到了实验室，问伙计们在京城见过啄木鸟没有，果然也都一律摇头。倒是得到了一句忠告：“以后在街上骑车眼睛要看路，不要老往树上盯！”

都是从山里带回来的后遗症。

电邮之死

Gmail最近附加了一些新的聊天功能，不过对我个人来说意义不大，倒是想起了前些天在Slate上看到的这篇小文章。

The death of e-mail. - By Chad Lorenz - Slate Magazine

究竟还有多少人更常写email，又有多少人更喜欢网上聊天呢？Chad说现在的孩子们都抛弃过时的email了，但是对25岁以上的人网络用户来说，离开email的日子是难以想象的。

遥想其实并不算久远的当年，第一次在网上注册了免费邮箱，小心翼翼码好字，轻轻一点鼠标，信件瞬间送达收信人信箱，再不用跑到邮局买邮票，更不必天天祈祷绿衣天使不要一时疏忽投错了地址。那感觉确是畅快。

如今，年轻人又以同样的理由抛弃了email。他们说：email太慢了。的确，多数人最多不过一天收一次信而已，有谁会不停地检查自己的邮箱呢？所以年轻人选择更快捷的方式：聊天。大家都挂在线上，随时保持联络，虽远隔千里也宛若比邻而坐，空间与时间的距离顿时都被压缩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过，仅仅是速度的问题吗？

想想我们过去是怎么写信的：正襟危坐，小心落墨，时切葭思起笔，恭顺顿首煞尾。落笔之前总要思量一下词句，成文之后不免还要诵读一遍。故而即便是平日私信家书，也不乏流传千古之佳作。

进入电邮时代，形式主义大都被简化掉了，最多一个“你好”或“Hi”开头，行文也不必小心翼翼，写错了只需backspace即可。不过整体上读起来还多少要有一篇短文的意思，起码要思路连贯通顺。

到了短信聊天时代，最后的形式阵地也沦陷了。一切文法甚至标点都成了累赘，连错别字似乎也无所谓，而且听说这种“火星语”还在90后的孩子中间流行起来了。

马桥人说科学是城里人为懒惰找的借口，多少有些道理。一方面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另一方面我们也变得越来越懒，或者说是实用主义。这是文化的演化，按照红心皇后的规则，我们要么快点跑跟上脚步，要变成老古董。

昨天，某位大师兄突然要给老外写email，不知如何起笔，于是从我这里借一模板。一会儿工夫又跑过来问我：“用得着写那么长吗？”答曰：“客套总是有点儿用的。”潜台词：与老古董打交道，还是要用老古董的办法。

心头的墙

从柏林墙的倒掉算起，整整18个年头已经过去了，但是德国人心头的柏林墙是不是也已经倒掉了呢？《明镜》最近的一次调查研究结果给出的答案是“不”，至少还没有完全被拆掉。就像照片上这堵墙上所写的：“还有很多墙需要拆除”。


调查邀请了分别来自前东德和西德地区的500名16-24岁青少年以及相同数量的中年人回答一些关于东西德的问题，从统计结果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比如下面这个问题：如果（柏林）墙今天重新树立起来的话，你更想生活在哪一边？
选择东德的东德人分别占35%（青少年）和37%（中年），而做出相同选择的西德人只有9%（青少年）和2%（中年）。而差别最为显著的一点在于如何看待民主德国的社会制度。92%的东德中年人在怀念社会主义的安全福利体系，这个比例在青少年中也达到47%，而持相同观点的西德人只有48%（中年）和26%（青少年）。

部分差异可以由身份认同解释。82%东德中年人认为自己与西德人不同。不过随着社会的融合，青少年的身份认同已经趋于一致。但是年轻一代仍然通过父辈口中的故事各自重绘着那段他们未曾经历的过去的时光。对此，《明镜》的评述是：“透过玫瑰色的眼镜，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人有工作、家家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的东德。当然，这一代人并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控制下的生活的另一面——比如排长队买食品或者秘密警察的骚扰。”

一个人在遭遇现实的不如意时，总是会怀念“美好的过去”，于是一个美好的过去也便应这样的心理需要逐渐被人为塑造出来。东德的孩子们说：“很遗憾前东德那些值得骄傲的东西没有留下来。”

看完报道，不禁想起近年的两部德国获奖电影《再见，列宁》和《别人的生活》。二者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回顾着被柏林墙阻隔的岁月，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很难讲究竟那一面更能体现硬币的价值，但有一点明确无误——两面相同的硬币是伪造的。

前些日子在联系去Kiel的工作，顺手在Google Earth上一搜，惊叹道：“好家伙，差一点儿就掉到墙那边去了！”看来不知不觉间我心头也复制了这么一堵墙。

PS：对“中国人”来说，墙不如沟形象，要把政治上的沟填平了不难，要把人心里的沟填平了可不容易，我们的“统战”工作基本上一直在打脱靶。

三人成虎

“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魏大夫庞恭大概不会想到，当年他打的这个夸张的比喻，两千多年以后居然要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了。

一张野生华南虎存疑照片的公布，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质疑，毫不奇怪，毕竟这个亚种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已经长达24年，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灭绝的可能性也在日渐增大。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又被重新发现的事情并非没有先例，但是这种情况发生在虎这种大型食肉动物身上，的确是很难想象。理论上讲，一只华南虎的生存需要至少100平方公里的捕食领地（注意，是捕食领地而不是活动范围，也就是说在这100平方公里的领地上必须都有可捕食的动物活动），而且由于虎属于领地性动物，成年虎的领地几乎不重叠，这就意味着，镇坪县境内280平方公里的化龙山保护区至多只能容纳2~3只成年华南虎，而这样小的孤立种群规模几乎是不可能维持的。诚然，保护区以外的山林也可能作为潜在的栖息地，但是从Google Earth上不难发现，这些林地已经被公路切割而破碎化，对于动物来说这些公路就是难以跨越的鸿沟。当然仅仅纸上谈兵是有违科学精神的，毕竟在得到充足的证据证实或证伪之前，nothing is impossible，赌脑袋还是有些风险的。

事件发展的可笑之处在于陕西林业厅方面在受到广泛质疑之后总是在拿出更多的不能提供任何新信息的照片来证明照片自身的真实性，如果说三人成虎听起来有一点儿荒谬的话，三张同样的照片成虎就近乎于愚蠢了。而最新的发展就更有一点儿无厘头的倾向了，“现场模拟拍摄是最经得起检验的证据”，不知道这是哪一位高人提出的理论。无论真伪，如果当事人当时能拍出照片来，事后当然也能拍出同样的照片来，这个实验最多只能检验出照片是不是出自周正龙本人之手。而目前所谓的调查组成员似乎也全部是陕西方面的“嫌疑人员”，这无异于被告自己给自己充当证人，只能是将事情越描越黑。

其实从技术上讲，解决争议的步骤并不复杂，先把照片扔一边，组成一个多方联合的调查团队在实地做调查，如果能采集到可疑样本的话，送交第三方化验即可。不过现实中的问题，大概更多的不是科学问题，不然某专家也不会在不知深浅地跳出来之后就迅速鸣金收兵了。虎在纸面上的存在意义，对一部分人来说事关重大，远非学术二字所能涵盖。为避免大家脸上难看，为今之计最好是“拖”为上策，毕竟在偌大一片林子里找一只老虎不像在屋子里找大象那么容易，就算最后两手空空不了了之，也只能说是“没找到”而不能证明“不存在”。小布什在伊拉克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是也颇找了几年吗？有耐心的就慢慢等吧。

呆

晚上去便利店买菜，回来一算帐发现好像多拿了店里一包虾皮，遂连忙返身回去核实。店员忙了半天从废纸堆里翻出小票，经核对果然少付了钱，于是“补票”。看两个店员的表情，大概在惊讶：“天呐，这年头怎么还有这样的呆子！”

呆，并非不识仨多俩少，实乃价值观念使然。实话说，这里的店员多半态度生硬，争执也不是没有过的，那是为了维护个人正当权益，讲究的是一个公平，fairness。这回主动回去补票，同样是为了“公平”二字。公平不等于平等(equity与equality，为这两个词的实质区别，还与几个老外颇争论过一番)，超市老板的财产肯定多出我好几个数量级，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因为人家比我富裕就不讲公平。“劫富济贫”听起来倒是大义凛然，可是如果大家都按照这个原则行事，我们就只能后退到吃不饱饭的公社化时代了。维护社会平等，保障“积极自由”，这还是要靠税收与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来实现，目前的情况确实令人不满意，那是政府的问题，一码是一码。要维持市场秩序，公平还是基础。

不过如何在高流动性的社会群体中普及公平观念倒确是一个问题。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小群体中，依靠直接回报或者声誉积累都能够推进公平观念的演化，这是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过的。但一旦社群规模过大，且流动性增强，就比如北京上海之类人口众多且流动人口比例很高的所谓大都市，与陌生人合作就显得不那么“理性”了。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广州深圳的社会治安问题并不意外，倒是不出问题比较让人费解了。更本质的问题是：与人为善究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还是可遗传的性状呢？

又想起儿时看过的童话中的一句格言：宽厚之人不为钱财所困。一直以为是善有善报的意思，现在才领悟其实更靠谱的解释可能是宽厚之人不在乎钱财，所以才不为所困。这就是“呆”。

在徘徊中长大

“我想成为一个先知……”——这是六岁的玛赞的人生理想。

上一次野外工作出发前，我把沉甸甸的玛赞四卷本漫画放在了行李箱中，原本只是希望木版画的风格和神秘的伊朗能够冲淡些许山中夜晚的清冷与寂寥。后来才渐渐意识到，与其说这是关于伊朗的故事，毋宁说是关于长大的故事。

不得不承认，我对于伊朗的知识，大约仅限于古波斯的一点儿传说、霍梅尼的些许传奇、内贾德的几句妄语和97年马达维基亚在金州体育场的那脚世界波。不过历史的演进大抵都是照猫画虎，王朝的更迭，列强的压迫，革命，革命，革命……战争与和平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一个中国读者来说，大概除了毛拉的大胡子以外，没有一条是完全陌生的。幸好，这只是故事的背景，而并非故事的主题，不然八十大元就打水漂了。

长大，并不只是从80公分拉长到180公分或者学会看到异性就两眼放光那么简单的过程，更不是在纸上从起点向目标画一条直线。“信仰并非不可动摇”，这与立场是否坚定无关，除非一个人丧失了学习和思考的能力。

1979年，社会革命的呼声在德黑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在为革命而疯狂，包括九岁的小姑娘玛赞。《辨证唯物主义》的连环画使她从上帝倒向了马克思，当然还有英雄般的马诺什叔叔。直到她明白为什么不能以革命的名义用钉子去戳瑞曼的眼睛，自由的种子开始在她幼小的心灵中萌发。

革命的胜利并未带来期待中的幸福，反而剥夺了更多的自由，头巾回来了，还伴随着更多严苛的宗教束缚。集体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媾和诞下的是战争的孽种，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民族，一切为了宗教，“烈士的献身是向社会的静脉注入鲜血”，数以千计被许诺美好生活的孩子，脖子上挂着‘开启天堂大门的塑料钥匙’，在地雷阵上被炸上了天。Slate的新闻说有一位大毛拉曾在讲话宣称每一位为圣战牺牲的烈士可以在天堂里得到72个处女和若干寡妇，真不知这么多的处女和寡妇又是从何而来的。总是只有在失去以后才能学会珍惜，当自由的空间被压榨到近乎极致的时候，玛赞开始为追求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而抗争，她孤身一人去了奥地利。

在奥地利，她见识了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她结交虚无主义者，遇到冷漠自私的房东，经历了一厢情愿的爱情，最后几乎病死在路边的长椅上。所以当伊朗的朋友对她的奥地利经历表示羡慕时，她的回答十分简短：“他们会让你一个人冻死在大街上。”个人自由主义世界的冷漠使她想起家的温暖，于是她回到了伊朗。

重返祖国的玛赞发现自己如同在奥地利一样格格不入，政教合一的政府依然严格控制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也许自由本身究竟是不是幸福的一部分还需要争论，但是只要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只能对着一个包裹的严严实实连手脚的看不见的模特写生，一个普通人连决定自己穿什么衣服的权力都没有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肯定算不上幸福。于是在经历了一段被父亲预见到的短命婚姻之后，玛赞决定再次选择自由。她去了法国。再后来，就有了这套漫画。

我们无从知道玛赞后来是不是找到了适合她自己的生活，也许她仍然在自由与集体的选择之间徘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因为没有所谓先知，所以每个人都要在这样的反复徘徊中长大。人们常说“人生道路漫长而曲折”，其实在我看来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是人先天性的短视和太多的岔路造成了行走的困难，因为总是无从判断当下的选择在下一刻意味着什么。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