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ie A 0607: 混乱中启航

没想到小小一盘录音带，竟把个意大利足坛掀了个底朝天，即便是蓝衣军团高举着大力神杯从德国凯旋而归，也没能缓解地震的余波。尤文，佛罗伦萨，拉齐奥，米兰，昔日呼风唤雨的豪门在体育法庭内外苦苦挣扎，无暇也无力顾及转会市场，不得已只好由蛋糕店球队飞驴切沃到冠军杯资格赛上临时串场，2-4的拙劣表现恰好讽刺性地反映出了意甲新赛季面临的窘境。

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球员的大量外流：整个亚平宁半岛似乎就只有莫拉蒂还在延续一贯挥金如土的作风，而其他球队则纷纷紧缩银根，世界冠军的头衔带来的只是意大利超市的红火，卡纳瓦罗、赞布罗塔、埃默森的西下宣告了斑马军团的瓦解，其他球队也不过是小规模的内部重组，意甲球队的转会名单上几乎找不出一个从外部引进的知名球员，甚至连韩国后卫李荣杓也拒绝了夺标热门之一Roma队的邀请，假球案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当然，话又说回来，球员的流失倒也给了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从长远来看说不定还是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再过几个小时欧洲足坛的转会大门即将关闭，不知道郁闷了整整一个夏天的米兰能否在最后关头有所收获，反正自从舍瓦去阿布那里学英语之后，万千球迷就一直望眼欲穿地期待着一个新人的到来。rumor不可谓不多，从洪都拉斯黑大个Suazo，到西班牙甜菜Torres，再到众叛亲离的胖子Ronald，转来转去，眼看期限降至，却连个巴西边缘国脚奥利维拉也搞不定，真真叫个急煞人也，难不成真要靠没见过大场面的博列罗和江河日下的阿穆卢索充当超级替补？下午开完会就蹲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地刷网页，直等得人心急火燎……一看表，5：30了，突然想起今天是周四，本来想去电影资料馆看两场电影的，来不及了。匆匆下楼飞身上车，坏了，没气，八成是车带扎了，忍了，先打点儿气顶一阵再说，不料半路上紧蹬了几步又把链条和链盒绞在了一起,这下算是彻底歇菜，忙了半个月科研，好不容易想轻松一下，结果还……贝卢斯科尼又不赔偿我损失，唉，做个球迷也不易啊！

反正不管形势有多严峻，日子也总还是要过的，正所谓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新赛季的赛程在纷纷扰扰拖拖拉拉之后终于敲定了。意大利时间9月9日，0607赛季意甲联赛将在弗兰齐球场揭开大幕，Prandelli的紫衣军团将在主场迎接新科状元（laf）的挑战，俺心爱的佛罗伦萨不得不背着-19分的沉重包袱开始这个艰难的新赛季，正如Prandelli所说："All the matches will be challenging for us and we always knew that this would be a very difficult League for us." 也许除了出色的发挥，真的还需要一点儿运气才行了。加油，Toni；Forza，Mutu；Ole，Frey；好运，紫百合。

现实版“看不见的珍藏”

学者贫寒监守自盗　　俄冬宫失宝220件

在联合早报上看到这则新闻，不免让人联想起茨威格的小说《看不见的珍藏》。一个是毕生的个人珍藏，一个是国有的传世之宝，最终都落得个明珠投暗的结局，却只为“盗宝贼”换得蝇头小利，实在令人痛心。然而无论是故事还是现实中的“盗宝贼”，都非但不惹人愤恨，反而让人深感同情：他们都不是贪财卑鄙之徒，胆大妄为只因生活所迫，而生活困境也不是自身经营不善所致，只因政府无能，分配不均，福利缺失。前些时候从新闻中听说俄罗斯生活费用全球最高，颇感惊讶，因为尽管有少数像阿布拉莫维奇这样的大金融寡头可以跑到英国一掷千金，俄罗斯的大多数老百姓却绝对称不上富裕，以新闻中的两位主要嫌疑人为例，“扎瓦茨卡亚的丈夫向警方供认，因为妻子患糖尿病，夫妻俩收入微薄，根本负担不起购买胰岛素的费用，所以铤而走险，把偷来的文物拿去典当。他说，妻子堂堂一个部门主任，月薪不过125美元，他当历史教授，月入也只有112美元。夫妻俩住在圣彼得堡老城区一栋破旧的公共住屋。”高级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尚且如此困窘，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景况可见一斑，与一战后的德国相提并论也不为过。普京总统受命于危难之际，政绩斐然，也深得民众拥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冷战造成的经济问题积重难返，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俄罗斯的复兴之路还很漫长，政权继任者能有何作为，且拭目以待。

俄国人的国宝在失窃，中国人的国有资产也没有停止过流失，郎旋风刮了一阵，也只开出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不论是何种政体，社会的稳定都必然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然而尽管国法上白纸黑字写着按劳分配，中国的分配制度却总是在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褚时健事件与波未了，“抄表工年薪十万”的争论又沸沸扬扬，甘肃的代课教师拿着80块的月薪培育着祖国的未来，小医院的医生护士拿着普通工人的薪水干着性命攸关的行当。且不论绝对贫富差距几何，单看如此混乱的分配制度，不乱也就怪了。要公民守法，需先有让人满意的法，不合理的制度，捅他个千疮百孔又何妨。总之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第一要务，等到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那天，“珍藏”自然也就能看得见了。

家

家是什么？

对于一只已经习惯了漂泊生活的信天翁来说，家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无论在哪里落脚，或是回到遥远的故乡，都很难找到那种归属感。但即便如此，每次在离开老家的火车开动的一刹那，心头总会泛起一次隐隐的失落感，每年也总有那么几个夜晚会在梦里回到那个开满花的院落。

人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土地的依恋， 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也总摆脱不掉“叶落归根”的欲念，总在心里默念着“明月何时照我还”。在雄心驱使下浪迹天涯的旅人怀里会揣上家乡的一?泥土，而迫于无奈背井离乡的难民则只能不停地回望那渐行渐远的故乡的背影。我已经无从知晓祖辈闯关东路上的艰辛与酸楚，但当我看到这张照片上满载着返乡的黎巴嫩人与行李的卡车时，突然想起Said在After the Last Sky的第一章开头对巴勒斯坦人的那段描写：每一个巴勒斯坦家庭都有一部大轿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他们的家，由于被剥夺了对土地的归属权，他们只能在滚动的轮子上不停地流浪，流浪。与out of place的巴勒斯坦人相比，黎巴嫩人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的汽车还可以开回家乡，他们还有机会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重新建设家园，即使那里只剩下一片废墟，只要土地还在，那里就是最温暖的家。

补记：“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引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长镜头里的世界

我喜欢慢节奏的电影，尤其喜欢其中那些安静的长镜头。

长镜头里的世界是静止的，就像在田壮壮的《茶马古道》里，只有山谷间的云雾在自由弥散，马队的铃声在渐行渐远，还有老阿妈在炉火边慢慢地、慢慢地讲述过去的事情，任时间同静静的山峰一起停下脚步。

长镜头里的人物是渺小的，侯孝贤在《悲情城市》的结尾用了一个远远的长镜头静静地记录着林家人的晚饭，老人，孩子，女人，还有一个疯子。男人们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生活还在继续。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任何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长镜头里的生活是简单的，在小津的仰角镜头里，永远是男人们坐在桌前慢慢地呷酒，女人们跪在榻榻米上慢慢地收拾衣物，生活仿佛就只是按照同样的节奏重复相似的情节，就像树叶随四季轮回，静静地长，又轻轻地落。

现代的都市生活是快节奏的，但是无论如何加快脚步也无法追赶得上时间的脚步，匆忙间抢回些瞬间的精彩，却又丢失了生活中的自我。杨德昌在《一一》里借洋洋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你看不到的，我帮你拍下了。”长镜头记录的就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生活的真实。

Boiling "the liquid world"

"We're living in a liquid world. All the solid lines?states, borders, battlefronts?are melting. British Home Secretary John Reid made that point in a speech yesterday."

Yes, I agree to this statement after taking a glance at the photoes of Heathrow airport, where the endless queues and chaotic crowds have never been so familar to us Chinese. The world, at least the western part, has been boiled up.

Ca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olice cool down the soup? 21 guys arrested, 6 explosives found, is that conquest of a victory?

No, the more "terrorists" are digged out, the heavier the defeat appears. As what Reid added, "While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Security Services and Police will deliver 100% effort and 100% dedication, they can never guarantee 100% success." The solid policy will no longer defend the liquid attack, which is well caused by the former inversely.

"That's the bottom line: We die. In a liquid world, you can't seal off evil. All you can do is fight liquid with liquid. You have to absorb the tragedy, flowing around and through it. You need the strength of a river, not a rock. You need resilience. You can't be untouchable, but you can be undefeated." William Saletan writes on Slate. However, in my opinion, that is far from enough. What we need to smooth the liquid world is a liquid attitude towards others, not the cold tanks or the horrorable tag of terrorism.

Sound out of Silence: No Whisper No Sigh

There is a spectrum of silence just as there is a spectrum of sound. But while the music of sound is heard by ear, the melody of silence is perceived by heart.

No Whisper No Sigh is an introspective photo essay built around the concept of silence?from the societal silence surrounding madness; to the political silence forced on citizens living under a dictatorship; to that most personal silence, the intense desire to express oneself and unburden the soul. Music composed specially by a Finnish collective.

Produced by Magnum

泡汤的“蓝天计划”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8月1日

七夕的一场大雨，把北京整个七月份的雨季推向了高潮，街道上一会儿工夫就成了水乡泽国，卡车公交尚可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小轿车则被困熄火宛若孤岛，连研究所的地下室也未能幸免，据说还有几只猫儿殉葬，可怜。可以想见不远处的八家村又会是怎样一片景象。

一个月有二十七天阴雨连绵，除了交通，一同泡汤的还有雄心勃勃的“蓝天计划”。

天灾乎？人祸也。

若 说今年夏天北方的天气有些“反常”倒也不假，正是数伏的时节却如初秋一般凉爽，回家休假那几天早晚出门甚至还要穿件外套才行，北京则是久旱逢甘霖，而且这 甘霖一下就不停了，估计这一个月的降水量就要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了。不过即便如此，这样的“大年”也应该在正常波动范围之内，加上历年积累的巨大地下水亏 空，即便偶尔有短时间的超渗产流，也远不该达到水灾的地步，况且一国之都，难道连个应急方案也没有准备过？而这其实不过是表面问题。

记得就在半年之前，北京的各大媒体还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超额完成“蓝天计划”的政绩，把德国同行都给惊动了：瞧人家中国人多厉害，连蓝天都能计划！

真 是少见多怪，自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喊出“人定胜天”的口号，中国人就开始坚定不移执行最高指示了。虽然信念是一回事，事实是另外一回事，几十年来咱还是没少 遭灾，但咱们就是意志坚定，中国人必胜！不但要喊在口里，而且实际行动也要表现出对老天爷的蔑视??呔，龙王听令，按计划出蓝天，按计划不下雨，不得有 误！这话怎么听着都像是从孙猴子嘴里冒出来的，莫非是政府领导西游记看多了？结果龙王不听话，沙尘暴照刮，大雨照下。你自己崇拜齐天大圣不要紧，可苦了满 城的老百姓。

放大到全国，三峡工程，南水北调，惊天地泣鬼神的工程一个接一个，看这架势是铁了心要和老天爷干一仗了。干吧干吧，就不知到时候出了麻烦能不能请得来观音菩萨救火啦。

治一人尚且要望闻问切、拍片子、做化验才能下药开刀，何况治国，奉劝诸位领导大人还是多做调查，慎做计划的好。

重返八家村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30日

重返八家村，重返那个被城市所遗忘的角落。

一年的时间也许不足以改变世界，但已经足够改变我的眼睛。

我看到的不再是尘土飞扬的街道，低矮拥挤的房屋，以及泥泞肮脏的胡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街角社会”。

只有用对待人的方式来观察这片土地，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八家村。

给我些时间吧，给我一个机会去解密这个被遗忘的社区。

Gaza: A World Less Beautiful

The little girl, Maryam al-Khader, clowns around in front of a blackboard. However, the world in Gaza appears less beatuful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slide show may provide a snapshot of the real life in Gaza, but "Please note: This slide show contains graphic images that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all readers."

And what is more, you can get the whole story "A Photographer in Gaza" on Slate' site, in which the female photographer Scout Tufankjian will tell how to take pictures of a war.

齐达内事件：并非童话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27日

沸沸扬扬，没完没了，齐达内在世界杯决赛中的冲冠一顶，一时间成为了万千无聊媒体的炒作对象，马拉松式的大讨论俨然比韩国肥皂剧还要更丑更长。半月过后， FIFA的裁决结果出来了，终于，世界清净了，回头看去，主流言论早已远远偏离事实的本来面目，反而更像是一场童话闹剧。

事件的核心人物：一个是球技精湛、荣誉满怀的前足球先生，一个是行为粗野、劣迹斑斑的著名屠夫，按照童话逻辑，谁是谁非昭然若揭。故事的结局也正颇具有童话色彩：“英雄”终得平反，载誉而归；“恶棍”遭千夫所指，遭受惩罚。

然而，真实的世界往往并非如此简单，这里远比童话世界更加“丑陋”。

讨 论打人和骂人哪一个更“文明”，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足够滑稽。那并不是一起街头斗殴事件，那是足球赛，绿茵场不是模特们轻扭腰肢的T型台，那里有属于足球自 己的规则，你可以使用一切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手段，但是一旦你跨越了这条界限，你就必须受到惩罚，一个足球运动员在迈入球场之前必须明确这一点，齐达内和马 特拉齐当然也明白，所以在主裁判作出判罚之前，齐达内就已经开始摸臂上的袖标了。红牌，无可争议。

其实一张红牌并不是世界末日，也不能掩盖齐达内辉煌的绿茵生涯，就像当年哈吉告别演出的红牌也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这位“阴谋家”的敬仰之情一样。金球奖的归属与此关系不大，虽然我个人更倾向于卡纳瓦罗，但一个大众投票评出的奖项，从来也就是图得一乐而已。

然 而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足球赛的范畴，场外的旁观者逐渐成为了故事的主角，事实本身反倒显得无足轻重了。场外的这些纷争，已经远远偏离足球本身，更多的是 流于泼妇骂街式的争吵（参见齐母的粗口，实在不堪入耳，故隐去原文），不过是看多了美国大片的理想主义者不肯相信孤胆英雄会被打死罢了。中国媒体上几乎压 倒性的保齐倒马之声也不过是再一次佐证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现状，尽显文革遗风??凡事上纲上线，伟人永远正确，人与人生而不平等??中国式童话！

当齐达内本人在法国公开向孩子们道歉的时候，央视的某些主持人却还在新闻节目里唾沫横飞地颂扬顶人的英雄气概，难道他们还想把他们的无知传给中国的下一代吗？

够了。

Who Hates Who in the Middle East?

"Last month, Hamas militants tunneled into Israel and kidnapped an Israeli soldier. Israel immediately invaded Gaza. Hamas began lobbing rockets into Israel. The Lebanese group Hezbollah kidnapped two more Israelis near the Lebanon-Israel border. Israel responded by carrying out airstrikes against Lebanon. Egypt and Saudi Arabia condemned Hezbollah for instigating the violence. Syria, Iran, and Lebanon called Israel's retaliation an excessive use of force."

Here is an interesting matrix "Slate's Middle East Buddy List" that may offer some help to cast a bit of light into the confusing relationship web, posted By Christopher Beam and Noam Rudnick.

新家：与螂共舞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19日

放下手中鼓鼓囊囊的大包裹，从口袋里掏出刚刚领到的钥匙，左三圈，右三圈，终于，门开了。然而迎接我的既不是帅气的师兄，也不是美丽的公主，而是这间宿舍里的老住户??一群穿黑夹克的小个子??蟑螂。注意，不是一只，而是一群，确切地说是一大群。苍天啊~！

冷静，冷静，好在没有许愿要和第一个迎接我的生物共度余生，况且单从个体大小上来比较，害怕的也该是它们，而不是我。于是牙一咬心一横，操起拖把，一场大屠杀。两小时的血雨腥风过后，望着脚下遍野的残尸，心头不禁一丝切喜，想来起码可以清静一段日子了吧。罪过罪过。

当 夜归来，室友已睡，蹑手蹑脚打开台灯??天，蟑螂们正在桌上开会呢。扭头去卫生间取抹布，一推门，老天，里边好像在搞大联欢……算了，算了，且留尔等一夜 活命，明天一早再收拾你们，哼。正欲躺下，一些黑点儿突然间在床铺上狼奔豕突起来，居然连床铺也被攻占了#￥%……#！最后的心理防线终于也崩溃了，二话 不说，卷起凉席，落荒而逃……

惨败之后心有不甘，第二天跑去物业求援，答曰：“等”。怒，索性自掏腰包跑去农科院花高价买了灭蟑药??市 面上的化学药剂对身经百战的蟑螂军团基本上已经失去杀伤力，一桶“雷达”喷下去不过就像给虫儿洗了个澡，倒是把自己熏得够呛，所以干脆直接求助生物制剂， 以菌治虫。回来便在桌角床底四处布药，其状甚似影片《地雷战》，只是我这对手更比小鬼子狡猾顽强得多，怕是更要持久战了。

坐下细细盘算， 越发觉得胜算不大：蟑螂这东西个头虽小，但却有至少两亿八千万年的历史，远比我等哺乳类资格老出数倍，便是恐龙也是晚辈。此间海陆沧桑巨变，气候冷暖几 异，幸存者无几，而蟑螂非但屡次逃脱浩劫，反倒族群虫丁兴旺起来，足见其适应能力之强，无怪乎周星星同学要亲切地呼之为“小强”了。对于这样一个历经数亿 年物竞天择洗礼的绝世生存高手，又以寡敌众，如何能奢望在三五天之内将其彻底逐出呢？想来最终不过落入Lotka-Volterra的极限环之中，我若勤 快凶残些，便把稳定点压低些，不然就只能忍受高位振荡了，总之是此消彼长，互有攻守。幸亏当年与冬冬同屋之时未遭蟑螂袭扰，否则定然死得惨不忍睹。

正 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度假，忽见强妈率领着一队小小强职高气昂、浩浩荡荡地从脚边行过，尽极鄙夷之态，完全忽视我的存在，气得我一时都不知该用那只脚发起报复 行动了。也罢，看来只好作长期与螂共舞的打算了，我老家有句俗语叫“穷老蟑，富蚂蚁”，莫非老天爷觉得我还不够穷，特派小强来通知我为将来更清贫的日子做 准备？

比战争更加丑陋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17日

以黎冲突进入第六天，仅黎巴嫩方面死亡人数就已过百，但灾难似乎远未到尽头。

中东，似乎从犹太人复国的那一天起，这里就从来没有过一天的平静，“和平”一词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词典里大概已经只能用于描绘天国，而人间只有复仇。

战 争总是丑陋的，但发生阿以之间的冲突，我不愿称之为战争，它要比所有的战争都更为丑陋，因为自从冲突爆发的那一天起，双方就把炮口对准了对方的平民，而不 是所谓“军事目标”。当暴徒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挥舞屠刀时，这就不是战争，而是屠杀。无论是以色列的导弹，还是阿拉伯人的人体，他们的目标都不是消灭敌人， 而只是在一种被无限扩大化的复仇狂热的引导下寻求嗜血的快感。

我倒宁愿它成为第六次中东战争，而不再是屠戮平民的竞赛。

小小巴士，大大舞台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10日

要认识一座城市，与其疲于奔命地四处观摩那些恢宏的建筑，不如钻钻胡同，逛逛跳蚤市场，最偷懒的方式就是多坐几次当地的公交车。

诚 然，在经典的人文地理学者看来，地标性建筑能够突出地表现出一座城市的性格，但是至少在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主导下的城市建筑规划往往是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底 蕴格格不入的，谁能把奇形怪状的散发着后现代气息的长安大剧院和央视大楼与北京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呢？反倒是在那些不起眼的挤满了芸芸众生的市场、胡同， 还有公交车里，才能清楚地读解出市民的性格，也就是这座城市的性格。

所以我第一次去上海，压根就没打算把赏浦东夜景、观明珠高塔之类的朝圣 活动列入行程计划，有公交车就足够了。尽管行程短暂，但来来往往之间，我已经清楚地窥见了一个不同于聚光灯下的上海，它与北方城市的性格是如此的差异迥 然，甚至与其周边城市相比也特别显眼，以至于令我惊讶，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找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诠释。

父辈人的讲述曾经勾勒出一幅模糊的老上 海的草图，所以当我透过车窗看到从民宅窗口伸出的那些几乎要直插入路人眼中的触手般的晾衣杆时，我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但接下来所见到的情景则是我完全没有 预料到的 ，并使我感到深深的困惑：在反复搭乘巴士和地铁往返于车站码头的旅途中，竟然没有见到一次让座的情况，每个乘客都严格地遵循着先后顺序，保持着旁若无人的 冷静，即便是对于我那位腿里打着钢手里钉住着拐杖的朋友也毫无例外。出于近乎于残忍的实验精神，我居然还拖着我的“残障”朋友在地铁车厢里“示众”了一 趟，结果根本就没有人掀开眼皮瞥哪怕一眼，这一刻我似乎体验到了昔日里被我冷眼相对的乞讨者的感受，虽然我并不企求任何施舍。

这 样的经历，着实令我这个习惯了那种略带侵略性的过度热情的北方来客感到颇为不适，无论是战是坐，都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在北京，尽管或许是由于规划不善的缘 故，公交车和地铁里总是人满为患，但即便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段，也极少见到有老人站在车厢里无人理睬。曾经以为是我的记忆有选择性偏差，但返回北京的第一 班地铁就彻底打消了这丝疑虑??我在让座的竞争中动作慢了??同时也用这样一种方式宣告了我的回归。

比我细心的朋友还发现了一些更有趣的细 节，比如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很多黄色的坐椅靠背上都用大号红字明晃晃地写着“老幼病残孕专座”，让健康人坐上去就觉得如芒在背，非得把座位让出去才能得以 解脱；而在上海，这种“针毡椅”则被一句含蓄的录音所代替：“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你若是不主动提出，我怎会知道谁需要帮助？于是尽可以心安理得 地一直稳坐下去。

对于这种差异，很多人（主要是北方人）给出的解释极其简单：上海人小心眼儿。但我对于这样一个敷衍了事的解释并不满意，我想寻找一个更基础更深入更有一点儿想象力的答案。

因为我暂时没有机会做调查以弄清楚让座或不让座的理由和动机，所以分析也只能局限于最基础的理论层面上。

最 初我与朋友尝试用博弈论的方式来分析这一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简化为一次博弈的模型（因为不大可能指望除了一句谢谢之外还能得到进一步的报答），不妨 设普通人让座损失为a，需要帮助者得到座位获利为b，b>>a>0。那么从理性人的基础假设出发，不让座自然是明智之举，那么为什么还 会有很多让座的人出现呢？南北差异又如何解释？难道北方人真都是活雷锋？我们的给出的一个解释是a很小，接近于0，北方人粗犷的个性更容易把这一点点损失 忽略掉，而上海人可能更精打细算，锱铢必较，所以也就更趋于“理性”一点儿。

这样一个解释还是过于简化，还是把过多的决定性因素归于简单的 性格差异。所以需要一个更深入的分析。这个时候我想到了Nowak和Sigmund去年在Science（也许是Nature，记不确真了）发表的一篇关 于间接回报的论文。Ok，这一次我们除了考虑让座者与受让者之外，还要把旁观者作为第三方也加入进来，他们能够看到并且可能记住让座者（比如说你未来岳母 也在场），这样的话，一次性博弈就可能转变为多次博弈，尤其对于相对封闭、人员相对固定的社区，这种公众印象可能显得更加重要。这一因素一方面从更加经济 学化的角度为让座的动机提供了一个备选答案，而另一方面也能够进一步解释现代人不肯让座的理由。对于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人口组成中很大比例都属 于流动人口，故地重游的机会不多，互相结识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所以相比于更加保守的内陆城市，上海人考虑间接回报的可能偏低也很正常。

至 于北京与上海之间的差异，也许可以用个人归属感来解释。如前文所述，我认为北方人的热情有时候是带有侵略性的，这是基于较为强烈的社群归属感，北京亦然。 “我认为我属于这个群体，所以我有义务也有权利影响这个群体（当然也包括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所以要家事国事事事操心，所以街上的孩子打架我也要管”。而 相应地，个人空间则被迫收缩阵地，比如说我就曾经有过被售票员从半梦半醒中拉起“被迫”给一位老太太让座的经历，也曾在问路时被另一位老太太以命令的口吻 强行护送了一里路，真不知该激动还是该生气，但至少在父辈那一代人看来，管这种闲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相比之下，上海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个人权利 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为捍卫个人空间而寸土必争，所以上海人排队更加守规矩，而不象北方人那么喜欢推推搡搡打成一片，这也许算是西化或者现代化的 一个特征吧。

尽管我很不欣赏上海公交车上的冷漠，但年轻的一代人似乎越来越多的倾向于选择这种冷漠的个人主义风格，这是一种有别于我所坚持 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个人主义，或许更确切地应该称之为利己主义（egoism）；但这似乎又是大势之所趋，也许中国有必要经 过这样一个冷却过程来确立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后再重新建立公共观念，不论过程如何，最终我还是希望看到一个人人以实际行动履行“以己之余补彼不足”的真 正的平等互助的社会（同时也不再需要那些“针毡椅”和售票员），而不是仅仅坐在电脑前空谈罗莎巴士。

二十年后的巴士上会是什么样呢？

寻访观世音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9日

东渡普陀，一方面是替故去的祖母了却一桩心愿，另一方面，是为了探寻这位观音菩萨与中国的特殊情结。

夜晚行船，驻足甲板之上，一片黑 寂之中只望见远处过往航船的灯火、近海浮标的点点光亮，以及头顶飞过的“人造星光”，或红或绿，忽明忽暗，其状恰如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状态??纷繁庞杂且 相安无事。自汉代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对宗教多持包容态度，而中国的老百姓更是一贯以实用主义和难得糊涂的精神对待宗教，神佛不问出身，只要听说谁更灵验就 跑去磕头烧香，反正礼多人不怪。因而无论是西来佛陀、安拉、耶稣，还是土产的太上老君、财神爷、黄大仙，甚至包括洪秀全、等拉大旗作虎皮之流，也总都能招 募到一撮弟子、分得些香火。另外，中国人将外来事物本土化的能力更是天下无双，就算是西天取来的真经也一定要改得符合国情民意才能流通，于是时常能遇到佛 道儒共处一室，共享香火的奇景（普济寺的大雄宝殿里供着关老爷作护法可为一例），不同门派的宗教人士之间求同存异、友好往来的典故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正 是在这样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观世音这位原本地位并不显赫的印度移民却在遥远的中原演变成了一个从里到外都中国味十足的支持率无可匹敌的万能菩萨，其香火 之旺只怕是连他（她）的老板释迦牟尼也免不了要心生妒忌了。这一点仅从造像上的多样性就可见一斑，观音造像在中国就有37种之多，历朝历代的形象演变更是 千变万化，因为中国人更看重的是神仙的功能性而不是玄妙的教义，为了满足实用需要，最好从每项需求都发展出一个化身，要消灾避邪有杨柳观音，要生孩子拜送 子观音，我居然还碰上一位特地来讨桃花运的香客，这要是有求必应，还不累死？怪不得干脆来了个千手千眼，倒也算与我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一致 吧。这也情有可原，佛教属于多神教，大大小小的菩萨多如牛毛，光名号就够念个把小时的，老百姓哪有心情背这个呀，索性中式大一统，成就了万能的观世音菩 萨。

为什么会墙里开花墙外香呢？我想也许可以从中印两国的社会传统差异上找到答案。印度一直是一个种姓等级制度严格的国家，高种姓的婆罗门 天生有特权，而最低种姓的贱民则只能扫厕所，这一现象至今仍在延续，并且给印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考虑到释迦牟尼本人便是出身帝王之家，他创立的宗教 更不可能过多地强调当世的平等，而只能宣扬隐忍而往生以求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因此以普度众生救苦救难为己任的观音在南亚次大陆不受宠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 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情况立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国的传统并不很看重出身的贵贱，正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中状元做宰相，统治者并不反感 众生平等的论调。而对老百姓来说，与其梦想极乐世界的虚幻景象，反不如追求今世的现实幸福，恰好只有这位慈悲为怀的观音菩萨提倡“现世报”，不拜他（她） 拜谁？

既然大慈大悲，索性慈悲到底，干脆摇身一变成为“观音姐姐”，将亲民路线走到底。而诸如“不肯去观音院”之类的典故更是进一步把观音 菩萨与中国的土地牢牢地绑在了一起。相比之下，释迦牟尼实在是过于官高爵显，一副不苟言笑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功能设定，自然不如低一 级的菩萨更容易打交道，因而至今仍是一副印度僧人模样，西游记里面的角色差别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所以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幼颈上都挂着观音菩萨，却实在少见 有人把如来佛带在身上的。信众的市场空间是有限的，哪位神仙先抢占了市场从此就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这是一个自强化的过程，就像微软的成功一样，更何况 观音菩萨又没有反垄断法制裁。就这样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变化，观音的角色已经如西方世界的上帝一般深入人心，即便是经过革命洗礼的马克思主义公民，恐怕也没 有一个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名号的，事实上这位印度裔菩萨已经彻底融入了中国社会，并成为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卡尔马克思还差得远 着呢。

对观音的信仰还反映出中国人对于出现一个能够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人物的渴望，因而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成功以及随后民众对 毛泽东的极度崇拜都与这种观音情结有关。那么面对现在由于不平等引发的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人究竟该寄希望于政府的改革，还是去乞求观音菩萨的救助 呢？在不肯去观音院前，我也许下了这样一个无奈的愿望。

我要寻访的中国人的观音菩萨究竟在哪里呢？当我在潮音洞前眺望大海的时候，突然得到 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借用佛经中的一个说法，人人皆有佛性，那么，其实你我都可能是观音??只要人人都能观世之音，以慈悲之心助人，无需千手千眼的神通， “菩萨”便无处不在，世间又有何苦难不能解除？还是少烧些香烛，少建些庙宇，多施些善心于福利事业吧。以此论，台湾慈济方为高僧。

意大利万岁

信天翁 写于 2006年07月5日

运气又跟我开了个玩笑。

上一次是在南下的火车上，错过了目睹灵魂附体的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格罗索的单骑救主，只是靠朋友不断的短信播报紧张了九十分钟，更可惜的是错过了可能百年一遇的黄健翔同学的激情演说，懊悔不已啊。

半决赛遭遇德国，实话实说，作为球迷我信心不足。对意大利的实力我信心十足，最近一次4：1的大胜记忆犹新，但这一次是在德国人的地盘上，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在东道主一边，德国人不能控制的就只剩下实力，还有运气。

好在，这两条就足够了。

不幸又睡过了，太累了，居然没被闹钟叫醒，一觉醒来发现天已渐亮，4：50，气死我也。顿时心头一沉，莫非大势已去？作为一个坚定的意大利球迷，在黄健翔精神的感召下，blabla……，我毅然揉揉惺忪的睡眼趴下楼去??加时赛？！！！

睡意全无。

看到里皮用皮耶罗换下佩罗塔，我有点儿怀疑自己在做梦，gilar, Iaqunta, Totti, Piero，赫然四前锋，不记得哪一届的意大利队曾有如此的信心与勇气，更何况面对的是东道主。里皮的决断第一次让我预感到一场伟大的加时赛的到来。

反击再反击，心跳加速，心脏病患者慎观。

-- 118’，意大利队第十二个角球（真想不到控球优势如此明显），Piero开出，前点被德国后卫顶出，Pirlo弧顶处卸下高空球，佯装射门，扣过飞身封 堵的防守队员，人缝中塞出直线球，Grosso，是的，又是Grosso，伟大的意大利左后卫，又一次灵魂附体，不停球，直接转身搓射远角，皮球划出一道 美妙的弧线，擦立柱内缘入网。

球，进了~~~

--120’，Gilardino禁区内护球吸引两名后卫，巧妙转身传给从身后插上的Piero，逢大赛必萎的斑马王子这一次出奇的冷静，面对Lehmann轻松挑射入网。

2：0，结束了。

不知道这一刻黄健翔在哪里看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会是千万拥护意大利队的中国球迷中最幸福的一位，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Forza，Azzurri！前进，“意大利万岁”！

今夜我们一同摇旗呐喊，旁若无人。

做个意大利球迷真幸福。

发现梵高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6月26日

突然有了旅行的念头，于是去买车票；路经世纪坛，看到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海报，于是买了张票进去。

真的未曾想过克里夫兰这破 败衰落的老工业城能有一座巨大的艺术金矿，看来我的臆断完全错了。即便是中法、中意文化年的压轴大展也没有给我留下如此震撼的印象。当然，这更可能是我个 人的欣赏能力的局限性所致，我所能理解并欣赏的艺术流派仅仅局限于从印象派到现代派早期的狭小闭区间之内，bauhaus以后的后现代诸流派大多非我所能 接受。巧合的是，这次展出的主题几乎与我的欣赏空间重合，所以我喜欢这次展出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对我来说展览的最后部分就已经略显晦涩了，包括毕加索的立 体派作品，虽然能够推测画家的思路，却不能理解他的目的，既然要展现立体的空间，为何不选择雕塑而偏要用平面做载体呢？开个玩笑，也许这就叫创新吧。

事 隔两天之后，回忆在寒气逼人的展厅里游荡的那个下午，首先想到的就是雷诺阿给拉科家的小姑娘画的那幅肖像，虽然看不出在艺术手法上有怎样的突破性，但画面 的明亮色调和小姑娘天真娴静的神情还是不免使人在刚一走进入口便为之眼前一亮，相比之下，那些传统的灰暗慵懒的贵族肖像则实在要逊色得多。

尔 后，记忆暂时归于沉寂，直到“主角”出场??第二部分，后印象派??梵高。早些年在画册上看梵高的画作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倒是对他的传记印象更深一点儿， 换句话说，我一直未发现那个画家梵高。而这一次虽然只展出梵高的两幅画作，但也许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反正当我绕过回廊面对《梧桐树群》的那一个瞬间，我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确是发现了一些此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一些令我大为震惊的东西。

梧桐树是活的，而且远比树下的人更具有生命力，仿佛在下一个瞬间就要从带菱形暗纹的画布中深展出虬枝来，这样具有生命力的画笔，慢说见过，就是想我也未曾想过。这一刻终于读懂了梵高给莫夫的那句题词：“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只要活人还活着，世间的一切就都活着。

于是，我看到《圣雷米的白杨》也活着，而且更像是一场惊涛骇浪。

也许我永远都无法发现梵高的世界，但借助他的画笔，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继 续前行，我看到了罗丹，感受到印象派雕塑中蕴含的巨大力量，而给我留下最后一个深刻印象的，是波希米亚画家莫迪利阿尼的《女人肖像》。人类的艺术家从岩洞 壁画一路走来，翻越了一个写实的巅峰，终于又回归简单原始的风格，但这又不是单纯的回归，在归途上，他们为艺术加入了新的定义：表现你所看到的，而不是复 制客观的事物。

我的眼睛不是简单的物理镜片，我所看到的也只有我能够看到，这就是发现的意义。

作科学研究的时候，我把它叫做想象力。

喧闹的旁观者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6月13日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 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沈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 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梁启超《呵旁观者文》

旁观本无可厚非，世人皆他人生活的旁观者，所谓经验大抵有此得来。梁先生所指旁观者，乃为逃避责任之人，而我以为其中尤为可恶的是那些貌似一腔热血的喧闹的旁观者。

“‘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呜呼，吾为此惧！”百年之后观之，世事已变而旁观之性未改，呜呼，吾亦为此惧！

就 从日本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比赛说起。就实力而言，比赛多少有些鸡肋，充其量可以冠之以“亚洲德比”的时髦名号（澳大利亚足协已经申请加入了亚足联），实 在无甚期待，所以也懒得关注（宿舍没有电视信号，看球只能四处游击）。晚上恰巧有事路过楼下大厅，看到电视机前人头攒动，喝彩与叫骂声不绝于耳，一时好奇 心发作，也从人群背后把脑袋扎了进去。当然，与其说是球赛有吸引力，毋宁说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不想称之为球迷，因为其中大半所关注的并不是足球本身）吸 引了我。

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这样的简短对话重复了无数次：
-“谁领先呢？”
-“鬼子1：0。”
-“操！”

不停地听到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虽然更极端的言论在网络上也已经司空见惯，但在这么近的距离听见这些话从嘴里说出来，还是颇令人感到尴尬，不少人侧目摇头苦笑，但在这样的场合，又有谁敢于冒“汉奸”之罪名站出来自找没趣呢？

说来也蹊跷，澳大利亚队仿佛真的受到了中国观众的鼓舞，竟然在最后十分钟里一鼓作气连扳三球，实现了激动人心的大逆转，也三次激起了电视机前雷鸣般的欢呼，以至于把保安都惊动了。感谢澳大利亚兄弟替中国队“抗日”成功，呵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咱们的中国队哪里去了？难道被忘记了？

遥 想当年，中国男足虽然在尝试冲出亚洲的道路上屡屡折戟沉沙，而且身患“恐韩”之症，但至少尚有对日的优势战绩在心理上聊以慰藉。而后中日韩三国足球相继走 上了相似的职业化道路，如今日韩足球的进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在一次豪赌世界杯之后，所剩下的就只有刘云飞“打小日本，没问题”的豪言壮语了。上一次 亚洲杯的时候正好不在北京，只是听说决赛万人齐骂的盛况，没有亲见，还听说外国记者的摄像机被砸了，更无从考证。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中国队输掉了。

故 事讲到这里，总该问一句：然后呢？闭门思过，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众所周知，中国足协所擅长的是赛前造势，赛后推卸责任，大不了换个领导，从前的一笔勾 销，以后的依样画葫芦。但是??我们除了骂，又有过多少有别于足协的实质性行动呢？很不幸，那个饱受诟病的中国足协几乎就是广大中国旁观者队伍的缩影。

我 们是爱看热闹的人，就如同鲁迅笔下围观同胞被砍头的中国人一样，很多人所擅长的也只是看热闹，而且，不但看热闹，还要制造热闹，要叫好，要谩骂，不赞一句 岳飞骂两声秦桧恐旁人不知自己爱憎分明。可惜我们的热情往往仅限于事不关己的时候，而一旦轮到自己头上，旁观时的那股勇气顿时就烟消云散了。我们眼见着家 人朋友下岗失业，自己被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仍然冷静得如同旁观者，反抗的勇气哪里去了？印尼地震，一个个都击节叫好，文革四十周年的日 子怎么都噤若寒蝉了？

没错，每个人都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前提是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观者不负责任的言论可能会给行动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也就是“旁观者效应”，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的困境，两国旁观者的爱国言论也“功不可没”！

清华的日晷上刻着一句话：“行胜于言”，旁观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指导行动。不要指望真的会有救世主下凡来拯救世界，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只有你自己。如果有谁不愿行动，那么，请闭嘴。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饼干盒里的回忆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6月5日

考期临近，于教室埋头苦读，忽然飘来一股香气，这股香味……为什么会如此亲切？也许是错觉，也许是记忆的突触搭错了桥，但是??是的，那确实是鸳鸯饼干的味道，而我已经陷入记忆的漩涡里。

鸳鸯饼干，春华糖饼厂（我居然还记得厂名！），红色和绿色两种包装，塑料的托盘分成六个小格，每个格子里躺着五块：一黑一白两片薄薄的带花纹的饼干中间夹着一层奶油，轻轻掰开，那股香味穿透了时间隧道弥散在记忆的味蕾上。

或许又是记忆在作怪，或许鸳鸯饼干从来就没有那么好吃过，不过是朱皇帝的翡翠白玉汤，但是，我所不能释怀的真的是那方小小的饼干吗？

那是童年的味道，那是爷爷牵着我的手穿行在小店间的背影，那是一段属于我永远也无法返回的乐园的胶片，我越是渴望走回去，就反而离它越远。单行线上，我看不清前方的路。

也许人的一生所创造的就只有记忆的碎片，直到最后一片也悄然飘落。

谁的书在漂移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5月27日

光明日报上的一则旧闻（并非报纸问题，实乃本人孤陋寡闻）：
图书漂移：检测大学校园诚信
“近日，在南开大学，一场被寄予美好期望的图书漂移活动，出现了发人思考的转折：140余本贴有“图书漂移”标签的图书 不翼而飞??它们的读者显然并未遵守“阅后请放回原处”的游戏规则……”

援引新闻对图书漂移的背景介绍：“图书漂移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书友将自己不再阅读的图书贴上特定标签，投放到公园、茶馆、商场等公共场所，其他人便可“偶遇”自己感兴趣的 书，阅读完毕再按照书上附带的标签要求，将其送回原处，等待下一个“主人”。这种活动是爱书者发起和倡导的，目的在于节约图书资源，让好书遇到更多知音。”

关于图书漂移的故事我其实早有耳闻，但在中国的公开实践我还一直没有听说过，而且也抱着笔者一贯悲观狭隘的怀疑眼光质疑此方案在国人中施行的可行性。不幸的是，这一次又被我言中了。

其 实就我本人而言，定然是要举双手赞成这样一项活动的，理由有四：其一，我有五柳先生式的读书习惯，只管囫囵吞枣，从不回头，藏书于我无甚大用，反倒每每在 搬家时扮演最大的累赘，所以凡读过的书大多及时送人，正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漂移正是快意所在。其二，我乃一穷书生，自打决心经济独立之后，就一直处 于寅吃戊粮的状态，研究生补助仅能糊口而已，无有余钱购书（现在的书价也实在是太高了，书商莫非不知刘项不读书的道理？可苦了真正的客户群），为了避免破 产，咬紧牙关三过书店之门而不入，全靠图书馆接济，正所谓书非借不能读也，国图、科图、清华、北大，总之趁着这一年“隐居”时期把借书权限抡圆了用，想象 一下书就在面前漂移，省却跑图书馆的舟车劳顿之苦，真如梦境一般。其三，今之文明古国，无论大城小镇，放眼望去，尽是物欲横流的文化沙漠，若书籍随手可 得，或许还能有些许希望从酒桌、歌厅、电视、电脑那里抢救些人出来。其四，书随处漂，自然也要随处读，国人传统上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雅兴，好像也非得 在书案前四平八稳的坐下才能读正经书，这又何必呢？公园长椅，一卷在手，正是读书之乐。

可惜，要使书真的漂移起来，绝非一两个我这样的理 想主义者就能推动的，而需圈内全体公众的积极参与，至少是遵守游戏规则。显然，这样一个传递链是很脆弱的，即便是少量“收藏爱好者”的存在也可能对整个过 程造成致命性的破坏（吸收马尔可夫链？）。当然，真实情况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邪恶，从采访的反馈信息来判断，更多的读者可能只是“忘记了”继续漂移， 不过恰恰是这个“忘记了”清晰地反映出了国人的心理状态：

如我在另一文中所称，绝大多数国人脑中并无社会的概念，只有我与非我，而没有 “我们”，因而所谓公有之物就成了无主之物，既然无主，俺代为保管几日又有何不可？再说，既然油管可以凿，铁轨可以拆，路灯可以砸，马桶可以不冲，垃圾可 以乱丢，几本没主的书不还又与你有什么关系？

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属于我们的公共悲剧，哦，对不起，是属于我、你、他，还有她的，换句话说，它谁也不不属于，一个没主的悲剧，或者压根就没有什么悲剧，纯粹是庸人自扰！

原来没我的事儿，睡觉。

“我们”是谁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5月24日

在 我所了解的各种文化中，“我们”都是一个使用率极高的词汇，我在读中学那会儿也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用来给自己“壮胆”，可是却很少思考过“我们”究竟是 谁。这可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所能确定的一点就只是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我们”所代表的可能是家庭，族群，阶 级，国家，乃至广义的人类社会，也可能只等同于单数的“我”，这一现象显示出不同人在意识尺度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决策。经济学家很少思考这个问 题，因为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独立个体，即具有自私、精于计算、永远追求利益最大化等均一的属性，只有 “我”，没有“我们”。但回避问题并不等于消除问题，恰恰相反，它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了无数难题，很多行为难以解释，很多预测偏差巨大，很多问题无非解决。 或许只有返回到文化中去寻找答案，重新认真审视文化背景差异对社会行为决策的关键性影响，重读亚当?斯密：“行为的特征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为主体所 属的社群中流行的情感习惯和思维和行为的一般模式的影响。”我不敢奢望也没有能力全面地探讨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只是想试探性地分析一下不同经济和文化 背景的人在使用“我们”时所隐含的意识尺度。

不妨就从身边事谈起，问题虽貌似微不足道，且有不雅之嫌，然窥一斑可见全豹：不幸分到没有内卫的宿舍，只能四间宿舍12个 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本来公用卫生间除了需要多跑几步倒也没什么不方便的，但是偏巧马桶的冲水踏板不大灵光，三五脚下去也未必出水，后勤 一直睁一眼闭一眼，反正还能凑合着用就行了。可是有人不能凑合，从搬进来第一天起，如厕后不冲水的情况就时有发生，一年来非但未有改观，反而每况愈下，如 今若能遇一干净马桶就算运气了。堂堂中科院研究生宿舍，何以出现如此尴尬局面？与其空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抱怨，不如冷静地分析一下缘由。为了简化 问题，先从博弈模型入手，不失一般性，假定遇干净马桶得利a，遇脏马桶利益损失b，冲水利益损失为c，a>c，则支付矩阵如下：

	干净马桶	脏马桶
冲水	a-c	-b-c
不冲水	a	-b

如 果单纯从个人利益考虑，显然不冲水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于是我所遇到的马桶问题就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也显然远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如同“囚徒 困境”一样，这也是一个看似没有出路的困局，唯一的能够保证平均收益最大的解就是大家都选择冲水，但不是一个稳定解，从数学上来讲，不冲马桶才是唯一的稳 定点，一个悲剧性的结论??一般称之为“公地的悲剧”。小到闯红灯，大到环保问题，只需稍加留意，生活中这样的“悲剧”不胜枚举。我以前还曾经编写过一个 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模型，结论也同样令人失望。朋友告诉我，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上就已经论证了这种个人自由博弈导致社会悲剧的必然性。

但 是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经验暗示希望还留在潘多拉的盒子里，除了经济理性之外还有文化理性，比如公共道德，也在影响着每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也许能够把人类 从狭隘的个人空间中拯救出来。虽然卡尔?马克思认为文化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的变化速率仍然是相对缓慢的，特别是对于个人 的生命尺度而言。这就意味着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坐下来慢慢分析问题??每个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相应的行为特征所表现出的意识尺度，甚至尝试找出二者之间 的联系??而不必担心因时效性过期而失去意义。

其实，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意识尺度的差异性都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做一次环球旅行，你会发现各个文化地域的人对“我们”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电影导演Martin Scorsese在My Voyage to Italy (1999) 中有关于意大利人的一段精彩陈诉：

“…the lesson of survival that was passed over for centuries and was carried over to the New World is a pretty brutal one, and that is: you think twice before you trust anybody outside your family. Think about it: your country, your homeland changes hand again and agai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So, who can you trust? The Government? The Police? The Church? No. Only your family, only your own blood.”

我 想这段话也同样能够解释的彝族、苗族、塔吉克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些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彝族人的婚姻和苗族人的“死给”，在把家族而不是个人作为 基本意识单位的情况下，为了“我们”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同理，由于不存在对社会的认识，国家的法律自然也就对很多少数民族缺乏效力，因为在他 们看来，那不是“我们”的法律。至于国人普遍的对于交通信号的勇敢的蔑视，大概也是对社会契约缺乏认同的体现。

相对应地，我也从书中读到了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从马格南图片社看到了法国学生的示威游行，同时还在与到处作国际志愿者的朋友交流信息。布什的反恐政策明确无误地标明了美国人对“我们”的注解，而“We are the world”的歌声则代表了另一种更广阔的意识尺度。在如此迥异的意识基础上，怎么可能期望产生出一致的行为准则呢？

如果你还觉得差异不够显著，那么这里有一个更极端一点儿的例子：UCLA的J. Heinlich教授曾经在1998年做过一次经典的“最后通牒游戏(UG)”实验（随机抽取受试者AB，试验者给A若干钱，A在从中抽出一定比例p支付给B，若B愿意接受这一分配则交易成功，否则两人都得不到任何报酬），但与以往所做过历次实验不同，这一次Heinlich选择了居住在秘鲁亚马孙雨林里Machiguenga人作为受试对象，试验结果与UCLA的学生所组成的对照组以及所有历史纪录相比都大相径庭。此前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同类试验，无论是在美国和西欧，还是在南斯拉夫、以色列甚至是印度尼西亚的大学，都得出相对一致的结果，即A支付给B的比例p较高（接近50%），显然这是与经济学的预期相违背的（如果A和B都是经济“理性”的，那么这个比例应该保持在一个仅仅略大于0的最低可能值才是合理的），试后调查显示，社会公平的意识从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有一部分是被迫的选择（因为B而不是A要求公平）。然而对Machiguenga人的试验结果则得出了一个明显低得多的分配比例（26%，看起来比都市人更“理性”），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显著的差异呢？Machiguenga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给出了一个答案：

Machiguenga人传统上以移动的单独家庭为单位散居于热带雨林之中，主要以采集渔猎为生，家庭经济独立，社会结构简单，合作与交换等活动也仅限于亲属之间。尽管近30年在政府和市场的引导下，Machiguenga人的主要经济活动开始向农业过渡，居住方式也出现了约300人规模的小村舍，但仍保持着家庭之间的经济独立，几乎不存在公共财产，内部和对外的交流都十分有限。

这样的文化背景就意味着在Machiguenga人的基本意识中“我们”不会超出家庭的范围，根本不太可能考虑到家庭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更不会有所谓社会的观念，也就更谈不到“公平”，所以在实验中做出这样的“理性”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 外，一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尺度也应该是会随时间逐渐变化的。比如说中国的古人读书求功名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光耀门庭”，而这样的想法大概已经彻底从今天的 学生的脑海中消失了，因为由家谱所印证的中国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已经瓦解，特别是在充分“现代化”的都市人群中，家族甚至是家庭观念的淡化更为彻 底。但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以弥补家族意识退位后留下的空缺，文化的真空状态暂时只能由个人主义来填补，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 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生宿舍的马桶难题不过是一个极微小的缩影而已。我猜想如果现在在中国的城市里重复一下UG实验的话，国人的表现很可能会像Machiguenga人一样充满理性。

既 然意识尺度的差异对行为决策会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在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这种差异就需要引起足够重视。而文化又对塑造意识的关键因素，所以要解决社会问 题，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的不平衡局面必须改变。对于中国的现状，经济上在很多地区已经充分地市场化、社会化甚至已经开始国际化，而相应的文化仍然处于缺 位的状态，这种缺失可能直接导致了意识尺度的错位，也会严重限制社会的健康发展，GDP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重新认识“我们”和我们的社会，尽管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无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似乎也别无选择。

文革四十周年祭

By Albatross, 16th May 2006

I wrote down one sentence in Chinese here that reads "In memory of the day forty years ago, mourn for all the victims and that history that I was lucky enough not to experience". However, it disappeared immediately after updated, which is, though, not quite surprising. As a result, the memorialization has to be silent, looking like a demonstration. Undoubtedly, I've been used to the silence, but I hope my children don't have to. A civilian will never perceive security as long as the history is distorted. And the nation that rejects the history will be rejected by the future.

沉重的风筝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5月13日

我看见一只风筝，飞得那样低，仿佛背负着铅垂一样沉重；还看见一个人，在后面努力的追赶，他的双脚也像被锁链束缚着一般沉重，似乎总是只差那么一步……

《追风筝的人》，一年以来我买给自己读的唯一一本小说，一个医学院毕业的美籍阿富汗移民的处女作，原本打算用来拯救一个星期的枕上时间，可是在读完第二章之后，便再也没法把它放下了，其他的事情都先一边儿站，心里就只有一个声音，读下去，读下去。

是 父子，是兄弟，是朋友，是仇敌，是亲情，是友谊，是忠诚，是自私，是懦弱，是谎言，是个人情感的战斗，是小说生命的源泉……关于人性，我所看到书评已经谈 论的够多了，然而，如果只限于这些，那么它就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故事，而不会成为那只让人不能忘记的风筝??风筝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被强加了太多的负 重，那是社会送给每一个阿米尔和哈桑的“生日礼物”，除了接受，他们（也是我们）别无选择。

他是主人，他是仆人；他是普什图，他是哈扎拉； 他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就被这些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标签所分隔开来，尽管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尽管他们事实上拥有同一 位父亲。无论是平凡的阿米尔和哈桑，还是高高在上的查希尔国王或者卡尔扎伊，都不得不接受社会为他们预定的座位??阿米尔不再是阿米尔，哈桑也不再是哈 桑，他们必须戴上社会分给他们的面具。哈桑总是说“为你，千千万万遍”，而阿米尔却选择冷酷的逃避，这样的悲剧性结果并不单单是个性差异所造成的，在这些 年少无知的孩子的潜意识里早已被灌输了相应于自身社会地位的“应该”与“不应该”，一个哈扎拉仆人理应为主人尽忠，而高贵的普什图少爷不值得为一个卑贱的 哈扎拉仆人冒任何风险。“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哈里发”，这样的誓言只能是石榴树下的童话，“王子与贫儿”不可能成为兄弟，因为他们命中注定不平等。包 括阿米尔重返阿富汗的自我救赎行为，也只不过是在获知与哈桑的兄弟关系之后，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找到了“重新成为好人的路”。

自 从好奇心诱使潘多拉打开了那只魔盒，人类就注定无法避免一些与生俱来的品性上的弱点，胆小或者暴虐、自私或者贪婪，这些本性之恶往往会在幼年时就暴露出来 （其实在婴儿身上就已尽显无遗），但这并不足以泯灭完美社会的愿景，因为借助于教育，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时间剿灭至少是镇压这些邪念以成长为一个性格完善的 成熟个人。不幸的是，社会性的偏见为这些人性的阴影提供了藏身之所，使之得以在体内寄生发育为蚕食灵魂的恶魔，使心灵的病害四处散播，进而加深已有的并创 造新的偏见。就如欧洲人之于犹太人，犹太人之于巴勒斯坦人，就如在我亲眼见到第一个日本人之前，我已经学会了对东洋岛国的深深反感甚至是仇恨，这并不像是 一场喜剧的开局。

不可否认，有些时候我们在怀念逝去的和谐时代，怀念那个时代的美德，比如那些关于忠诚的故事，但是那并不公平，那些美丽的 传说都是建立在个人的悲剧之上，就如同哈桑对阿米尔的忠诚会被描述为正面的封建故事。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尊重个人必然要成为每个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共识，这 与宗教无关，无论在美国，中国，伊朗还是阿富汗，如果有一种“文明”反对个人的解放，那么，它必将被颠覆和改变，我们无需惋惜什么。但现实并不乐观，推翻 了塔利班，并不一定意味着解放；在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流血冲突已经令人麻木，难道他们不都是同一个真主的子民吗？即便是小说的作者所标榜的“自由民 主的美国”，偏见也依然广泛存在，阿拉伯人要在海关饱受责难，西班牙语移民的抗议声浪尚未平息。四海皆兄弟，这个梦到底有多远？

我听见萨义德说：“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Mentalism has had a place in the long and often interrupted road to human freedom."

为了解放那沉重的风筝，
我追。

伊甸的沦陷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5月4日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偶然翻出The Gods Must Be Crazy （《上帝也疯狂》）这部比我年纪还略大一点儿的“老”电影，思绪一下又飞回到我一直所向往的那片神秘的土地，只不过这一次主角不再是Okavango肆意 涌漾的河水，而是隐居于Kalahari沙漠腹地的布须曼人。片子的画面质量和剧情设置皆可一笑置之，唯有老导演Uzy对现代文明的叩问是令我为之一震 的，类似的叩问在宫崎骏老先生的《幽灵公主》中似曾相识。

两种生存方式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以至于刺眼，导演的褒贬之意溢于言表。但是，难道我们的文明真的走错了方向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Uzy 的镜头里，赤身裸体的布须曼人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生活，没有私欲，当然也没有纷争，不必每天被6点钟的闹钟吵醒，也不必整天担心被老板炒掉，这样的 场景难免会让人想到伊甸园，想到《黄金时代》。然而实际情况是，或许布须曼人真的很快乐，但至少从物质上来讲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天堂里，现在更不是。想想 吧，有谁会主动选择Kalahari这块不毛之地作为家园呢？有谁想尝试一下在零度以下的冬季夜晚光着身子睡在沙地上？反正这不是我所想象的天堂的样子。 但他们别无选择，那里是这个古老民族最后的“保留地”。

"THE Bushmen were members of a divis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that in all probability once occupied the whole, or nearly the whole,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It would seem that they were either totally exterminated or partly exterminated and partly absorbed by more robust races pressing down from the north, except in a few secluded localities where they could manage to hold their own, and that as a distinct people they bad disappeared from nearly the whole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before white men made their first appearance there."

从Bleek和Lloyd1911年发表的研究笔记中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这个 人种的命运：布须曼人(Bushman, or later 'San')曾经几乎是整个非洲大陆的主人，只是由于进化缓慢，逐渐被发展出更高文明水平的Hottentot人和Bantu人所取代（这是一个相对文雅 的词汇，它掩盖了征服的血腥过程，想象一下白人是如何取代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吧），所以当后来的白人殖民者发现他们时，他们的生存区域已经收缩到了沙漠腹 地。当然，也正是由于与世隔绝，这最后的一小部分布须曼人才得以幸运的存活下来，得以出现在那个神奇的相机镜头前。

下面这张来自《国家地理》的地图清楚地标明了布须曼人领地不断萎缩的过程。

布 须曼人的文明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其语言古老得令人类学者挠头（瞧瞧那个可爱的Xixo的扮演者，他的名字里还夹着一个!号呢，发这个音要把舌尖卷起来 点一下上颚再快速收回，老天，这是个什么音阿），他们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相当的差，殖民者曾经采取的改造计划均以失败告终（当然也可能与方法有关），南非 境内的布须曼人就是这样慢慢灭绝的。所以他们到现在还仍然只会制造木制工具，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虽然生存条件恶劣，生产力低下，但这些并不 妨碍布须曼享受生活的快乐。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这样的乐观精神在其他“野蛮人”的社会中也常常看得到，比如南美的南比克瓦拉人（他们才是真正 的一丝不挂）。反倒是我们这些享受先进物质文明的现代人整天愁眉不展，苦于生计。看来所谓幸福感更多的是与欲望而不是现状相关，中国不是有句老话“知足常 乐”嘛，那些进化上的落伍者倒是都颇得懒汉哲学的真谛??当年我就是受了Heinrich那篇懒汉哲学的影响，从此以懒为荣了……不过如果我们都在为幸福 而奔忙，那么似乎确实有必要停下来向Xixo取取经了。如果用快乐来评判，布须曼人的生活的确比我们更接近天堂。那么到底是谁走错了路呢？

恐 怕已经来不及考虑了。很显然，这样一种生产力落后的文明是无法自保的，即便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快乐。就算那里曾经是天堂，撒旦也必定会闯进来??一个普通的 玻璃瓶子，从一个飞行员手中偶然降临于Xixo的族群，便足以引起一场未有过的纷争。虽然在影片的结尾，Xixo将那个带来邪恶的瓶子潇洒地掷向了云间， 但是谁又能保证这样一个脆弱的文明能够抵挡撒旦的下一次进攻呢？事实上，这片伊甸园现在已经沦陷了，年轻的布须曼人已经开始接受文明世界的事物：自行车、 收音机，他们甚至已经学会通过诉讼索取药物专利使用费了！布须曼文化，那些举世无双的追踪高手，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多久呢？一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文明取 代落后的另一种，进化的脚步从来就不思考其他复杂的问题，达尔文主义就是这样直白，胜利只用生存来衡量，这是一条单行线。很遗憾，我们已无从回头，只能走 下去。

在寻找幸福的道路上，我们离也许曾经拥有过的那个伊甸园越来越远，也许，在这条单行线的尽头也还有另一个天堂在等候。

雾里看花：纪念与眼镜分别的日子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4月29日

终于戴上了刚配好的新眼镜，纪念一下这段雾里看花的日子。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果然，与眼镜的分别只是一个开始。

在学校不慎遗失了眼镜，贴出寻物启事后一如意料的石沉大海（不知眼镜拾去何用，唉，人心不古）。

第二天GRE机考，面对计算机屏幕眼前一片雪花飞舞，下意识地伸手去扶眼角上那并不存在的镜架，却只摸到额头上的汗珠，一切准备就此付之东流，farewell, Prf. Levin, Tilman & Nowak, 看来去美国是没戏了。

接着抱定必死的决心半夜爬起来揉着红肿迷离的眼睛督战Milan做客Camp Nou的CL第二回合，结果不出所料，90分钟闷战成梦幻比分，红黑军团郁闷出局。不会是我乌鸦吧。

再然后，学院足球赛决赛，因大腿拉伤只能教练席上作壁上观（总算跟眼镜无关了），眼瞅着本队与冠军擦肩而过。逃课喝酒去。
……

一 连串的不如意，虽然砸得我晕头转向疲于招架，但终究不过是几记至多伤及皮毛的刺拳而已，要击倒我，che，没那么容易。想来这一年偏隐于樊篱之间，既不得 自由以振翅，又无有半分田亩可躬耕，书案前静修所得，也就是这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心态了。虽然被唯物主义教育了十几年，还更倾向于“非风动幡动，人心自动” 的处世态度，一切外物的袭扰只是因自身的心态问题所致，所追求的正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从失去中寻取收获，换个视角看生活，雾里看花又何尝不 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体验？

没了眼镜的校正，焦距自然是对不准了，视野里的画面也发生着有意思的转变??细节和线条不再是吸引眼球的主角，取 而代之的是色彩与轮廓，巴罗克风格转向哥特式，甚至是包豪斯。坐在小店临街的窗前，凝望窗外熟悉的风景，突然发觉树比平日更绿，花比往昔更红，只有天空还 是一如既往地阴沉，不免联想起莫奈画笔下的卢昂教堂，莫非他老兄也受近视启发？再看迎面走过的人群，面部都呈现低像素的马赛克效果，倒也不错，只当都是美 人好了。

课堂上多年来第一次竖起耳朵听课，虽然ppt上文字看不清几个，倒也不耽误给教授挑错。我一直迷信感官互补，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大 脑并行处理能力差，非得屏蔽了视界信号才能发动起听觉的引擎，怪不得我会觉得波切利的歌声特别，大概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盲人，所以听他的CD的时候总会闭上 眼睛吧（没有Block掉这个因素，确实不公平，回头复习试验设计去）。

被迫远离计算机，也不得不暂时缩短了读书的时间，一时无所适从， 才发觉眼镜竟然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身体不可分割的延伸部分，或者是反过来，身体成了眼镜所暗喻的现代文明的奴隶。即便只是片刻的模糊，也会造成心理上的 恐慌与不安，现代生活的节奏使得“糊涂”变得愈发难得，无论是在书案前还是在旅途中，似乎更多的是眼镜而不是我的眼睛在指导我的生活。正如海伦?凯勒渴望 那三天的光明，三天雾里看花的日子也赠予我一个难得的机会重新审视“熟悉”的生活以及深陷其中的自我，就算作其间一切挫折的补偿吧。

另：失败的GRE作文也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补偿：Issue的题目是关于critic，让我想起Susan Sontag，于是路经光合作用的时候终于记起把那本惦记已久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搞到了手。戴上眼镜，又可以放心读书了。

敬告比我年轻的朋友们：爱护好你的眼睛。

切尔诺贝利，悲剧未谢幕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4月29日

1986年4月26日，这个日子连同切尔诺贝利这片偏僻、寒冷而沉寂的土地永久地凝固在人类历史上。二十年后，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拂去墓碑上的厚厚尘土，历史又将以怎样的方式重现于当世？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受到了核辐射的伤害，或许是100万，或许是1000万，但这个属于历史的数字已然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反应堆的火焰还在混凝土的掩盖下熊熊燃烧，新的密封工程（NSC）尚不知能否永远解除潜在的危险，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控制技术的能力；生活在这片美丽而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的居民，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如何；除去灰色的回忆，这场灾难到底带给人类怎样的暗示。我没有能力回答，但有权利思考。

最 直接被想到的往往是技术安全问题：核电是安全的吗？也许不。那么还有更好的选择吗？火电，矿物资源有限，且污染严重，《京都议定书》已签，非长远之计；水 电，清洁能源？非也，生态破坏日益凸现，诸如三峡工程造成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小视；或许还会有更新的可行性技术可供备选，但问题也总会如影随形。同样的问题 也出现在其他技术领域，例如生物的转基因技术、动物克隆等，正所谓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只要发展的欲望不断膨胀，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牺牲。问题在于，怎样的 选择才是最佳的方案？在对技术应用的态度上，我是一个保守派，我相信只有把发展的步幅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内，人类文明才表现为得到平稳的上升曲线，而过于 激进的技术大跃进很可能造成大幅波动、甚至混沌的局面（以后若有时间，倒不妨尝试做一文明动力学研究，这里且留一伏笔），至少这不是我理想中的发展模式。 在一项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种潜在影响得到比较充分的论证之前，谨慎行事也许是最稳妥也是最合适的选择。

无论是科技、经济，还是政治，一切的讨论，终究要以人为中心。我们在二十年后纪念切尔诺贝利，不是因为那里曾有一座核电站，而是因为那里还生活着很多和你我一样的人。切尔诺贝利并没有变成一片由死亡所统治的土地，从距离反应堆只有40公里的Bragin小镇，到 Novozybkov的 一个个村庄，虽然那里的一切绿色都充满了敌意，但那里的居民依旧勇敢地（也许是固执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一方面是故土难离；另一方面，如果在自己的家 园都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得到维护，这是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被认为是安全的呢？尽管勇敢坚毅乐观，然而他们终究没有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没有能力完全掌 控自身的命运。少数人的群体在这一刻显得是如此渺小，无力对抗另一种过于强势的权威??

悲剧的表面原因是技术问题，但根源在于政治权威对弱 势群体的忽视或者是蔑视。技术上，也许专家可以给出一个粗略的风险估计（可靠与否因科学水平而定，认为是客观因素），但接下来必须作出一个主观判断：这样 的风险是值得的吗？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政府总会全力支持，至于个人嘛，如果把电站修在大亚湾，我可能不反对；修在我家，绝对不可以。很显然，只要存 在后果承担和决策权力的不对等，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之下，不管是专制或是民主政治，少数派的权利都可能被出卖，悲剧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而每一个沉默者都 在不自觉地扮演着刽子手的帮凶。乌克兰老百姓难道不知道核电站有危险吗？但他们有能力跟莫斯科说不吗？

限于我狭隘的民族情结，最后又不得不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但凡国家工程，从三门峡，到三峡工程，再到已经破土动工的前无古人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伴随着大批被迫迁离故土远走他乡的移民和生活或 安全受影响的居民，不知他们的声音能在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占得权重几何？更不必提那遍布全国多如牛毛的大小矿山、高污染工厂以及土地开发项目等林林总总，试 想若是工会真的能代表矿工的权益，中国的矿难又何以多到令人麻木的地步。在“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名义之下，悲剧在弱势群体身上发生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切 尔诺贝利，不过是被放大的沧海之一粟而已。

昔日，先辈保家卫国，今后，吾辈更需保卫自我。须知“我即国家”。

自由引导法国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4月18日

看到Magnum图片社的这张照片，你会想到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德拉克洛瓦的那幅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从近一个月以来各国通讯社连篇累牍的新闻报导中，不难勾勒出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法兰西共和国因“新劳工雇用法案”所引发的风起云涌的罢工和示威浪潮，仿佛继去年的移民骚乱之后，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又将不可避免。法国果真陷入危机了吗？且不急于妄下结论。

俗 话说：“旁观者清”，然而由于看热闹的人往往各怀心事，故而其言论也未必更接近于真相，反而可能更具欺骗性。比如隔岸观火者之中，尤以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最 为活跃，大报小报的评论员纷纷争先恐后地跳将出来，幸灾乐祸之情跃然纸上。如果考虑到两国政治在欧洲版图上的鼎立，以及两国文化和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巨大差 异，其言论的动机就颇值得推敲了。

或许法国青年的行为未免过于冲动，对经济改革也许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其政局变动的影响也尚未可知，但 是对于一个从未踏上过欧洲土地的中国人而言，我从中读到的只有两个字：自由。我不知道高卢人血液中所流淌的自由情结究竟有何而来，但其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 勇气和决心，确实值得钦敬。新近闻听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撤销了该法案，违背民意挑战自由的改革遭遇一次挫折并非坏事。

也许在共建和谐社会的当口说这样的话有碍和谐，但是我仍然相信西方现代文明中的自由意识是中国社会改革最为渴求的要素。只有当弱势群体都有平等的争取自身利益的权利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有希望走向和谐。

向自由的法国人致敬。

经济制裁在制裁谁？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4月9日

哈马斯的组阁名单产生以后，美国和欧盟相继宣布中止了对巴的经济援助，无疑使得民生凋敝的巴勒斯坦国内状况愈发雪上加霜。在对这则消息表示失望与愤慨之余，不免联想起晋惠帝??

话说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也就是晋惠帝，即位以后，赶上了一场大饥荒，他在听了大臣的奏章以后，感到大惑不解，一语惊人：“何不食肉糜？”自此成为千秋笑柄，也不冤枉。

不 想千余年之后，新大陆的白宫里还在反复排演这出现代版惠帝传奇，惠帝他老人家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前提是他的理解能力足够）。不过想来就算小布什看上去似 乎智商有一点儿问题，也总不会呆到司马衷那个水平上去吧，所以只能推断出一个结论：他在装傻。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他老爹在伊拉克搞石油换食品的时 候就装过这么一回傻，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上一次制裁的效果倒也不可谓不显著，只不过都反映在无辜的平头百姓身上了，而所谓被制裁对象的老萨倒是依旧白 白胖胖、英姿飒爽，开枪抓人一点儿都没耽误（至于沦落到身穿短裤胡子拉碴那是后话了）。这一回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更何况人家哈马斯还是民选上台的，拿高 压政策威胁一个受民族主义者所拥护的极端政府，能期待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莫非是打算把巴勒斯坦人统统饿死，帮以色列永绝后患？难道这就是所谓“和平”？

看来在西方世界眼中，犹太人是人，阿拉伯人就算不上了。为了保护犹太兄弟的利益，巴勒斯坦人就只能去安拉那里排队领肉糜吃了。

没有平等，何谈和平？

The photo above was stolen from Palestin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Exile Forever:读Edward Said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3月27日

长久以来一直为自己的独立而孤独的个性而困惑，直到偶然地捡起Edward Said的作品，不想竟从此为自己觅得了一份前路的指南。从Out of Place（格格不入），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论），到After the last sky，再到Orientalism（东方学），几乎是按着倒叙的方式，我在一点点追溯一个自我流放者的脚印，同时也在从中吃力地找寻自身投射到其中的飘渺的影子。

读书之时，每当有人问及作者，我总是困窘于找不到一个对Said的时俗描述：巴勒斯坦人，埃及人，抑或美国人？阿拉伯人&基督徒？文学家，艺术家， 还是政评者？或许最确切的描述就只有引用他最具代表性的词汇??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流放者(exile)，旁观者 (outsider)。然而要准确地理解这些概念本身或许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人，作为一类高度社会化的生物，其生存高度依赖于社群的归 属感。然而随着近代以来文化版图的剧烈震动与变迁，被认为象征着传统与陈腐的东方文明，以征服者姿态现

身的西方文明，以及二者杂合而成的畸形的殖民地文 化，互相纠裹着一同倾泻在东方的古老土地上，处处都显得如此不和谐，甚而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制造出重重矛盾而令人无所适从。可以选择消极的逃避，或者主动 而虔诚地投入任意一种文明的怀抱，但这些方式似乎都不能丝毫削弱已有的矛盾，反而为新的歧见与纷争埋下了根基。于是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便出现了的以 Said为代表的一小群“知识分子”，他们毅然选择了一条自我流放的道路，时刻提醒着自己保持独立的思想而不被任何势力所指挥，坚持扮演清醒的旁观者，为 文化的融合与民族的和解而不懈努力。也许一人独醒并不足以改变众人皆醉的局面，但他们的声音至少为一个光明的未来保留了些许希望的火种。

我 不想机械地大段重复Said的语录，透过纸上的文字，还可以看到的是，远在比巴勒斯坦（中东）更靠近东方的远东，同样的文化冲突与变迁也在平行地演进。从 封建王朝君臣关系的倾覆，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从早期负隅顽抗殖民文化入侵，到现今的刻板照搬西方模式，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盲目地跟 从所谓“主流思想”的指挥，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疲于奔命，却未曾拥有过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个世界原本就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二元世界，非善即恶，非 左即右，非友即敌，这样的思想框架下所构建的系统注定冲突不断而多灾多难；相反，每个人都应该能在连续的空间中寻找并确立自己的niche，从而共同组成 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世界。单调并不等同于和谐，绝对一致也并不意味着稳定反而预示着巨大的波动，只有借助来自不同声音的负反馈调节，社会才可能保持在健康的 人性轨道上行进。从这一意义上讲，独立的旁观者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财富。

当一个人在说着汉语，用着日本电器，开着德国汽车，看着美国电影的同 时，还要苦苦寻求某一阵营的接纳与庇护，这无疑是一种可怜与懦弱。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如Said所言，在哪里都不要有太多“家”的感觉， 既然已经注定与矛盾同行，“格格不入”或许正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选择。

以科学之名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3月22日

先是从国内媒体获悉，酝酿了三年的国家科技计划终于出台了，大幅增加科研经费投入……还没来得及为之欢欣鼓舞，紧跟着3月17日出版的Science就出现了一篇报道（不知道这一回Science会不会在国内被封杀了）：

RESEARCH FUNDING:
China Bets Big on Big Science

Hao Xin and Gong Yidong*

内容详见：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311/5767/1548

把经费分配计划详细列了出来（见下图），连带来了一个争论大起底，海内外知名华人“科学家”纷纷参战。看来一涉及到钱的问题，大家就都来精神头了。

有 钱了当然是好事，不过随之而来的分配问题就够人头痛一阵了。僧多粥少，总得有先有后不是，用咱路甬祥院长的话讲，这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可是这原则到 底该由谁来制定呢？据说是温总理最终拍的板，可从历史教训来看，这外行领导内行多半是要出问题的。话又说回来，又不存在“各行通吃的专家”，赶到分钱的节 骨眼儿上，谁也不能含糊阿，就算是内行也多半要装成外行了。

现在方案已经出来了，从结果来看，实用主义的策略性表露无遗，倒也与中国的一 贯政策合拍，无甚出奇。得了便宜的自然高呼英明，受了冷遇的叫两声不公也可以理解，反正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巧的是远在美国看热闹的华人这时候打破沉默 了，站在国际媒体面前指点江山，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意见嘛，我大体是赞同的，但我赞同也不等于客观公正。仔细想来，就算你跑到了太平洋对岸，你还是证明 不了自己的独立与清白，不但有酸葡萄之嫌，还多了“通敌卖国”的潜在罪名（诸如施一公那样全盘否定的论调也难免让人怀疑其评论的动机）。所以最终也不过是 大家过过嘴瘾，提高提高上镜率而已。

尽可能客观的讲（本人也是身在其中，难免偏颇），科研基金的分配一向是存在问题的，从几年前自然基金 委的会计挪用巨款事件就可见一斑。当然，这样的问题恐怕也不是中国特色，如前所述，绝对公平只是一个抽象概念，篱笆效应总是存在的，在一家独大的管理体制 下，自然就更是难以避免了。中国政府对理论研究的忽视的确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对其造成的缺陷本人也深有感触，但这一局面的出现又绝不单单是科学象牙塔 里的私家事，美国政府预算不是也把军费当成大头嘛，毕竟是政府在掏钱，自然免不了要受政治因素指挥，尽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海外学者对这一方案成功可能性的质疑似乎过于武断，至少是缺乏依据，如果真的要客观公正，就应该有一些耐心。至于这一计划对日后人才流向的潜在影响，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愿相关部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吧（对于官僚机构，这个要求也许高了一点）。

不 管怎样，能听到批评的声音总是好事，尽管意见未必可取，但在现在的中国的确缺少一股旁观的监督力量，在官方媒体大唱赞歌的“御用学者”已然泛滥成灾，仅有 的一点儿批评也往往难以逃过严格的新闻审查。相比于科研经费的分配矛盾，言论自由的限制或许更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瓶颈。

不得不说，做一个如Edward Said所讲的甘居异端的独立的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回乡札记之市政篇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2月17日

就要返回北京了，这或许也是我最后的长假的最后时光了。一个月的假期，这一次我没有用相机，而是直接用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和我的心细细摩挲这块曾经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土地。对于这座小城的“建设”，我的胸中已经郁积了太多的牢骚，索性一股脑吐出来，但求个痛快。我的不满远多于赞许，这是因为我对家乡 的爱与牵挂；然而我所言指的又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不过是中国土地上成百上千中小城市的一个缩影而已。

旅 游的经验告诉我，一地的街面建筑外观最容易给人留下基础轮廓，甚至是主要印象。如果我只是一个旅行者，那么或许我应该对城市的建设颇感欣慰：街道较早年宽 阔平整了许多，成片的平房都已不见踪影，新的高层建筑纷纷从楼群中探出头来，山顶竖起高塔，狭窄的河道上竟也架起了斜拉大桥，还有新的广场、新的医院，仿 佛一切都欣欣向荣，唯一可惜的是，我不止是一个走马观花的访客。我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也清楚这里的居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需要，所以我能够看到夜晚一些住 宅楼中寥若晨星的灯火，也留意到新商铺里空空荡荡的柜台和老商厦门可罗雀的景象。我不光观赏过路旁彩砖铺设的便道的光鲜亮丽，也反复体验过雪后在这该死的 覆盖物上是如何的寸步难行。医院的大楼越是雄伟高大，老百姓就越是难以迈过它的门槛。如是种种，一切规划都在肤浅而刻板地模仿着都市的样板，完全无视市政 功能的实际需要，于是愈是浓妆艳抹，愈是凸现刚刚进城赶时髦的村妇本质，实难与美联系到一起，反倒失却了朴素的本质。时至今日，还有地方官员在迷恋于曾经 莫须有的“小上海”的虚名，莫非他们真的不明白，小城就是小城，它不会成为上海，也不该成为上海。

不可否认，现任市领导的招商引资能力的确 令我刮目相看，不知他们有怎样的高超手段竟能使远道的富商心甘情愿地夹着支票本落脚这穷乡僻壤。尽管多数项目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但有钱终归比没钱好，至 少也能暂时些许缓解当地的就业压力。只是恐怕地方官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当年上缴利税和个人政绩簿上的记录，由此引发的短期决策行为也就不足为奇 了，于是一切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的出现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所有荒谬可笑的创收指标也都有了明白的理由。当然，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以一成不变的狭隘眼光来 窥测新的领导班子，而狭隘与短视也并非官员自身固有的特质，这样的选择只不过是在现有行政制度下个人的最佳对策而已，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乌纱下的脑袋 还是配得上他们脑袋上的乌纱，虽然愧对老百姓的期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做错了什么。只要中国还继续沿袭现行的官吏任免制度，那么我就不会寄希望于发生本 质性的转变。显然，一个由上级临时委任的外乡人，只会把这里当作汽车旅店，而不是家，因为他上任之时就明白此地不会久留，短暂的任期之内作出的任何长期计 划都只能等同于为别人做嫁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神话已经告别了这个时代，因而一个理智的地方官作出的决策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公共活动设 施的严重缺乏（当然酒楼歌厅洗浴中心是断然不会缺少的），大多数中老年普通市民的业余生活就只能与电视机为伴了。祖父虽然年事已高，却坚持每天收看当地的 官方新闻节目，于是我别无选择地也只好每日陪听了，这也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留意其中的内容。随之也诞生了新的发现：比尸位素餐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官方 媒体虚假而恬不知耻的宣传。虽然只有十分钟，其煎熬的感觉却是难以尽数的。从前曾以为央视的新闻联播已是空洞刻板之极，不想与地方新闻相比较，不过是小巫 见大巫罢了。两位播音员每天把半年前的政绩工程滴水不漏地歌颂一番，其余部分用诸位领导的会议特写填塞了事，年前几日则是市委书记慰问群众全纪录，那份趾 高气扬和道貌岸然，纵使是咱国家主席也难望其项背。市医院大火举世皆惊，市领导竟能临危不乱，把玩忽职守硬生生地描绘成全力抢救、指挥有方，其胆识实在令 人叹服，其后竟然也没有哪位官老爷引咎辞职，更未闻有谪贬的动静，看来只要脸皮够厚，仕途便必然是一片光明。倘使万民康乐，无事可报也就罢了，可惜事实远 非如此，百万人的地级市，温饱难保者尚众，只是草民琐事一概被忽略了。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媒体已然从党的喉舌进一步蜕变为少数肉食者的公德牌坊，不知 他们是“三个代表”中的那个代表呢？

鉴于市政的现状，我不能不对这座城市的命运多一份担忧。然而，历史已无可逆转，边城的淳朴早已随沈从文先生一同远别了；未来依然迷茫，希望如同天边的蜃景难以琢磨。也许只有到民选政府那一天，城市的命运才能得到救赎。

Scaling of civilizations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2月16日

'Where should we go after the last frontiers, where should the birds fly after the last sky?' --Mahmoud Darwish

'The only things that can be universal, in a sense, are scaling things' --M. Feigenbaum

Journey of an immigrant

Olivier Jobard, France, Sipa Press for Paris Match.

(此照片获2006荷赛时事故事组一等奖）

如果有一天我推开自家房门，发现自己正站在别人的后花园里，我该怎么办？

对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这正是他们眼下所面临的窘境。当然这种尴尬同样也是花园的主人不能回避的。从前相安无事的邻居，如今纷纷横眉立目，所为哪般？

先回顾一个故事：从前有个郑国人，按着自己儿时的尺码去买鞋，结果……这就是问题的起因：丈量世界的尺度变了，也就是说，世界变小了。

就 像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从而引发的殖民时代一样，现在的世界也正在经历又一次“尺度大跃进”带来的震荡，人们称之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冲突既不是出于经济目的（拉登应该不是为了赚钱，布什更不是），也并非源于意识形态之争（苏联早已作古，萨达姆也不信仰马克 思），暂且借用亨廷顿的时髦概念，这一次是“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

为 什么偏偏是文化？因为它对尺度变化的响应最慢。经济的立场最不坚定，从来都是第一个闻风而动的，肯德基大叔把他的连锁店开到了天边，盖茨把他满是漏洞的软 件推销到了每一个用得起计算机的地方，made in china的标识更是遍布世界，除了朝鲜，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还在坚持关起门来自给自足了。政治势力虽然顽固，但它注定不可能长寿，连中国都不再关心姓 “资”还是姓“社”了，年轻人个个削尖了脑袋想往帝国主义国家跑，还有哪位无产阶级战士会坚持跟资本家们战斗到底呢？于是意识形态的壁垒也基本扫清了。所 剩下的，就只有文化还抱着过时的尺码不放，当然也就只有他要为穿不上鞋子而苦恼了。

文化的 顽固倒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论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东方阿拉伯文化、儒家文化、印度文化抑或日本所谓神道教，总有长期的历史渊源积累，早已 成为各个社会的根基，上至君权外交，下至婚丧嫁娶，都已形成一套为民众所默认的“规矩”，谁胆敢越雷池半步，定被视为异类。往昔各文化社群间交往稀疏，虽 有不适，也就视而不见了。如今国际贸易夹裹着异域文化忽然一同拥到自家门前，便是想躲也躲不掉了，可是长期养成的积习岂是说改就改的过来的？于是丹麦人的 几张漫画就引来了全部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抗议，小泉每到靖国神社下跪便激起邻邦的一片谴责之声，美国人在伊拉克反倒比他们的阶下囚萨达姆更不受欢迎，实在也 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其中哪一方，因为大家其实都患着同样的“文化尺度变革后遗症”。谁能证明一种文明就一定比另一种文明更优越呢？其实无非都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罢了，倘是往日在自家关起门来孤芳自赏也好，敝帚自珍也罢，总归无伤大雅，但而今世道变了，自家书房也成了人家后院，个人私事无可挽回地变成了公 共新闻，再沿用传统的文化观念显然已经开始不合时宜。

文明的冲突确实是暂时存在的，但幸好 现状并不像美国佬亨廷顿描述的那般危言耸听，因为冲突并非无可化解，不同的文明更不是不能和平共存。亨氏在做出结论时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把文化体系 看作一个不连续的系统，但实际上，令美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的所谓原教旨主义者（foundamentalists)不过是极其极端的情况，在任何一种文化 中都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更多的情况，特别是年轻一代身上，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地球村的烙印，也就是多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融合，除去极少数情况，泾渭分明 的文化边界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在个人的尺度上，文化的交流与过渡在时刻不停地发生着，因而才会出现我这种半中半西的表述方式，也必然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Edward Said。可以相信，尺度跃进的大洪水虽然冲毁了原有文化版图上的一系列局部稳定点（local rest points)，但经过一定阶段的局部震荡调整之后，大家都会逐渐适应新的文化尺度，不同文化之间将达成新的纳什平衡，从而使新的世界文化体系最终形成一 个全局稳定。与邻居友好地打个招呼，而不是鲁莽地去拆篱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回乡札记之过年篇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2月13日

辞酉迎戌，倏忽间又一年春节来去匆匆。虽然千里迢迢返家只为过年，然而无论是除夕的饺子还是迎神的鞭炮似乎都已不复童年的色彩，只有回忆儿时跟在祖 父身后贴对联那一刻才略微寻回了年的滋味。如今老人已中风在床，精力虽已大不如前，却依旧事无巨细必亲自安排指挥，当然跑腿的差事就只能由我辈代劳了，或 许这也就隐含着世代的更替吧。

或许过年真的就只是意味着团圆，然而对于我，却连家的感觉也渐渐淡漠了，与家人越来越少的交流，跟不必说其他 远亲近邻。在家的日子里更多的就只是静静地望着父母老去的身影，“爹还是爹，娘还是娘”，小城还是那座小城，只是时光变换，人与物在我脑中的映射已大不同 于往昔，就如同春晚还是依样画葫芦，只是观众的口味变了而已。

唯一幸福的事情就是每天为祖父洗手、刷牙，搀扶他略微活动腿脚，倒倒夜壶也好，或者就只是趁老人睡着的时候在床头默默地坐一会儿，慢慢翻检童年的往事。不知来年的春节还能不能有机会这样坐在祖父身旁。

回忆总是让人留恋，然而时间并不因此而停歇，或许在本命年里我该做出些重要的抉择。

中国为谁而感动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2月10日

刚刚看过了中央电视台2005“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颁奖，除去新闻和足球赛，这是能够吸引我的为数不多的媒体节目之一，因为其中部分人的故事的确会帮助我重拾久违的那分感动。

我 为何而感动？想来其实只为两个字：平凡。看腻了所谓名人贵客在聚光灯下的扭捏作态，听惯了主流文化苍白空虚令人作呕的声音，此时只有平凡人的故事才能使我 等同样的平凡人为之感动。舍身救人的普通民工，扎根苗寨的赤脚医生，一诺千金的朋友，踽踽独行的邮差……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草根”义士构筑了民族道德的 基石，我们理应为之感动；对忘我工作、贡献卓著的科学家和军官，虽然感动似乎已经名不符实，但至少还颇值得尊敬；至于最后出场的两位航天员，我就实在找不 出什么理由可为之感动了，航天器实验本来就不是什么关乎民生的要紧之事，此二人得到的吹捧也早就超出了常人之所想，此番官方授意明显的做秀实在是只能用 “厌烦”来形容了。我虽孤陋寡闻，扳指数来，这一年所闻凡人之义举也远不止十件，更何况越是穷乡僻壤走出的凡人越可能“感动中国”，既然彰奖天下可敬可爱 之人尚且不能，名利双收之辈又有何资格位列其中呢？只怕是我这穷学生也比他们更有感动中国的资格吧。

对于“感动中国”的提法，我起初曾以为 有过于冠冕堂皇之嫌，直到后来听说德国大选期间有一则公益广告词：Du bist Deutschland（你就是德国），我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等凡人就是中国。无论是实权在握的政府大员，还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都并不比我等草民 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如此说来，感动我等凡人的故事称之为感动中国也不为过。换句话说，中国为平凡之人而感动。

感动的意义，一方面在于给予芸 芸众生以鼓舞和希望，使我等看到世间尚有善良和道义可拒权钱诱惑下的尔虞我诈，为我们守护最后的心理净土；另一方面也使世人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一国之内贫富 之悬殊和弱势群体无助的艰难处境，一个社会的贫困问题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依靠个人的善举来解决的，政府难择其咎，除去感动，他们需要也必须做得更多。

纪念莫扎特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1月28日

250年前的奥地利时间1月27日晚8点，Leopold Mozart的第七个孩子在萨尔茨堡降生了，他最初的名字叫做Joannes Chrysostomus Wolfgangus Theophilus。1770年以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Wolfgango Amadeo，也就是后来为全世界所怀念的Wolfgang Amadeus Mozart。

前 几天偶然翻出《费加罗的婚礼》，虽然我既不通音乐，更不识意大利文，但仍然可以快乐地歆享其中的旋律。或许我的耳朵永远也无法从听觉上向我解释 Harmony的深刻含义，但至少还可以通过对数学的信仰稍稍接近音乐家的心境。我一向以为人类最伟大的三种技能是哲学、数学和语言，而音乐正是用哲学和 数学所编织的最为统一而美丽的语言，而欣赏能力的残缺实在是我人生的一大缺憾。因而对于能够用音律随心所欲构筑世界，将旋律把玩于股掌之间的如Mozart一样的音乐大师来说，除了仰望，我别无选择。

曾听说有老人年逾古稀开始学画而成功，但愿我也能有开窍那一天吧。

哈马斯与民族主义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1月28日

大概今天全世界所有报纸（小报除外）国际新闻的头条都被同一个名字所占据了：Hamas （即哈马斯）。近年来民族主义的全球浪潮也因此在中国人的农历岁末达到了一个新的波峰。

由 于与此前的民调预测结果大相径庭，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的大捷几乎打了全世界政治观察家和媒体一个措手不及。同时，鉴于哈马斯以往的政治立场，巴勒斯坦 的这场政治变革必然令他的邻居以色列以及其靠山美国紧张不已，整个阿拉伯世界也会因此又平添一分不稳定因素。但凭心而论，这样一个结果完全在情理之中，巴 勒斯坦人有充分的理由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我生活在巴勒斯坦，想必也会这样选择：因为虽然明知这个选择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但至少还可以寄予些许希望，而 民众参加投票的初衷也正是这一点点的希望。

虽 然我本人更加倾向于国际主义，但也不能不承认民族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存在意义。纵观世界历史，无论中西古今，但凡重要变革，十之八九是受民族主义思潮所推 动，对于任何一位政治家来讲，民族主义也总是刺激国家振兴的一张好用的底牌。只是要用好这一招险棋并非易事，如果才智不足或是控制不力，最终走上极端道 路，其结果很可能是全盘崩溃、惹火烧身，殉难者的墓碑远比成功者的雕像更多。

一个缺少民族精神的民族即便没有被历史所淹没，也几乎必定受 辱，二战前的犹太人和现在的吉普赛浪人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一旦被狭隘的民族情绪冲昏了头脑，又往往会引来无谓的战争灾祸，挑起二战的德日皆是如此，而后旷 日持久的中东战争，再后来的南斯拉夫内战，卢旺达屠杀，以及如今前景堪忧的中日关系，如此种种，也都可以依稀看到事件背后极端民族主义作祟的影子。

那 么民族主义又何以走向极端呢？当年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乃“民族、民权、民生”并举，三者互为鼎足，方可支撑和谐之社会。一者偏废，则必需他者补之，而 民权民生的实现相对不易，故而往往会给民族主义留下大量的空白去填补，长期饿着肚子闹革命，发展成偏执狂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不能悬崖勒马，民族主义就会蜕 变为国家主义，最终演化为军国主义也在所难免。

回头再看巴勒斯坦选举前的状况，阿拉法特的Fatah执政数十年，留下的只是一个官吏腐败， 民生凋敝，连生命安全都无保证的未成型的“国家”。正是这样的背景孕育了哈马斯这样的极端组织，再加上以色列愚蠢的一味压迫政策，民众除了极端的民族主义 又能选择什么？同理，无论是日本首相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的挑衅行为，还是伊朗总统内贾德令人乍舌的疯狂言论，都绝非其个人头脑发热的做秀行为，而是其国 内经济发展停滞的重压之下，民生让位于民族主义的表现。至于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反印以至无所不反的“爱国”情绪，其缘由大概也已经不言自明了。

或 许民族主义确能暂时性地解决或掩盖一些社会问题，至少能够帮助执政者赢得民众支持，并暂时维持社会稳定。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策，只有无能和不负责任的政府 才会依靠煽动民族情绪过活，而这种行为无异于吸毒疗伤，痼疾终会变本加厉地爆发，而那些忠实地拥护者也定将自食其果。惟有坚持以民为本，潜心于社会经济和 民主法制建设才是正途。

祝巴勒斯坦人好运，也为我们自己祈祷。

回乡札记之旅途篇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1月25日

春节将近，再度踏上返乡的火车，在被人流挤入车厢的一刹那，突然第一次感到自己在东北老乡的包围中竟显得如此不和谐。

周围坐的尽是装 甲兵学校的年轻学生，三句不离教官，五句必及坦克，实在无甚可谈，好在随身带着Edward Said的《格格不入》（Out of place），12个小时的乏味路途就在这个巴勒斯坦人的童年回忆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虽然被过多的乘客和行李挤得双腿发麻、腰酸背痛，但我还是应该为自 己分到一张靠窗的座位而庆幸，至少比那些要一路站回家的伙计们还是要幸运多了，更不用说和南下的朋友们相比啦??听说郑州方向的列车因天气原因延误，导致 北京西站大量旅客滞留，很多人都因过于拥挤而未能搭上火车，场面很是混乱??好在我不必受此磨难。

春运实在是中国交通独有的一大特色，不知 是否已有好事者申报了什么世界纪录，更不知道如果把西欧国家的铁道部长请来观摩一下的话他们会作何感想（如果他们也有这个职位的话）。大概没有人不会对排 队买票的长龙和拥挤的车站而皱眉，但是大概也没有人能够对此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是特殊的文化背景、特色的社会结构、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别的经 济政治体制孕育下的必然产物，而非一两条行政规定所能改变的。首先，中国人的“年”所蕴含的团圆意味远非西洋之圣诞所能相比，两千年农业社会的文化积淀绝 非一朝一夕能抹去，都市新人类毕竟只是少数。其次，中国的人口数量之巨自不必多说，而一方面是家庭小型化的分隔，一方面是传统家庭观念的指引，造成了春节 家人团聚的更大吸引力。更关键的是，现阶段显著的地区间贫富分化，城乡差异和户口管制等社会状况都刺激着人口的大幅度流动，而由此产生的外来务工人员无疑 正是春运的主力军。当然，不可否认，越来越便利快捷的交通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春运高峰期的进一步集中创造了客观条件。考虑到公路交通的安全性和机票的价格， 火车自然成了我们劳苦大众的不二选择，问题是铁路运力有限，增开的临时客车也只能在已有的铁路线上“夹塞”，为短短的春运铺设新的路线添置新车显然是不现 实的事情，面对如此突兀的一个客流高峰，铁路所能许诺的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总之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生整体性重大变化之前，春运还得年复一年的挤下 去。若怕挤，就努力赚钱坐飞机吧。

不过对我个人而言，回家的心情总是矛盾的，每到过年，家里就有一本难念的经在等着我，而我又似乎别无选择，于是就只好任火车一步一步将我拖向家的方向……或许Said说的对：在哪里都不要有太多“家”的感觉。

午夜已过，火车靠站，透过结冰的车窗，我又看见老爹正站在夜色中的月台上等候。

我回来了。

新年寄语:等待戈多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1月1日

I am waiting for Godot.

- He should be here.

- He didn't say for sure he 'd come.

- And if he doesn't come?

- I'll come back tomorrow.

- And the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 And year after year.

- It's not certain.

- No, nothing is certain.

I am waiting for Godot.

带着面具舞蹈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2月26日

在国图赶上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上映，心血来潮请老友看了场电影。近来已经很少看电影了，上一次进电影院还是2004年的事，一来是本人品味独特，所谓大片一概难入法眼；二来既没有闲钱更没有闲情。所以难得买一次票，当然希望物有所值。

我 看电影的习惯，只认导演，倒不是说演员不重要，只不过二者不在一个优先级上而已。对于一个独立的导演来说，胶片只不过是承载其思想的一种载体，而演员也只 是起辅助作用。如果一部片子的表演压倒了内容本身所要传达的东西，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听说张艺谋在前两年很是胡闹了一番之后终于又要认 真拍东西了，我才情愿掏腰包支持一把。

……

从放映厅里走出来，没太多感想，总体感觉是不如他早期的作品，也不如田壮壮去年的《茶马古道??德拉姆》，但在今年的华语电影中应该算比较有内容的了，钱花得还不算太亏。

片 子取名“千里走单骑”，应该是有双关的意味在里面，不过从片子里并没有得到突出的表现，至少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故事框架老套一点倒不要紧，但感觉张 弛不够，太多无关的景色描绘，叙事也略显拖沓，反倒是需要放缓的地方还不够缓，那种沉默的定机位长镜头实在太少了，留给观众的思考空间太小了，我原本期待 看到高仓健长久沉默而冷峻的目光，可惜。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联想到文德斯的《德州巴黎》，或许是相似的孤独感和公路电影，但相比之下，张艺谋的这次尝试显然 还不算成功。

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亮点是健一给他老爹的遗书里的所提到的“躲在面具后面的面孔”，也正是这种面具造成了两对父子之间隔阂的悲 剧。在电影之外的生活中，似乎每个人的手里也都握着这样一张面具，每当遭遇不敢或不愿直面而又无法回避的情况时，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举起手中的面具，以遮 挡后面因怯弱而扭曲的面孔。久而久之，很多人开始习惯于面具后的生活，在同事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并渐渐把面具当作自己真正的脸孔，于是每个人都越 来越怯弱，越来越冷酷，进而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面具的现代社会，宛如威尼斯狂欢节，每个人都高举着手中的面具，战栗着，舞蹈着。究竟哪一个现实，哪一个又 是戏剧？

或许从石头村的老乡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希望，可惜以我在丽江的所见所感，只恐这份最后的淳朴与热情也终将被面具所掩盖，也许我过于悲观了，但愿我的预言不会实现。

但电影毕竟只是电影，它的感染力还是很有限的，一旦走出昏暗的影院，生活就立刻恢复如常。灯火闪烁之下，我又不由得握紧了手中的面具。

从圣诞节看东方西化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2月26日

Merry Christmas!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这句外语成了这几天国人之间最常用的问候语。当我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商店里的圣诞树林包围，甚至在路上还会遭遇身着红衣的圣诞老头的拦截之时，也就不得不承认强烈的西风至少已经在表观上明显的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都市文化。

多 出一个节日倒不是一件坏事情：对个人来说，多一个休息和欢聚的机会总是让人高兴的；对商家来说，这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商机，自然不可错过；对于政府，就算 不考虑彰显自由开明，也总能让年终统计上增加几个GDP吧。印象中似乎国家的节日数量是与其国民生活水平呈正相关的，也就是说，这种新生节日逐渐被接受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至于其本来的宗教意义和传统倒显得无足轻重了，管他是“圣诞”还是“剩蛋”，拿来主义就是了。

不过我个人是不理睬圣诞节的，整个周末都泡在图书馆，晚上回来跟远在慕尼黑的大师哥通电话请教学术问题，才发现他原来也不过这洋节，整个办公室就剩他孤家寡人还在潜心工作。看来环境还是不足以轻易改变我们这少部分倔强的东方人的。

闲 谈中涉及到了东亚国家与欧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经济现象，进而也就不可避免的谈及地域间社会文化差异，一点共识就是：尽管像日本这样明治维新已有百年的东 方“老”资本主义国家，其西化也只是主要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很多深层的思维方式仍然保留着根深蒂固的东方色彩，虽然这也反倒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种优势。 相比于我们的东亚近邻日韩，中国的西化道路显然要曲折许多，如果从戊戌变法算起，无论是短命的制宪新政，孙先生的国民革命，新文化运动，还是小平同志的改 革开放，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转变国民的观念。这也难怪，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连同公社化运动以及文革狂飙到底也没有让劳苦大众们明白究竟“啥 是平等”，于是直到今天我们还依旧君君臣臣，一个圣诞又能说明多大问题呢？

别人的商品得来不难，从当年洋油洋火，到今天Intel、 Nokia，物质的东西向来都是最先传播普及的，如果不是专利保护，凭咱中国人的智慧也早就仿制出来了；条文性的东西也可以照搬过来，不懂就慢慢消化呗， 咱不就擅长摸着石头过河嘛；紧接着文化性的东西也通过民间交流不请自来了，管他是圣诞还是音乐会，先学个样子再说；唯独剩下内在思想和精神还始终在门外徘 徊，而这又偏偏是最难于理解和学习的。自由民主平等，这仨词儿到底该怎么理解，靠汉语词典还真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更不用说贯彻执行了。也不知到底啥是糟 粕，哪是精华，或许时间会教会东方人除了芝麻，还有西瓜。

取来真经不易，要让大众读懂更难。当年高呼科学民主，而今看来不过是把“德、赛” 两先生请进来让大家顶礼膜拜了一下就原封不动地送回去了，大家该如何行事还依旧如何行事，只不过是日后自报家门的时候不会矮人三分罢了。于是如今就连大学 校园里也难觅两位先生留下的痕迹，就跟不用说那早被打倒的孔老夫子了。就这样还天天叫嚷要打造中国的诺贝尔奖，还是先搞清楚诺贝尔先生为什么要发这笔奖金 再说吧。

如果还有谁以为天天吃得上麦当劳肯德基、不过春节改玩圣诞就算是西方人了，那他和他一百年前头上顶着辫子的老祖宗相比在认识上并没有多大长进。

一时兴起，打油四句：

西风扑面兴阑珊，
愁欢冷暖尽长安。
德赛二君今何在，
空舶虚华至人间。

灵感来袭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2月23日

昨天晚上参加一门考试，结果长期不考试导致极度不适应，真叫一个焦头烂额。回来躺在床上就胡思乱想，好容易睡着了，结果四点多就醒了，居然困意全 无，只好继续瞎琢磨。突然一个灵感翩然而至，分析分析还真有些道理，索性也不睡了，跳下床来，开始推演。一会儿工夫居然推了两页信纸，一个 Equalitarianism Model的雏形就这么诞生了。当然，一切还都停留在思想实验阶段，等考试都熬过去了坐下来细细地翻翻文献，跟高人请教请教，再编个程序用Monte Caro方法模拟分析一下。

虽然ESS理论和Game Strategy都不是我的本行，但是我还是为这个灵感的拜访相当兴奋，以至于完全把考试的烦恼抛于脑后去了。

终于开始享受胖熊师兄所谓“出于兴趣而研究”的乐趣了，值得庆祝。

12?15家乡大火祭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2月18日

冲天的火光，嘶哑的哭喊，无助的病人，绝望中坠楼求生的惨状，这分明是斑驳壁画中地狱的描摹……

不幸的是，这场悲剧就确确实实地发生在生养我的土地上，仅仅一星期前我才从那里踏上返京的火车，不想转瞬间三十九条生活在我身边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

除去慨叹生命之脆弱、灾难之无情，以及为之叹息流泪之外，我觉得也有必要用文字记录下此刻的思索：关于火，关于医院，关于政府，或许还有悲剧背后更深层的东西。

“楚 人一炬，可怜焦土”，更何况生命？医院担负着守护数千病患的重任，防火工作自然应当加倍重视。配电室重地，应24小时有人监护，怎会突然燃起大火，并在短 短二十分钟内就遍及全院？新建的病房大楼富丽堂皇如酒店，投资不可谓不大，偌大的工程，设计、监理、投资方莫非竟没有一人考虑到防火逃生的对策，这又是谁 的责任？堂堂一个地级市，消防队规模竟如此之小，若没记错的话，大约五六年前商业区的一场大火，也是急调了长春白城等地的消防车才得以控制火情，在同一条 沟里栽倒两次，不能不令人痛心而又气愤，难道政府部门对于城市的消防配置需要就没有过一个大概的估计？经费不足？笑话，养不起消防车却能养得起那么多高档 官车，这市政经费到底是那里去了？

听说相关电气维修人员已经被拘捕了，但面对这样一场惊动世界的惨剧，能把全部责任推到某个工作人员身上了 事吗？如果说他不具备相应工作能力，那他又是怎样得到这样一个性命攸关的职位的呢？既然行政机构健在，官上有官，官上复有官，老百姓养活这么多公务员，若 有一人认真负责监督核查，又怎会酿成今日之祸？就算“一把手”、“二把手”等等官老爷们集体引咎辞职了，又有谁能保证以后的安全？

会上强 调，文件批示，统统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严抓煤矿安全喊了几年啦，矿难噩耗依旧不断，空喊口号，何用之有？唯一的希望，在于建立一套独立且完备的监督机 制，可惜在中国现有的政体之下，“独立”二字谈何容易，既然不谋其政也能在其位高枕，亡几只羊，又何需劳师动众修补羊圈呢？只要莫争莫吵，共建“和谐社 会”就好！

此悲剧如果不是发生在我的家乡，恐怕我也会疲于“悲痛”，跟大家一起和谐了。不知道下一次该轮到谁成为“沉默的羔羊”了，好自为之吧。

个人主义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2月3日

偶然在胡适先生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发现他对“个人主义”的描述：

“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
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嗟乎，几年来我一直所苦苦索取的行事作风原来早就明白无误地印在纸上了，若是这样的个人主义，那我倒宁愿义无反顾地将这顶大帽子戴在头上了。

作 科学也好，做社会工作也罢，独立思考和坚守真理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也不该动摇的，可惜在很多时候人往往会为自己的叛逃找出种种借口，于是长此以往，我们就习 惯于在在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里生存了，而且开始害怕窗缝里透入的一缕阳光，以至于真的要像成龙大哥在电影里一样大喊：“我是谁？！”

用我的眼睛观察我的世界，用我的脚走我的路，用我的脑袋构筑我的生活。我要做个“个人主义者”。

救火队员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1月26日

回顾半年来忙忙碌碌，每每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真是用行动实践了“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是一个信守“不在其位，不谋 其政”的人，只要事情有人做就尽可能不插手，只在确信自己是唯一合适人选的时候才会站出来，救完火以后立马甩手走人，与一切组织划清界限，只图四个字：自 我实现；庆功的时候不必提我，当然对一切后果也概不负责。也不知近来哪根筋出了问题，突然信心爆棚，时不时地会认为别人办事不力，于是便半主动办被动地四 处救火，幸好早年眼高手低的毛病已然改掉大半，不然可真是有丢人的大把机会了。

还是人家马院长懂得讲话艺术，“空白才是机遇嘛”，所以救火也是有成就感的。不过总是这样到处扎猛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得安心读书，将来会有distinct niche等着我去填补的。

冥冥中预感到会有一场遍及社会之火待吾辈去救，但愿事后不会证明这是真正“垮掉的一代”。

论义捐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1月20日

遇到为巴基斯坦地震救灾组织的募捐，一摸兜里只有不足10块，无奈装作没看见低头走过，然而每走一步心里就愈发不平，恰巧看见路边的ATM，咬咬牙取了当月账上最后的100块钱，去小店换成零钱，捐了50，这才长出一口气，扬长而去。

50 块人民币对上百万灾民来说自然微不足道，但对于我这个月收入只500的“北漂族”，咬牙的说法应该并不为过。我这样打肿脸充胖子，一来不是出于慈善之心 （我不信教），二来与我相识的巴基斯坦朋友无关，更不是考虑到“中巴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当然也更不可能像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勒紧裤腰带援助阿尔巴尼亚兄 弟那样带有政治目的了。一切动机只归结为两个字：平等。我一向坚持世人皆平等的信念，而与肤色、民族、国籍等一概无关，但凡他人有难而我又有余力相助，有 饭同食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年在德国《明镜周刊》上读到过的一则文章至今印象犹深：考场上美国人往往会自发地相互监督，而德国人常会予人方 便，但德国人反以此为荣，因为这是当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留下的全民社会福利思想的直接反映，也的确是值得在美国佬面前骄傲的（这也就不难理解施罗德总理下台 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福利还远没有完备，城乡户口尚且鸿沟依旧，我的平等信念也自然更多的是空想主义成分，不过我并不在乎，我这个执拗的家伙一向只按 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将来也不打算改变。

不过由于我个人经济能力实在有限，“散财童子”是绝不能胜任的，也是不明智的行为，所以我早就给自己 定下了捐助的原则：救急而不救穷??天灾人祸的发生总是难以避免的，这只是暂时性的困难，我一人之力虽薄，但若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不愁渡过难关，故 而救急应当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前提是中间环节没有问题）。反之，对捐款济贫的行为，我一向是反对的，理由也同样很简单，俗话说“要饭吃不饱”，单纯依靠输 血是不可能使贫血者恢复健康的，况且仅在一中国，尚有众多贫困人口衣食无保，多年来也未见有专项拨款能解决问题。如同天桥上的乞丐（卖艺者除外），无非两 类，一者尚有劳动能力，纯属好吃懒做，对其施舍反助长其恶习；另一类确已丧失劳动能力，也着实可怜，但这一类弱势群体理所当然应该由政府救济，如果要靠个 人施舍解决社会问题，要政府何用？所以贫困问题既不是捐助所能解决的，也不该是由捐助来解决。

不该由捐助解决的问题，才是关乎社会稳定的基 本问题，才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挥金如土的大慈善家固然值得推崇，但一个以普通民众的幸福为己任的政府和一代又一代的甘于奉献的社会 工作者才是这个社会更加需要的。中国已有13亿人口，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老龄化的问题也将如期而至，吾辈任重而道远。

学为人子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1月6日

昨天晚上跟老爸通电话，才得知老爸病倒了。

劝他到北京好好作个检查，他不肯，我能理解。正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如今年近九旬的祖父中风卧病在床，作为长子，他怎能放心离开呢？

父亲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转述祖父的话：“我有病了靠你，你有病了靠你儿子。”我一边在电话里勉强地佯装笑意，心里确是一阵酸楚。两年来，祖父病倒，祖母去世，父亲一方面要撑起整个家的经济运转，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多地守护在病床前，兢兢业业地完成着为人子的那份职责。

如今日渐老去的父亲也病倒了，而同样为人子的我，却只能在千里之外空叹息。碌碌无为，每月心安理得地领那500块的补助，仅能勉强一人温饱，情急时还不得不向家里伸手……我这个儿子做得远未及格。

先人说“忠孝不能两全”，而今看来，更像是“忠孝两不全”。所谓事业虚名，犹不及堂前尽孝，老吾老且不能，何以老天下之老？

童年已远，从老爸手里接过玩具的情景已随昨日逝去，而作为儿子的另一半职责才刚刚开始。学为人子，我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新闻自由的尴尬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0月25日

偶然关注了一下近邻尼泊尔的动荡局势，意外地在Nepali Times的网站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Bad news on media freedom。 原以为是复辟国王贾兰德拉又发布了什么禁令，结果却发现是一段令我哭笑不得的国际新闻：由于国王对民主自由的严重压制和自称为“毛泽东主义者”的反政府武 装对外界媒体的敌对态度，我国（指尼泊尔）的新闻自由在国际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排名已降至160位，甚至比中国还低一位……

我终于想起以 前似乎在一家中尉媒体上也读到过一则消息关于新闻自由排名的消息，当时也没有特别留意，或者也可能是已经对我们的新闻状况习以为常以致麻木了。159到底 是个什么概念？排在我们身后的尼泊尔现在正陷于内战之中，国内的新闻渠道一度完全被国王所封锁，连广播都被切断了。而位列榜尾的是我们的另一近邻??朝 鲜，名次也不过167，仅比我们低8位而已。尽管这其中可能存在西方媒体对东方世界的传统偏见，但这或多或少也比较清楚地反映出了我国目前新闻自由的相对 状况。

我相信中国社会在走向自由民主，但有时候所见所闻又让人怀疑是不是走错了方向。高官腐败不报也罢，就算是国家机密；公交公司害死人命 居然也不能报道，不知道现在的新闻还有权报道点儿啥玩意儿。一位新华社的朋友倒是曾透露新闻机构内部提倡“软新闻”的趋势，也好，以后报纸上干脆就整版整 版地刊登明星大腕的花边新闻好了，我也省得花那份闲钱买废纸了。

想来就算在那风雨如晦的“旧社会”，尚且容得下鲁迅之类激进文人公开批评政府，今天倒真是整齐划一的和谐社会了??一个班62人就有29个正式党员，大家都接受先进性教育，然后尽可以对我这样的少数群众专政了，焉有不和谐之理？

这样万马齐喑的“和谐”，不要也罢！

流感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0月19日

感冒了。不过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按照以往的规律，本人的感冒频率稳定在一年一次，熬过这次磨难，今年冬天就基本可以放心了。

工作生活还得照常进行，按原计划一早咬牙挤车赶往北图。没想到这回的症状还挺严重，喷嚏不断，鼻涕不停，居然还不影响自己读书，不过对周围可能有影响，但愿没传染给别人，罪过罪过，以后不敢在公共场合出没了。

我 这也算是典型的亚洲人对流感的态度，两个字：蔑视。当然蔑视也是有根据的，流感病毒原本就是亚洲土著，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存活到今天的亚洲人对它的免疫 力自然是很强了，所以我不打针不吃药放任自流的对策也不是盲目自信，我可不敢拿生命开玩笑。再瞧瞧欧洲人对流感的反应，简直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这也难 怪，亚洲流感传到欧洲大概也不会早于丝绸之路，对他们来说，生理进化上的适应还远未达到，再加上西班牙流感大爆发的阴影还萦绕于心，流感对于他们来说可绝 对不能等闲视之。这一点上体现了地理隔绝对生物进化造成的差异，就像当年天花协助皮萨罗一伙征服美洲一样。

说起来，流感病毒的基因复制方式还真是够特别的，与一般的病毒不同，它的基因组由8个分离的片段构成，相互之间可以自由重组，故而变异性极大，预防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了。所以对于国人来说，与其完全寄希望于注射疫苗，或是乱用抗生素，倒不如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

另外，千万别把禽流感和流感混为一谈了，那玩意儿要是真流行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再小心也不为过。

从社会的尺度上来看问题，应对流行病的关键在于控制传播，非典隔离的经历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吧。说到流行病控制理论，就不能不提Anderson和May两位大师的著作Infectious diseases of humans : dynamics and control，上次终于借到了这本心仪已久的大部头，没想到后来由于课业繁忙，只看了一章便还了。以后有机会再来慢慢研读吧。

中国人考Toefl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0月15日

大学临毕业的时候不知哪根筋搭错了，一时心血来潮，报了个美国佬的Toefl，咬牙交了一千大元，然后，就给忘脑后去了。

国庆长假加 班给导师干活，累得够呛，刚想喘口气，恍然想起还有Toefl这回事，掐指一算，还有正好一星期。虽然早就丢掉了当年高考时骁勇善战的应试能力，但是为了 对得起那两个月的补贴，还是硬着头皮提枪上马吧。根据“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原则，恶补了一下老大难听力，结果反倒使自信心颇受打击，唉，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拼了。

过程如己所料，对我来说，恐怕再简单的听力也是too hard，再冗长的阅读也不过是a piece of cake，早早答完卷，坐在那里琢磨：既然心知肚明，又何必要花钱证明一下呢？还是回去老老实实读书吧，别在这无聊的测试上耽误时间了。

中 国人在Toefl一类的外语考试中总是能让老外们大吃一惊，不过很多人的实际应用水平也确实能让我吃一惊。我一向是不齿于新东方一类应试培训的（当然，如 果只考虑商业运作，其老板的眼光着实令人佩服），把语言变成垃圾，把作文变成填空，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创造出来，想不到其教材竟成 了很多“有志”知识青年的圣经，在校园里的时候最刻苦的学生恐怕莫过于那些手捧“圣经”的朝圣者了。我想他们多半已然成功地到达那块曾经伫立着高高的双塔 的圣地了，但愿他们能有所成就吧，毕竟在我看来，那些耗费掉的青春是代价不菲的。

好了，暂且忘了他吧，手头那几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快到期了，得抓紧了。Mandelbrot，Robert Capa，终于又可以悠闲地读书了。

学会感恩??从王某退学事件说起

信天翁 写于2005年10月1日

如果工作遭遇不顺，你会作何反应？先哲训教曰：“吾日三省吾身。”现代人可不这么想，“要么是领导失职，要么是助手无能，再不就是经费不足、客观条 件太差，最多算是运气不佳，反正责任不在我。”这倒是推卸责任的万用法宝，可能现代人的压力确实太大了，以至于除了抱怨以外，已经忘记了感恩为何物。

听 说清华一研究生王某退学了（还好，不是又跳楼了），临走的时候还垒了封长长的休书，把自幼以来所经的老师和学校逐一批驳了一番，好不痛快。原本我也未曾在 意此事，想想看，清华学生数万，退学者自然少不了，其中天赋禀异者一向大有人在，没什么值得嗔怪的。不料此事后来竟惹得BBS上沸沸扬扬，连远在上海的朋 友也提及此事，今日居然还见诸报端了，看来此君这次退学真的是值了。也罢，既然自诩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待俺这闲人也插一嘴（现在的人火气都大，不得 不声明在先，只论事，不对人，如有误伤纯属无意）。

单说退学，自是无可厚非，尽管大家都不曾希望事态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但既然学校和教 育部都明文规定学生有选择退学的权利，就该公事公办，两厢情愿，重新选择对于个人还是校方都未必不是好事。后来又听说王某向校方追讨学费，不知是否属实， 也懒得核实，总之一切当有章可循，既然已经恩断义绝，最多不过对簿公堂而已，个人事务何劳媒体兴师动众，无聊新闻。

平心而论，王某的这封休 书凸现出的是偏执而自负的心态，道德水准之低实在令人怀疑这是出自一清华研究生之手，如说教育失败，这倒的确是一个证明，当然作者可能只是一时头脑发热也 未可知，言论自由旁人无权过问。真正引起我关注的是其后不绝于耳的叫好之声??如果只是一个王某或者张某、李某，且不说对于中国，仅就人才辈出的百年清华 而言，也只不过是苍海之一粟而已，无足挂齿，但是这一石激起的千层浪之汹涌确令我吃惊甚至不安。对于教育现状的不满还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还没有哪个国家 不被教育问题所困扰，但是仅仅这样不负责任的抱怨有什么意义？况且多数叫嚷者还不是出于对学校和教育制度的关心，而只不过是借机发泄自己在私欲得不到满足 之后的忿忿不平罢了。在抱怨社会对自己的亏欠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想一想自己已经索取了多少，而自己又向社会回报了几何呢？

只知索取而不知感 恩，让欲望和怨恨占据心灵，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十年浩劫已经把传统文化道德的命革去了，又赶上开放之初个人主义泛滥，于是铸 就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的一代。我们既不感念上苍，也不追随马克思，不知社会责任感为何物，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仿佛世界只因自己而存在，倒颇有几分释迦牟尼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霸气，可惜有气无力，无限膨胀的个人欲望换来的又尽是歇斯底里的抱怨之声。在这样氛围之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出现 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也不足为奇，要挽救这一切，就从感恩开始吧。

学会感恩其实并不容易，我想我大概用了二十年才逐渐摆脱自私狭隘的羁绊，开 始悟出些许做人的道理，也或许是我太过愚钝了吧，但正因为得来不易，才更应该笃行之。依古训，二十弱冠，三十而立，人的心智成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 间主要仰仗父母、师长、兄弟、朋友的教诲与扶持，任何一点儿进步都是与他们的付出密不可分的，所以自当时时心存感激，我想这也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基 石。再者，宽厚乃为人之基本道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别人纵使有些许过错，且忘记它又何妨，不能摆脱黑夜的梦魇，又何以迎来新的黎明？寒窗十余 载，而未得为人之道，岂不枉度春秋。君子与小人的论断，司马光早已在《资治通鉴》中一语道破，不劳我赘述。要做一个scientist，不光意味着做一个 naturalist，还应该是一个socialist，这是我的一贯观点，有才无德之辈，于世何用？

若问我幸福是什么，我答不出，我只知道唯有学会感恩，才可能体味到幸福的滋味，否则就只能永远在欲望的深渊里苦苦挣扎。但愿每个人都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吧。

月到中秋分外明

信天翁 写于2005年09月19日

“中庭地白树栖鸦，
冷月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谁家。”

又是一年中秋夜，或许是早已习惯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思乡的情愫已然散落在漂泊的旅途中，无从聚拢了。若不是亲友提醒，恐怕连抬头望月的机会都错过了，月缺月圆，潮起潮落，对于现代都市来说是多么的无足重轻啊。

中 国的传统节日多半都源自或含有“家”的意味，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紧张的工作学习和繁密的社交活动似乎已经把传统的家庭观念撕扯得支离破碎，中秋的团圆 意味也明显的日渐淡漠，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照常地来去匆匆、埋头工作，有意无意地忽略着这个曾经很重要的日子，还有家中寂寞的老人。除了月饼的形状依旧，今 天的中国人似乎已经把祖先传承下来的东西丢失殆尽了，在高楼大厦的背后，在人的心底，这片土地上建设的已经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西化的社会。当然这种变化也未 必是坏事，不过是勾起怀旧之人的无端滥觞罢了。

月饼的花样越来越多，但嚼在口中都是同样的淡而无味，也许月饼的滋味原本就不在馅中，而在家中。忽而想起黑泽明的《秋刀鱼之味》，生活的酸甜苦辣还需自己细细品味。

被打断的梦

信天翁 写于2005年08月26日

依稀记得这样一个故事：英国诗人雪莱有一次午睡的时候做了一个离奇的梦，醒来之后灵感大发，提笔在手思如泉涌，眼看一片大作即将诞生，却不幸被推销 员急促而持久的敲门声所打断。好不容易打发走了这位难缠的推销员，梦里的故事情节也都跟着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这首本来说不定能流芳百世的大作就这样只 留下短短的一个开头便夭折了。

这样的感受，我今天也体验了一回，真是……郁闷而无奈！

半个多月以来每天将近10小时枯燥的数 据工作已经把我拖得精疲力竭，再加上夜里都会被窗外如雷的车声吵醒n次，个人感觉已经接近崩溃边缘，每天中午的2小时休息时间简直就成了救命稻草。三口两 口吃罢午饭，冲回临时宿舍把换下的衣服洗了，在枕上翻两页Admams的回忆录，困意一来翻身入梦，实在是一日中最惬意的时光。今日一觉醒来，回味着刚刚 俘获的美梦，看看时间尚早，心里默默祈祷：继续那个梦吧，但愿一梦不醒才好。不料刚捡起点儿睡意，墙上那部从来无人问津的201电话竟然破天荒地尖声尖气 地叫了起来，等了大概有半分钟，实在忍不了，跳下床去拉过话筒，只听见里面一个干涩的南方女人的声音：“恭喜你中奖……”，“乒”，话筒被重重地摔上了。 再躺下，早已睡意全无，梦的影子更是无处找寻了。无奈，只好稀里糊涂地洗了把脸，继续工作去吧，不只还有多少人的梦被这样打断，一天的好心情就这样给毁 了。

我不想指责，只是感到悲哀。在这个庞大而浮华的都市里，不但有灿烂夺目的霓虹灯，在阴影里还寄生着很多的职业骗子、小偷、假乞丐甚至劫匪，更多时候他们所打断的不仅仅是别人的梦。谁来拯救这些迷失的灵魂，谁又来拯救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宽容

信天翁 写于2005年08月23日

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之际，一甲子轮回已过，而中日关系依旧在低谷中徘徊，不能不令人叹息。我不想对眼下的时局做什么评论，当然也没有资格指点江山，且借先人的两段话来反思一下过去，窥测一下未来。

“老 实说，我们除了深恶痛绝日本军阀的严重错误及万恶罪行外，却从不鄙视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诏书时的东京景象，以及内外军民一致奉诏的忠诚，实在令 人悲悯，甚且值得尊敬。日本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弃了穷兵黩武的思想，打开了狭隘骄矜的情抱，在民主世界的广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复兴 的。”（??《日本投降了》）

这是《大公报》在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次日，发表的社评中的一段。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之下，能做出如此冷静而坦诚的评论，如此大胆而客观的预言，便是今日恐也难寻第二。且不论当日之推断正确与否，单这种冷静与宽容或许正是破解今日困局的锁匙。

“如果屈服于种族仇恨的火焰，任令怒火蔓延到任一族群，我们的民主精神等于名存而实亡，即使打赢了每一场仗，也还是输了这场战争。”（??Dillon S Myer)

不单在中日之间，也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及其他所有长期存在隔阂与冲突的地方，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如果不能够从历史的梦魇中走出，而任仇恨的阴云遮去心智的光明，那么无论战争的历史如何书写，他们都是失败者。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信天翁 写于2005年08月23日

公元2005年

2月14日，辽宁孙家湾矿难，死亡215人；
3月27日，山西大同矿难，死亡11人；
5月19日，河北承德矿难，死亡50人；
7月11日，新疆阜康矿难，死亡83人；
……

根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今年（即2005年）上半年，我国因矿难遇难的矿工人数为2672人（通常来说，这个官方数字往往会有一定的假阴性误差）……

或许这样的消息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能够如此沉着冷静地面对这一串串数字而无动于衷，尽管这每一个数字背后都躺着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和一个因悲痛和失去经济支柱而陷入双重困境的家庭。

而就在几天以后，这条记录又不得不进一步扩充：8月7日，广东梅州矿难，死亡123人。

这 一次，中央政府终于有所行动了，地方长官被免职了，媒体们也终于一改往日轻描淡写的态度，纷纷响应号召不吝笔墨地行动起来，于是，矿主作为“罪魁祸首”被 揪出“批斗”，学者们被请出来大谈生产监管中的诸多漏洞……如此这般的一番造势之后呢？可以预期，一切还是要恢复原状的。

工厂的机器是要运 转的，写字楼的长明灯是要点亮的，商场的空调是要开足的，总之只要GDP维持增长，电是万万不能少的，所以煤矿还是要满负荷运行的，而设备改造是需要投资 和时间的，所以咱们的矿工兄弟就还得照样在井下冒着生命危险加班工作。那就只好当一切只是一千零一夜的传说，什么都没真正发生过好了，或者就只当这一切都 发生在遥远而陌生的巴勒斯坦或者伊拉克，我们就只需抱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就够了。

可现实是，他们可能就生活在你我身边，和你我一样热爱着生活 并为之而奔波，在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作着贡献，而且暂时还存留在中学课本里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似乎还在证明曾经的那个时代并不遥远。那么究 竟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媒体“万马齐喑”，也许是不愿，也许是不敢，总之这又成了一个没人理睬的角落。那好，就让我这只信天翁在这巴掌大的天空下胡乱 忖度吧。

一问：生命价值几何？

还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字，2004年，我国原煤产量16.6亿吨，事故死亡 人数6027人，死亡率3.96人/百万吨，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从报道的情况来看，遇难矿工家属一般能得到几万元的抚恤金，至于未被报道的那部分，能不能 得到这么多就未可知了。矿工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危险性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为了那每月一两千块的稳定收入，他们似乎已经默认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从前， 人类经常会在自然的伟迹前感慨于生命的渺小，如今，当生命被折算成这样薄薄的一叠票子的时候，又怎能不慨叹现实社会中生命价值的卑微。
没错，个人 生命的价值在经济学上是可以估算的，但那只是在经济理论上，而一个稳定的人类社会显然不能只按照经济公式来构建，它还需要情感、道德，需要人文精神，而这 些似乎正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东西。倘若把每个人都当成一叠钞票来看待，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可怕的社会，然而不幸的是，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成为了现实 的一部分（相必在医院的遭遇足以令每个人印象深刻了）。中国有十三亿人，从国家的尺度上来讲，多几个少几个人的确是无足轻重的（以前用“草菅人命”来形容 践踏生命，今日看来，人命确如草菅！）但是对于个人而言，生命的价值几乎就等同于整个世界，所以这是一场严重不对等的博弈，我们赌不起。但或许我们又该庆 幸，在英美各国因恐怖袭击而纷纷人人自危之时，我们却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咱老百姓的生命不值钱，根本不足以造成恐怖效应，恐怖分子也不愿干亏本的生意，十 足的黑色幽默！

二问：平等的精神何在？

无论是在矿井之下，还是在社会金字塔底，矿工，和他们所代表的庞大的低收入阶层一直生 存在社会聚光灯以外的黑暗之中；而平日里为主流所关注的则是社会的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他们是衣着光鲜、气质高雅、开跑车、吃西餐的阶级，他们是被年轻人视 为偶像、被媒体捧为成功人士的贵族，直到福布斯之类的西方排行榜突兀地闯入中国，民众才突然意识到咱们中国人到底有多么富有。于是在内外媒体的联合吹捧之 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开始相信这些所谓“社会精英”们所代表的就是中国的未来，一边为生为他们的同胞而倍感荣光，一边梦想着也挤入那个属于少数派的行列 光耀门庭。于是，富人可以在赌场上一掷千金，穷人只能在矮檐下艰难度日，这当然不是任何个人的过错，但这无疑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邓小平同志 推行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中国终于走出了夜郎自大的阴影，自由竞争造就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同时也成功地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蓝图，只可惜百 密一疏：这是一列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经济发展越快，个人财富差距越大，欲望越发膨胀，这一过程在缺少制动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正反馈回路，其结果必 然是地域的界限被打破，纯朴的观念被替换，个人的欲望被无限地放大，社会的和谐和道德基础彻底崩溃。势不可挡的车头和沉重破旧的车厢即将脱钩，下一站恐怕 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富者更富，穷者愈穷！

五十年前，中国人民政府宣布从前那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一去不返了，五十年过去了，来自那个人剥削人的 伪政权统治地区的政党领导人重返大陆宣讲“均富”，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啊。当年中国人大搞阶级斗争，以牺牲民主自由为代价换来了平等，而今又要拿仅有的平 等去作财富赌博的筹码，历史就总是这样反复哼着同样的老调子，二百年前在西方上演，今天把舞台挪到中国，可怜大多数民众就只能身不由己地充当着历史的玩 偶，在时代更替的涡流中挣扎。

这个社会需要冷静，这个国家需要革新，这个民族需要救赎，这一转变不可能指望商人的良心发现，更不能单靠文人的笔杆子，它的开始必须由一个清醒有决心的政府来完成。

三问：政府何所为？

我们称我们的政府为人民政府，那么它就理所应当把最广大民众的福利作为一切工作的终极目标（一个代表足矣），但是很可惜，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政府迷失了自身的职能定位，所以它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不一定能够转化为民众的幸福。

显 然，中央政府是过于看重那些总量统计数字了，或许那个GDP的确能够真实地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人均财富的增长并不等同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更 不能反映出与幸福的距离。或许这是所有身居高位者的通病，官老爷们往往宁愿相信那些可靠性无从查证的数字，也不愿真正走下基层去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殊不知 纵使统计准确，在这样大而粗糙的尺度上也不可能反映出局部地区的某阶层的具体问题。我曾感动于温家宝总理亲下矿井与矿工共度除夕的情景，只可惜更多的时 候，我从新闻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

在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GDP增长为纲”的重大转变后，各级地方政府又一次 积极响应号召，把几乎全部事业部门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创造直接经济效益上：于是乎连公检法部门也被强制下达了“创收”任务，合法化地“衙门口朝南开”了， 想象一下吧，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执法部门会怎样维护社会的公正？于是乎每一个纳税大户都必然成为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财富越是集中自然就越能体现出资源的 优化配置，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非法企业家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之下大胆地发家致富。

矿难频发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监督机制的缺失，而是各级行政部 门有意的纵容，但这又不能简单归咎于个别地方官员的失职，而是在倾斜的指挥棒下所必然出现的倾斜结果，而以矿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则不幸却又必然地成为这架 倾斜天平上的牺牲品。最近一次回家休假正赶上家乡发生一次小型矿难，6人被困井下数日，幸而最终脱险，于是我才在地方新闻上看到了唯一一条有关这起矿难的 消息：市领导到医院亲切慰问受伤人员。估计若是营救未果，便连这一条作秀消息也压下了，矿工性命果然不过是官员的垫脚石而已。

今日的中国， 一边歌颂着GDP的高速增长，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社会精英的快速崛起，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一边又面临着医疗改革的彻底失败，失业人数的持续攀升，社会 保障的遥遥无期，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世界在渐行渐远，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价值观，到了必须做出调整的时候了。

写此文，目的绝不在发泄“爱国青年”之愤慨，只在表达个人对家园之忧虑，尽管困难重重，仍然相信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扭转局面，创造更和谐的未来。

毕竟，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毕业的滋味：尾声

毕业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故事的主角们现在已然各奔前程，有的甚至已经身处大洋彼岸。

大学结束了，但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着明天，期待着重逢。

祝大家好运！

“生活，我才刚上路耶！”

信天翁 写于2005年8月10日

5.9 温馨时刻

第五辑完

5.8 好做作的pose

5.7 瞧这一对

5.6 毕业的滋味：还得琢磨琢磨

5.5 毕业的滋味：还有一点儿怪……

5.4 毕业的滋味：酸酸的

5.3 毕业的滋味：甜甜的

5.2 神学院毕业生？

 

5.1 陕北汉子

 

4.6 马戏团结业

第四辑完 

4.5 隔壁的兄弟

 

4.4 和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