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向左

自我能分别“左右”起，中国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向右转，随然脚步时快时慢，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确实是没有动摇过，结果是堆起了基尼系数和GDP双座飞速增长的高峰。几家欢笑几家愁，是福？是祸？

时空交错，转眼身在美国，却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居然在向左。身边的伙计们，不论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黑的白的，一个赛一个的左。打发业余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约上几个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黑的白的，找一部纪录片，开一打啤酒，探讨探讨社会公平，再顺带揶揄揶揄前总统。这可是生物系哟。

话说来的也真巧，不但赶上几十年不遇的大萧条，也见识了美国人民“欢送”前总统和迎接新总统的政治热情。还记得登基大典那天一大早，会议室里挤个满满登登，个个全神贯注，居然鸦雀无声。为啥？We are waiting for CHANGE！转变，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向右？W都已经把山姆大叔的大卡车开到右边的水沟里去了。向左？可不容易，Obama想给富人稍微加点儿税，就蹦出个水管工捍卫“美国梦”。财富再分配？这可是社会主义倾向！共和党的漫画都把Obama和Marx画到一起了，别忘了，这可是参议员麦肯锡的老家。

新官上任一个半月，Obama到底没让大伙失望。今天刚抛出来的经济预算案，算是彻底宣布要甩开膀子向左转了。把大资本家们的伸手等着的“救命钱”砍了投给社会医疗和普及教育，赤字的窟窿就从富人身上拔两根汗毛补吧。什么？“大政府”？谁想要自由市场去找格林斯潘说去吧。

向左？向右？司机说了也不算，方向由路决定。“坚定不移”地朝一个方向前进，这是想拉着一车人发动自杀性袭击吗？

山羊的幸福

从小就听大人们讲过无数遍那个可怜的小山羊的寓言：小山羊上山岗，这山望着那山高。西方人的山羊也同样可怜，他们的说法是“篱笆那面的草更绿”。由此经济学家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山羊不是理性的，因为理性的基础是一致性的偏好。那么人又如何呢？

前两天在学校里聚众观摩反战影片，然后聊天，发现哪里的愤青都是一样一样的。痛批资本主义，大骂美国政府，基本上就差高喊社会主义好了。话说这半年里已经不止一次有美国朋友向我表示对中国政府的羡慕了（也可能是我的朋友里左派多了一点儿），每一次都搞得我张口结舌。除了夸中国男足是世界一流强队之外，这大概是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恭维”。但我相信这也确实是他们的真实情感，虽然肯定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这就跟当初在国内我们一帮穷小子围在一起忧天悯人顺带还赞颂美帝的民主制度一样。抛去客观情况不谈，主观感受上有一点总是不变的，那就是自己总不如别人幸福，此刻总是比不上过去，但将来总会更好。幸福啊，总是在对面的山岗上，在篱笆的那一头。人，也不过如此。

又想起那匹可怜的马，拼命跑啊跑啊，苹果还是挂在车夫的鞭子杆上，把舌头伸到尽头也总还是差那么一寸。唯一的出路是改造自己的幸福观——要么知足常乐，要么享受过程，其实都是一回事。一个是告诉自己，能看到苹果在眼前就应该知足，忘了嘴馋的念头吧；另一个是让自己相信，其实吃不吃苹果不打紧，拉车是为了锻炼身体。什么？太阿Q？阿Q有什么不好，至少还省了抽大麻。

老天爷啊，你为啥要把人类都塑造成可怜的西绪弗斯呢？哦，对了，老天爷压根就不存在，那只有去问达尔文先生了，其实问了也白问，他一准还是反复嘟囔那两个字：进化，进化。没错，所有物种都在红皇后的旋转房间里跑圈，你要是感觉幸福，你就停下来不跑了，那别人就要超过你了，于是你就被淘汰了。所以只有感觉不到幸福，才可能得到客观上的幸福（这是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只有幸福感最少的人才能成为自然选择的幸存者。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故事。

达尔文：二百年之后

今天是“达尔文纪年”两百年整，也算是我们这些无神论进化生物学家的圣诞节。自达尔文之后，一切自诩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上帝、真主及其他“神灵”统统灰飞烟灭，人类，Homo sapiens，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翻身做主人了。

我们已经在周末为查尔斯唱了生日歌也吃了蛋糕，不为别的，就只为他是人，不是神，他从未宣称自己的学说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后人自然也不必自作多情搞“两个凡是”，我们可以一边开心庆祝，一边大胆批判，不用担心火刑柱。

虽然我自知力所不能及，却仍要打肿脸充胖子写这个东西，实在是因为近来无论是在如Nature和Science等学术期刊或是纽约时报等大众读物上所充斥的回顾性文章几乎一概都是正统人士的照本宣科，毫无思想价值，仿佛真的是惧怕火刑柱的惩罚一般。

关于达尔文的光辉成就，我无心扮演吟游诗人，烦请自行查阅《物种起源》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很遗憾，无论是在科学“发达”的美国，还是在“无神论”主导的中国，包括“生物学家”在内，这两本书的读者比例都远不及流行小说，特别是后者，其重要意义往往被忽视）。

达尔文之所以地位特别，在于他既不是单纯的博物学家（比如林奈），也不是单纯的哲学家（比如康德），他在完成四年的旅行之后又用了二十年时间思考和撰写《物种起源》，为的是将一个完整抽象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稳固的事实基础之上，这一点要比理论体系本身的任何一点细节都更加重要。事实上，就某一具体的独立现象而言，存在无限多的理论解释方案，就等同于对于任意一确定函数，总可以用多项式在局部逼近，如果仅满足于此，就只是数学游戏，而非科学。比如说，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我们更推崇达尔文，而非拉马克，并非因自然选择比用进废退在理论上更合理，而是我们认为前者更接近事实（当然，拉马克理论并非完全错误，后文将会提及）。至于达尔文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自然也应当同样受到基于事实的严格检验，科学不存在圣经。于是，请容许我将争议问题一一展开。

既然已提到性选择，索性就从它开始。性选择理论的提出，是由于以孔雀为代表的极端性别差异的存在实在难以用自然选择来直接解释：像雄孔雀的尾巴这样华而不实的性状怎么能够不被生存竞争淘汰？达尔文的回答是，因为雌性喜欢。雌孔雀发疯了，不喜欢身强力壮的，偏爱上油头粉面的。理由是，华而不实的性状标明了优秀的可以遗传给子女的潜质——在达尔文的时代，“基因”的概念尚不存在，所以雄性追求子女个体数量，雌性追求子女基因质量的二元理论的明确提出要等到现代综合论的确立。另一个遗留问题是，为什么浓妆艳抹的是雄孔雀，而不是雌孔雀？这个问题要等到Maynard Smith将博弈论引入生物学之后才得到一个完整的回答。简单来说，差异起源于精子与卵子成本投入的不对称。于是进而又得出雄性放荡不羁雌性羞涩胆小的先天合理性。至此，孔雀尾巴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答。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孔雀的雌雄差异模板不是普遍适用的，雌雄性状一致甚至“颠倒”的物种很多，雌雄性状的多态性更是非常普遍，这是达尔文所低估了的，当然这可能更多要归结于当时所能够获取的数据信息大概都或多或少受到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我能看到的都是我想看到的。而其后基因的发现以及现代综合论的提出并没有纠正这一方向性的偏差，反而渐行渐远。如果雌性对雄性的某一可遗传基因型有明确的特殊偏好，那么持续性选择若干代之后，雄性的性征应当趋同，就像人工选择的结果一样，但这与事实矛盾，即自然种群的雄性性征变异性大体保持稳定，这一问题被称为the paradox of the lek。学者为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大量不同版本的假说，但至今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明确的事实基础之上。另外不能不提一句的是Bateman在1948年发表的果蝇实验，这篇文献后来成为了证明雄性放荡不羁雌性羞涩胆小的经典，但是事实上，他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都存在致命缺陷，根本无法支持结论，而且果蝇的行为也并非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believing is seeing的例子。

第二个话题是群体选择和亲缘选择。达尔文本人是支持群体选择理论的，并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道德的起源问题。而后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也一直在生物学中并行发展，直到1962年Wynne-Edwards在群体选择的路上走得太远——他提出生物个体会自觉限制自身繁殖以确保种群规模不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终于引来排山倒海的批判，Williams, Travis和Maynard Smith等也借此为后来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铺平了道路。经过这场“反左倾运动”之后，至今在生物学圈子里也极少有人愿意引用群体选择的理论论证自己的观点，群体选择俨然成为了一个禁忌。但是群体选择真的不存在吗？那么蚂蚁这样的极端社会性生物的存在又当如何解释？一个及其巧妙的解答是亲缘选择。这是一个伴随着种群遗传学产生的理论，一个最形象的比喻是Haldane的那句：“我愿意跳到河里去救我的两个兄弟或者八个表兄弟”。单倍体雄蚁的发现成为了亲缘选择理论的最佳例证——与其生养1/2亲缘关系的亲生骨肉，不如喂养3/4亲缘关系的姊妹，所以工蚁看似忘我的辛勤工作，其实也是自私的基因在驱动。这个故事也像Bateman的实验一样传了一代又一代，鲜有人质疑（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宣称），尽管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随着更多对社会性生物研究的开展，我们已经发现一个蚂蚁种群中的基因多样性远比纯粹的内部繁殖要高，在另一些物种，例如一些黄蜂的巢穴中，不同成员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近亲关系。这至少足以说明亲缘选择并不是支持社会性动物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不依赖于亲缘关系的群体选择是实际存在的。更引申一步，“自私的基因”这一说法其实是错误的，虽然Dawkins的基本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基因本身并没有情感可言，自私更是无从谈起。自私只能在行为水平上表达，但是行为与基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行为的自私或是利他并不能确定地归因于基因的类型（见下文论述），而且更准确地说，行为的自私与利他应该由动机确定而不是按结果分类，所以利他行为的存在是在理论上完全合理的。

最后要挑战的Boss是“基因中心主义”。这不是达尔文本人提出的理论，却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基因在遗传中的重要意义毋庸多言，但是基因并不是遗传的全部，更不是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拉马克被批判了很多年，但获得性遗传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我父母说汉语，所以我也说汉语，但这显然不是我的基因决定的。这种非基因的遗传并不仅仅限于人类的文化，鸟类的歌唱也是要经过后天的学习，至于其他复杂行为也大体都要经过社会学习，人工驯养的动物放归自然难以生存原因正在于此。而且非基因的遗传途径也不仅限于有意识的社会学习，发育过程中基因表达的变化也同样是可能遗传的，比如母鼠的激素水平会影响她的哺乳行为，从而影响幼鼠的激素水平，进而又可能影响到子代的哺乳行为，代代相传。所以当我们发现影响某一行为的基因的时候，切不可轻易下结论可以通过改变这一基因控制行为。因为基因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理论呢？正确的理论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这就是科学的逻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革命，像达尔文在一百五十年前所做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