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

刘晓波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被判了十一年。美国大使抗议，中方发言人毫不出人意料地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辞令回应：“你们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好吧，外国人无权干涉，那么谁有权干涉呢？中国人？废话，刘晓波不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中国人吗？怎么样？十一年！敢情中国的“内政”是老虎屁股，只有那些有权决定谁有权干涉的人才有权干涉（绕口令……），把这句话拉直了说就是，有权的永远有权，没权的永远没权。可我怎么隐约记得毛泽东同志在四九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说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莫非我们又都趴下了？还是说我们一直就只是某些人手上的玩偶而已，让站起来就得站起来，让趴下就得趴下？

内政？什么是内政呢？挖开千年古墓，王公贵族死了还要妻妾陪葬，这是他们的内政。一百年前，男人打老婆是家常便饭，还美其名曰：“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现如今谁要敢未经许可动对方一手指头，就得当心警察叔叔给挂一个家暴的牌子。“内政”不是永远牢不可破的挡箭牌，脸皮才是。

娜拉总有一天要出走的，上再多的锁也是徒劳的。我们曾经有个专用并列短语来描述这种螳臂当车的腐朽顽固势力，叫什么来着？哦，“XX党反动派”。

检票

周末与Deb同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电影节展映，两个人都不想开车，于是就搭公共轨道交通，正好路上聊天。去的时候一切正常，回来的时候却在检票环节连着出了两个笑话。

先是在Muni的进站口找不到售票机，也不见售票员，转了一圈看见墙上贴着一行字：主站口售票。于是奔向主站口，结果仍不见售票机，好在这回见到一个检票员，不过人家不负责售票，扔给我们两条路：要么走到下一个进站口买票，要么投币——只收硬币。我们着急赶火车，不想再折腾，可是又翻不出四块钱的硬币来。检票员抬手一指，Bart的售票机兼提供换零钱服务。甚好，三步两步跑过去，塞进一块钱，就听见哗啦啦好一阵声响，掉出二十枚五分硬币！这下可好，我们捧着八十枚硬币跑回来，再一个一个往检票机里塞，当当当当，折腾了好一阵才算过关。不由得齐声感叹，这售票系统真是比咱北京的纸票换磁条系统还脑残。

还好，下了Muni，恰好赶上7：15的Caltrain，而且在中途还碰上了难得一见的检票员。Caltrain上车不检票，中途随机抽检，虽然据说逃跑被抓罚得很重，不过概率挺低的。今天这位检票员大哥格外魁梧，声如洪钟，一进车厢扎好马步就大吼一声，“都买票了吗？” 乘客们稀稀落落地回应，“买了。” 检票员对回应不太满意，于是又吼一声：“有票的就大点声！”于是大家像阅兵一样齐声回答：“Yes！” 这一回检票员大哥终于满意了，“很好，都有票，那我就不查了。” 于是大步流星走向下一节车厢。

与Elinor擦肩而过

今早去实验室点卯，在走廊里被Apollo喊住。看他一脸兴奋，可是又不讲为何，就只是手指着显示器让我看——哇，Elinor Ostrom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真是个不大不小的惊喜。

如部分媒体所言，Elinor获奖多多少少算是一个意外，因为她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她的工作更多时候被划分为政治科学。当然意外只是对于传统的经济学家而言。在跨学科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之下，保守的界限划分更像是画地为牢，且不说学科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充其量只算是一个传统而已。就学术成就的重要性而论，Elinor的桂冠应算实至名归，她为解决“公共地悲剧”问题倾注了毕生精力，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合实际的“经济人”假设，证明人类社群自发合作的潜力，为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指出了希望之路。与另几位所谓“热门”的传统经济学家候选人相比，Elinor的贡献更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生态学工作者，对于Elinor的获奖感到欣喜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对于我个人而言，惊喜还不止于此。由于硕士生阶段研究课题的缘故，我基本上翻阅了Elinor近十年出版的全部论著，研究的灵感与思路也部分来源于此。毕业那一年正巧赶上Elinor在ASU组织创立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所以递交了一份申请。后来，还真的拿到了一个offer，可惜来的太迟，已经决定赶奔湾区，只好电话婉拒。不想次日老太太本人亲自操刀写了Email过来游说，真是又惊又喜又遗憾。算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不管怎么说，就是擦肩而过，也算一面之识，写信道贺一句应算情理之中。只是老太太八成已经不记得这个毛头小子了，等明年春天开会的时候当面问问她就知道了。

回头还得补一句，其实得不得奖倒是次要的，关注社会正义、奉献公共福利才是意义所在。

A warbler hit my window

I found a dead warbler lying on the ground outside the window of my living room while I was watering my flowers. I first mistook it as a flycatcher, but finally figured out by the bright yellow uppertail coverts that it is a yellow rumped warbler. It is a juvenile, as it does not have yellow feathers on the chest and the head, which once confused me.

Perhaps I need to put a warning note on the window, in birdish, of course, as I'm setting up a hummingbird feeder right there. The rate of hum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way beyond the evolution of the wildlife cognition, but some of them adapt quickly, as crows and raccoons; some don't, like this poor flycatcher and a lot of others. The "natural" selection is going on.

拯救小鸟瑞恩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却飞也飞不高……”

这只飞不高的小小鸟叫做瑞恩（Wren，中文名鹪鹩，种名Bewick's Wren，拉丁名Thryomanes bewickii）。

昨天上午，由于在家准备去Pinnacles的行囊，“上工”比往常晚一些。正是这些许耽搁，促成了后面的故事。

骑车穿过EV，路线一成不变，基本不需大脑思考，靠习惯性记忆执行固定程序：右转，左转，右转……在这个转弯处听到奇怪的噪音，下意识减速，回头——某宿舍门前放着一大块苍蝇纸，上面落着，确切说是黏着，一只鹪鹩（如果是一只麻雀，我可能一时不敢肯定，因为加州颇有一些外形近似麻雀的鸟；但是鹪鹩，没有人会认错她/他高高竖起的尾羽）。急救信号！

自行车扔一边，迅速检查情况。糟糕，看来小鸟瑞恩已经挣扎了有一会儿，双腿、双翼和整个腹部都牢牢地黏在纸上，只有标志性的尾羽依旧高耸。好在离家不远，赶快捧起来往回走（为啥不跑？鹪鹩的性子急，困在纸上本来就紧张，被人捧起来更紧张，再颠一阵，恐怕不等到家就不行了）。

放在桌上仔细检查，黏性太强，手指接触之后都难拔下来，硬来肯定不行。放在水池里浸泡，依然无效。换玉米油（这是一个疑问手，当时病急乱投医，可能留下后遗症），终于见效，几分钟之后稍加晃动，小鸟瑞恩自己跳了起来——一只翅膀上基本已经没有羽毛，腹部的羽毛也所剩无几，惨不忍睹，基本已经认不出是瑞恩“本鸟”了。不过看来腿部没有骨折，一眨眼就跳到厨房墙角的铁锅背后去了。

由于心理没底，不敢使劲，费了半天力气才总算把他/她堵住。要把油洗掉又成了一个难题，因为植物油脂可能会影响羽毛本身的透气性。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又赶着去上课，只好给瑞恩泡了个简单的清水澡，暂放在一个纸箱里，回过头急忙上网发信求援。然后飞奔至案发地，扶起自行车赶奔系里上课。

一小时后，跑进办公室检查邮件。信箱里已然洪水泛滥，咱ecoevo果然不是徒有虚名，各个实验室的同学和教授纷纷支招，电话这时候也开始震个不停。基本上是有钱的要出钱，有力的要出力，整个一全民动员。

经群策群力，最后找到了动物救治恢复专家Chase同学（三年工作经验！），事不宜迟，边走边交流，跑着追上了A Line Bus。风风火火赶回家，却发现箱子里只剩水、面包屑和纸巾，瑞恩不见了！

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瑞恩跳出大纸箱，说明健康状况不坏。坏消息是，要在我们这个物品摆放杂乱无章的大客厅里找出这个潜逃的5英寸小家伙实在不易。两个人趴在地毯上像猎狗一样搜索了半天，总算把他/她翻了出来，看来精神状态确实还不错，虽然不能飞，跑得还是飞快，又费了半天工夫才捕获逃犯。

经过专业快速身体检查，确认无骨折，两人都长出一口气。接下来是一套专业护理，洗澡、烘干、搭窝、喂食（蚯蚓！），病人正式转交专家护理。我心释然（后来才想起，忘记吃午饭了）。

无论是在Happy hour上，还是在Pinnacles的宿营地，每个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How is the bird? 以前都是问"How are you?"看来人不如鸟。

故事该告一段落了，哦，等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今晚吃过饭，我拎着相机敲开了肇事者的房门。小伙子很友好，看了照片立即表示歉意，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任务完成。

最后再强调一下：请一定把你的苍蝇纸锁在屋子里。关爱环境，举手之劳。

变化

人总是在变化的，不单单是变老，更多的是因环境转变引起的行为上的变化。

来美国一年整。更确切地说，是来到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北部某大学一年整，期间接触若干人，基本吻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规律，思想在自愿的基础上被一定程度同化。

书案上左手摆着Bernd Heinrich的The Trees in My Forest，右手摊着Kenneth Arrow的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这就是目前的个人基本状态。学术上趋于理论化，对一切行为研究皆感兴趣，反对基因决定论及其派生的狭义“进化心理学”等等，基本无视一切权威；政治上更坚定地倾向于自由左派（当然这只是一个本身无意义的相对概念）。

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就是谁。当我在做好事的时候，我就是好人；当我在做坏事的时候，我就是坏人。到咽气那一天，把一辈子做过的事情按时间积分起来，就是对这个人的定义。不过即便盖棺也难论定，这个定义也还是会随环境继续变化，只是本人无需在担心罢了。

9/11探访District 9

不论是有意安排还是纯属巧合，总之是要感谢Viola同学在9/11当日组织的“第九区”访问活动。作为身在美国的旁观者，还真是想不出一个更适合在这个特殊日子的简单、时髦的纪念方式了。

访问之行的开头看着挺俗的，就是由几个官员、记者和专家或一本正经或谈笑风生地介绍一个设在约翰内斯堡（这个地点选得很有意思）的大难民营，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难民们长相实在是偏离大众审美有点儿远。不过这也不算太新鲜，从我们的老祖宗记录“百越纹身地”到现代媒体报道刚果内战，不一直都是这样一个调调吗？环境是脏乱差的，人是愚笨丑陋野蛮的，总之是与“我们”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划清界限。隔离墙……来的新鲜不行吗？

接下来，由Wikus向大家演示如何恩威并施地逼外星人在拆迁协议书上画押，这一段对更是再熟悉不过了。公安城管破门而入，不服就拳脚相加，谁敢充钉子户就让他消失，很好很和谐。美国大兵深更半夜抓捕阿富汗人，然后扔进黑牢一关几年，最后一审原来抓错人，一脚踢出国外了事。所以，这绝对算不上歧视外星人。

贫民窟自然也少不了黑市交易，一个超级暴力机器人换一千个猫食罐头，最后一百个成交，结果罐头还没拿走就被砍了。当初欧洲人跟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吧，一屋子黄金换一个皇帝的性命，结果黄金收了，人也砍了。皮萨罗再牛也不能以一敌万吧，看来不是武力差异的问题，是脑子的问题，人善被人欺。真是奇怪，外星大虾米也有上百万之众，按说怎么也该变异出一两个高智商的流氓骗子才对。

一不小心出了岔子，Wikus同志自己来了个意外地180度身份转变，王子变贫儿，比《变形记》还惨，因为政府要拿他做实验，看来免不了要大卸八块、组织培养、PCR，最后变成裱好的电泳图谱以供观瞻了。还好，他是主角，所以幸免于难，不过只能半人半虾地游走于阴阳界之间。也好，过两天难民的日子，好好反省反省。

反省，大概这世上最难得事情莫过于此了。有些学者认为换位思考是人与其他动物（比如黑猩猩）在认知能力上的关键区别，我觉得这要求有点儿高，就算把这些学者拉过来做测试也未必能通得过。世贸双塔倒了快十年了，美国大兵还道貌岸然地赖在阿富汗；黑狱虐囚丑闻曝光了这么久，布什、切尼还不是照领大把的养老金安享退休生活，赖斯居然还冒着被唾沫星子淹死的危险跑回斯坦福。可见反省之难，真应该把他们统统关进关塔那摩住半年体验体验生活。

片子看到一半，不禁想起旁听人类学课时看过的一部片子BabaKiueria。名字有点儿怪是吧，试着读一下，对咯，Barbecue Area。讲的是一直黑人部队突然登陆澳洲，问海边烧烤的人这是什么地方，答曰：BBQ Area。于是澳洲就此更名BabaKiueria，并成为一个黑人殖民下的国家。片子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黑人人类学家走入神秘的白人社区，向大家展示诡异的白人文化，包括宗教、家庭方方面面，一切都显得难以理喻……如果翻翻列维斯特劳斯以来的“经典”人类学著作，不难发现大多带有浓重的先入为主的殖民主义色彩——凡是与我不同的，都是不正常的、落后的、病态的——所以现代的人道主义不适用他们，歧视理所应当。

当然，也该看到光明的一面，我们从奴隶制一路走来，到如今选出一个半黑的美国总统，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也该相信未来会更进一步，如果将之定义为进步的话。

对结尾Wikus大虾造型不甚满意的朋友们，尽可期待续集降临：三年后，飞船归来，百万外星人胜利还乡，主角与爱妻破镜重圆。只不过，既然大家都想到了，这续集拍不拍还有什么意义么？

一剑光寒四十州

昨天到朋友家做客，见其邻居门上一副褪色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四十州。”顿感一震。

Google之，原句为“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出于唐朝诗僧贯休之笔，“十四”与“四十”之间，还有一段故事。贯休以此诗求见于吴越王錢璆，不料錢璆竟不满足于“十四”而要其改之为“四十”以装点门面。贯休答：“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不可飛？”于是贯休继续云游终成一代高僧，而錢璆则未能圆其四十州之梦。

一剑光寒四十州，所言为气魄而非功绩，一旦拘泥于“十四”与“四十”之间，气魄便荡然无存了。来美之后，更感到中国的学术受困于SCI影响因子之类而难以自拔。与其如此，倒不如多做实事，少谈文章。

人造的隔阂

从近期的报道来看，新疆的骚乱似乎已经暂且平息，不过平息事态是一回事，消除矛盾是另一回事。

既然是矛盾，总要有冲突的双方。随手翻开一家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官方喉舌也罢，民间声音也罢，反复冲击眼球的总是两个词：“维族”和“汉族”。这种默契实在让人惊讶，仿佛这世界上的人就只能按照民族这唯一的标准来分类。


人的身份认同本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个人可以同时是A国籍、B种族、C民族、D经济阶层、E文化程度、F政治倾向，更可以同时是儿子、丈 夫、父亲、工人、雇主、俱乐部成员…… 任意选出两个人来，无论表面上看来差异有多大或多小，总能找出一大堆相同之处，也总有不少各自的独特之处。所以所谓“客观”的身份划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从个人主观意愿 出发，身份认同也会因环境而变化。即便仅仅考虑生物因素，比如就黑人与白人的先天差异而言，种族差异也只能解释个体基因差异的15%左右，所以过度强调某种身份造成的普遍差异总是夸大其辞的。而如果将这种机械的身份划分付诸于政治实践，就等同于埋下仇恨与悲剧的种子。


从人类历史的大尺度来看，融合乃是大势所趋，就像我工作的实验室每个星期要有来自7个国家的人同时挤在一个小屋里开组会，而很少会有人在意国籍问题。然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却也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发生，比如希特勒通过测量人的生理特征（比如鼻子高矮）划分民族，并屠杀“劣等民族”。更不幸的是，希特勒并不是特例，他的死敌斯大林也具有一样的人类学爱好，而且后者的影响显然更加深远。斯大林虽然没有直接将某一民族直接拉进焚尸炉，但其目的也显然不在于追求一个人类学的学术成就，说起来倒也简单，只是便于“管理”——以后挖运河抓劳工或者往西伯利亚填充人口的时候就省事了。

中国作为硕果仅存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自然也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斯大林同志留下的光荣传统，即官方划分民族成分，于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第一次获知原来自己属于XX民族。从小就背诵“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却从来不曾有人解释为何是五十六个，而不是五十五个或者五十七个。后来做田野工作的时候，遇到中原人迁到山区摇身一变成了“藏侨”。还有每到两会或者节假日，首都就出现身着民族服饰的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代表，其实队伍里往往有一大半是拉壮丁充数的——脱了衣服，谁能确认哪一个是A民族或者B民族呢？

文化的多样性固然是存在的并且值得尊重的，但文化就是文化，因文化差异而搞出经济法律等基本权利的差别对待实在是荒谬的本末倒置。如果我们所期待的是社会公正，是人人平等，那么经济分配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是正当的，教育资源分配上照顾教育不发达地区是合理的，但是因“民族”不同而区别对待又是什么道理呢？

当然强调民族也不算稀奇，咱中国人在阶级立场问题上从不马虎：贫农斗争富农，造反派打倒走资派，外地人进京要暂住证……到现在中国人登记身份的时候还是要填写“家庭出身”，更不用说那独具中国特色的“户口”制度了。没错，这样一来的确是便于管理，不过其副作用恐怕远远大于这一点点便利。很多真实事件和实验都证明，即便是纯粹人为地划分类别，人们也会逐渐相信分属不同类别的人确实不同，进而强化了类别标签的影响，二者相互强化，造成相互排斥的结局。在韶关，当人们听说强奸的传闻时，很多汉族工人只选择性地接收到一条信息：维族人害了汉族人；在新疆，当听说韶关的骚乱之后，很多维族人也只选择性地接收到一条信息：汉族人杀了维族人。于是个人行为一下就上升成为了群体特征。当然滥用归纳法也不算是中国特色，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打得火热，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势不两立，大概一旦贴上不同的标签，对方就不算是地球人了。这大概是一切战争和屠杀必备的有效战前动员。

记得美国新科总统奥巴马在党内初选期间在费城发表过一场力挽狂澜的演讲，背景是他的黑人牧师在此之前公开发表了一番仇视白人的言论，使得奥巴马深陷漩涡。奥巴马直言不讳地承认了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的问题，即双方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反种族歧视政策过于机械僵化，比如说规定一个雇主必须雇佣不得少于一定比例的黑人，而完全忽略其他因素。无论黑人白人，一个共同的前提是他们都是人，都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平等公民，所以应该遵从公正的标准，而不应因肤色而影响公正，无论是对哪一方的歧视。一个好的政策应当力求淡化种族差异，而不是强化它的社会影响。

同样，中国的所谓“民族问题”，其实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问题，只不过这种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与“民族”分布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我们认为不同“民族”的人在天赋能力上是平等的，那么在法律与经济政策上也应当保持这一平等性。不要再滥用“民族”之类的人造标签了。

再说遗传：写在父亲节之后

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无视“洋节日”，所以每每在父亲节被老爹在电话里教育一通。到了美国，大约提前半个多月就已经是满眼的父亲节促销广告，周末的纽约时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父子关系的软文，跟读者文摘差不多，看得人直倒牙，自然也就忘不掉了，于是早早拨电话回去给老爷子请安。

赶巧第二天Jeremy博士论文答辩，题目是genetic imprinting，也就是同一等位基因因来源不同（父方或母方）而表达不同的现象。更直白一点儿说，有一些基因，如果是从母亲一方遗传所得，即表现为隐性，而如果是从父亲一方得来，则表现为显性；或者正相反。于是在随后开香槟庆祝的时候，一向爱开玩笑的Ricardo指着Jeremy的哥哥小声跟我说：“今天见到Jeremy的哥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要研究imprinting了（——这哥俩儿长得太不像了）。”

Imprinting并不限于这类简单的基因选择性表达，后天行为上的imprinting可能更为普遍和重要。比如说小鸭子会把孵化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作为模板来模仿。人类作为复杂文化的载体更是如此。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显然不只是针对长相而言，通常情况下父母都是子女一生当中第一个也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榜样，所以子女在幼年时很自然会把父母的各种好的坏的和不好不坏的习惯一律照单全收。如果父母在行事风格上有很大差异，那可能就要看谁与子女的接触更多关系更为亲密了。另外如果在一个社会文化中有明确的社会性别分工，那么父母双方也往往会可以地使儿子更多模仿父亲，让女儿更多模仿母亲。如果教育方式颠倒了，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子女社会性别在一定程度上的颠倒。不过，由于人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过度的强化教育也可能导致逆反的结果。从小上“奥数”辅导班就能培养起对数学的兴趣？那可未必。

基因的遗传与行为上的遗传加在一起仍然还不是遗传的全部，否则父母们也不必拼命赚钱了。环境也是可以遗传的，所以才古有孟母三迁，今有高价择校。皇位是遗传的，贵族是世袭的，遗产是继承的，一个人忙忙碌碌一辈子，不但是为了能把自己的坟头修得高一点儿，还要把财富地位等等等等传给下一代。单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太子党之类现象的出现倒也是父母之爱的正常体现。只不过，一方面，温室的花朵往往经不起雨打风吹，万贯家财也未必换得来一个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父母之爱虽然是人之常情，却未必符合社会正义。如果一个家长帮着自家孩子欺负别人家孩子，人们会鄙视之为“护犊”，那么一个公务员滥用公权力为子女谋私利，就更不能为社会公众所容。至于金二世金三世之类的现象，就只能说是历史的返祖了。

基因之外，究竟遗传多少东西给子女为好？这可真是个难题。

呼吁中共取缔互联网

近来国内似乎不是很和谐，比如说湖北接连出了巴东邓玉娇与石首涂远高两起震惊中外的群众事件，连我这美国乡下都惊动了。

要说这两起案件本身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哪个18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讲不出几个比这感天动地的本地版《窦娥冤》。所以依我看，破坏和谐的最大帮凶就是互联网。Internet，单听这名字就够邪恶的，国际互联网，难不成要把全世界人都组织起来，实在是太危险了。要知道我党当年可就是靠着走群众路线发展非法地下组织起家的，这要是有人效仿，那还得了？（瞧瞧伊朗这通折腾，都是twitter给闹的。）

英明神武的我党自然早有对策，先造一盾，再建一坝，其规模之宏大，构思之大胆，堪称世界第八和第九大奇迹而无愧矣。不过我党高层过于宅心仁厚，不忍将此孽畜斩首，而只将其阉割，待其浪子回头。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层层审查人员加班加点昼夜奋战，仍有大量残毒流窜于各隐蔽角落，伺机反扑，所以才挑起近来接连的群体性事件，危害不可谓不大，是可忍孰不可忍！

长远之计，唯有彻底取缔互联网。学习先进思想，新闻联播足矣。不信，可参考近邻朝鲜，人家没有internet，老百姓照样快乐且更充实地生活着。可见我们需要向朝鲜学习的，可不仅仅是足球而已。

漫长的一天

终于熬过了这漫长的一天。赶场似的连续在两个学术会议上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做互不相干的两个报告，然后没完没了的讨论，晚上帮人搬家，终于坐下来喘了口气，方才想起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二十年前，这成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而此后人们只能用沉默来纪念她的名字，这份沉默每持续一天，这份不平凡也累增一分。

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二十年前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算意外，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应该是当其他发生类似事件的前社会主义盟友们纷纷发生政治变革走上民主化道路时，只有中国依旧在政治体制上毫不动摇。相应的另一个奇特现象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同时保持的高速经济增长。

于是，抛去事件本身不谈，大概有人会认为事实证明在当年的“邓赵之争”中，邓是正确的。因为相比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变节分子”，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最好的，这似乎可以说明维持中国的政体相较于民主化于国于民都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这是一个吊诡的逻辑。

首先，中国与东欧国家比较发展速度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的初始状态相差甚远。这就好像在比较一个5岁孩子甲与一个15岁孩子乙的身高增长速度，甲长得快并不能证明这是甲相对于乙的先天优势，更不能说明甲的饮食结构更合理。就这个问题，看一看前几天《明镜周刊》上刊载的东德老照片就一目了然了。更有意义的比较方式是把甲与年龄相仿的丙相比，比如身边的亚洲四小龙。显然中国尚有不如，能否赶上，仍未可知。总之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并不明朗，只要是出口外向型经济，又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储备，经济增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次，经济水平并非衡量国民福利的唯一指标。自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其根本意义在于自由本身是一笔重要财富。一个极端的例证是保释制度的存在，我并不想说保释制度是合理的，但是这至少直接证明人们确实愿意花一大笔钱换取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自由的价值往往是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的。所以即便牺牲自由真的换来了更高的经济回报，也很难讲这笔投资是否划算。

更有，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国民的福利提高是两回事情，虽然两者通常或多或少正相关。古埃及也很富庶，但是广大奴隶们并不幸福。同理，GDP长得快，腰包鼓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人。诚然，民主化的国家也不能保证避免贫富分化，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民主制度能够将贫富分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一个集权制度必然导致财富与权力的严重分配不均。受益者或者是封建君王，或者是官僚资本家，反正普通老百姓只有捡剩饭的份儿，还要叩头感谢“老爷开恩”。

最后，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忍受沉默？中国人并不比其他民族更“逆来顺受”，至少差异并不足以造成这种长达二十年的独一无二的沉默。人们能够忍受沉默是因为对于自由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经济条件的改善所补偿。但是如前所述，自由的价值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所以经济增长永远也不能彻底掩盖对自由的需求，而只是将其推迟。于是，我们可以清晰的预见，这种沉默将随经济增长的停滞而被打破。而经济增长的停滞只会发生在廉价劳动力资源枯竭之后，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沉默还将持续。

不过，漫长的一天也终会有尽头。

倒霉的切尔西，健忘的希丁克

这本来是一场人气一边倒的比赛，小白打进决杀一球的时候，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狂欢。但是我回过头小声对Ricardo说，“我也支持巴萨，但是我觉得今天切尔西更配得上一场胜利。”

巴萨踢得烂到家了，实在看不出是刚刚血洗皇马的同一支球队；切尔西的射手也够挫，大把的机会肆意挥霍；当然今天场上的主角还是无可争议地归属于挪威裁判，赛后切尔西的队员围着他不依不饶也确实有情可原，要换成中国球员，这光头就不一定能活着走出去了。

不过嘛，赛后希丁克的言论几乎抵消了我对于切尔西的同情（相信很多中立球迷也有同样感受）。“这是我见过的最差的裁判。”这话如果出自任何一个切尔西球员之口，我都觉得可以理解，然而当他从希丁克的嘴里冒出来，就很让人诧异了。看起来荷兰人还没有老到痴呆的程度，怎么这么快就把自己当年说过的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呢？7年前带着韩国队连续黑掉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时候，他可绝对不是这个态度：“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直接把葡萄牙藐视了）应该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下一次应该多给裁判塞一点儿），而不是指责裁判。裁判也是人，犯错是很正常的。”3年前马特拉齐因为飞铲队友赞布罗塔吃红牌的时候，他也没少幸灾乐祸，倒是最后输了球没忘记指责对手“太保守”。今天这“最差”又从何说起？莫非前两天刚刚把内存清空了？

即便做不得真君子，再不济也得做个真小人吧，正所谓“占得起便宜就得吃得起亏”。当了婊子也就算了，还要立牌坊就太不象话了。

依然CLINT

前些日子读Binmore的新书Playing for Real，第一章举了一个“电影明星博弈”的例子（其实就是鹰鸽博弈的一个变形），其中的一种策略就叫Clint——遇鸽则鸽，遇鹰则鹰——东木头的老牛仔形象跃然纸上。
　　
　　不过，仅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概括东木头的荧幕形象似乎并不够准确，无论是早期的意大利面条西部片中的大镖客，还是近来“百万宝贝”和 “老爷车”中孤独落寞的倔老头，他都始终如一地扮演着美国式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完美化身，所不同的只是随年龄越来越内化。
　　
　　东木头的电影总不免让人联想起东方的武侠，无论是金庸笔下的独行大侠，还是黑泽明镜头里的流浪武士，似乎都具有类似独立孤僻的个性，只不过有 时候表现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有时候表现为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暴躁。所不同的是，东方的武侠基本上生存在神乎其神的yy中，而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依然 在大平原的荒野上发荣滋长着。
　　
　　千万不要混淆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egoism），前者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的，而后者是与利他主义相对的，一个看重的是过程，一个追求的是结 果。简单来说，个人主义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所以在电影里，凡是老爷子看不顺眼的，甭管是儿女、牧师还是黑帮，统统给我一边凉快 着，小心双筒猎枪伺候！对了，美国人的枪文化还就是与个人主义的繁盛密不可分。每一次美国闹校园枪击案的时候，总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出来指出禁枪法令之所以 不能通过，都是因为美国政府拿了军火商的钱。美国政府可没有百年如一日愚昧老百姓的本事，枪不能禁，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根基，腰里的枪杆子没了，个人主义 就死了，个人主义死了，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了。把历史翻回到两百二十年前，James Madison在美国国会提出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宪法修正案，两年后在Jefferson的支持下通过，即著名的Bill of Rights，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不得侵犯公民持有武器的权利。美国是一个没有过君主的国家，所以美国人也没有信任政府的传统，只有自己腰里的枪杆子才绝对 可靠的安全保障。
　　
　　当然，无限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一点咱的政治课本倒是没说错，错的是后边的结论：所以专政是必需的。这是典型的畜生逻 辑，因为这中间隐藏了一个默认的假设，即人人都是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的畜生。没错，这世界上是有些畜生，但同时也有很多“人”。个人主义或是集体主义并不是 区分畜生与人的界限。
　　
　　东木头的角色就总是如此，一方面总是貌似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另一方面又总是关注周围人群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平时冷若冰霜只是因为尚未 触及其社会道德观念的底限，一旦这个底限被突破了，他会如同自己受伤一样义无反顾地拔枪相助。叫警察？这世界上有谁真的信任警察吗？
　　
　　如果这世上只有一个“柯林特”，个人主义早就灭亡了；如果这世上有千万个“柯林特”，那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向左，向左

自我能分别“左右”起，中国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向右转，随然脚步时快时慢，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确实是没有动摇过，结果是堆起了基尼系数和GDP双座飞速增长的高峰。几家欢笑几家愁，是福？是祸？

时空交错，转眼身在美国，却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居然在向左。身边的伙计们，不论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黑的白的，一个赛一个的左。打发业余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约上几个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黑的白的，找一部纪录片，开一打啤酒，探讨探讨社会公平，再顺带揶揄揶揄前总统。这可是生物系哟。

话说来的也真巧，不但赶上几十年不遇的大萧条，也见识了美国人民“欢送”前总统和迎接新总统的政治热情。还记得登基大典那天一大早，会议室里挤个满满登登，个个全神贯注，居然鸦雀无声。为啥？We are waiting for CHANGE！转变，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向右？W都已经把山姆大叔的大卡车开到右边的水沟里去了。向左？可不容易，Obama想给富人稍微加点儿税，就蹦出个水管工捍卫“美国梦”。财富再分配？这可是社会主义倾向！共和党的漫画都把Obama和Marx画到一起了，别忘了，这可是参议员麦肯锡的老家。

新官上任一个半月，Obama到底没让大伙失望。今天刚抛出来的经济预算案，算是彻底宣布要甩开膀子向左转了。把大资本家们的伸手等着的“救命钱”砍了投给社会医疗和普及教育，赤字的窟窿就从富人身上拔两根汗毛补吧。什么？“大政府”？谁想要自由市场去找格林斯潘说去吧。

向左？向右？司机说了也不算，方向由路决定。“坚定不移”地朝一个方向前进，这是想拉着一车人发动自杀性袭击吗？

山羊的幸福

从小就听大人们讲过无数遍那个可怜的小山羊的寓言：小山羊上山岗，这山望着那山高。西方人的山羊也同样可怜，他们的说法是“篱笆那面的草更绿”。由此经济学家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山羊不是理性的，因为理性的基础是一致性的偏好。那么人又如何呢？

前两天在学校里聚众观摩反战影片，然后聊天，发现哪里的愤青都是一样一样的。痛批资本主义，大骂美国政府，基本上就差高喊社会主义好了。话说这半年里已经不止一次有美国朋友向我表示对中国政府的羡慕了（也可能是我的朋友里左派多了一点儿），每一次都搞得我张口结舌。除了夸中国男足是世界一流强队之外，这大概是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恭维”。但我相信这也确实是他们的真实情感，虽然肯定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这就跟当初在国内我们一帮穷小子围在一起忧天悯人顺带还赞颂美帝的民主制度一样。抛去客观情况不谈，主观感受上有一点总是不变的，那就是自己总不如别人幸福，此刻总是比不上过去，但将来总会更好。幸福啊，总是在对面的山岗上，在篱笆的那一头。人，也不过如此。

又想起那匹可怜的马，拼命跑啊跑啊，苹果还是挂在车夫的鞭子杆上，把舌头伸到尽头也总还是差那么一寸。唯一的出路是改造自己的幸福观——要么知足常乐，要么享受过程，其实都是一回事。一个是告诉自己，能看到苹果在眼前就应该知足，忘了嘴馋的念头吧；另一个是让自己相信，其实吃不吃苹果不打紧，拉车是为了锻炼身体。什么？太阿Q？阿Q有什么不好，至少还省了抽大麻。

老天爷啊，你为啥要把人类都塑造成可怜的西绪弗斯呢？哦，对了，老天爷压根就不存在，那只有去问达尔文先生了，其实问了也白问，他一准还是反复嘟囔那两个字：进化，进化。没错，所有物种都在红皇后的旋转房间里跑圈，你要是感觉幸福，你就停下来不跑了，那别人就要超过你了，于是你就被淘汰了。所以只有感觉不到幸福，才可能得到客观上的幸福（这是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只有幸福感最少的人才能成为自然选择的幸存者。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故事。

达尔文：二百年之后

今天是“达尔文纪年”两百年整，也算是我们这些无神论进化生物学家的圣诞节。自达尔文之后，一切自诩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上帝、真主及其他“神灵”统统灰飞烟灭，人类，Homo sapiens，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翻身做主人了。

我们已经在周末为查尔斯唱了生日歌也吃了蛋糕，不为别的，就只为他是人，不是神，他从未宣称自己的学说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后人自然也不必自作多情搞“两个凡是”，我们可以一边开心庆祝，一边大胆批判，不用担心火刑柱。

虽然我自知力所不能及，却仍要打肿脸充胖子写这个东西，实在是因为近来无论是在如Nature和Science等学术期刊或是纽约时报等大众读物上所充斥的回顾性文章几乎一概都是正统人士的照本宣科，毫无思想价值，仿佛真的是惧怕火刑柱的惩罚一般。

关于达尔文的光辉成就，我无心扮演吟游诗人，烦请自行查阅《物种起源》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很遗憾，无论是在科学“发达”的美国，还是在“无神论”主导的中国，包括“生物学家”在内，这两本书的读者比例都远不及流行小说，特别是后者，其重要意义往往被忽视）。

达尔文之所以地位特别，在于他既不是单纯的博物学家（比如林奈），也不是单纯的哲学家（比如康德），他在完成四年的旅行之后又用了二十年时间思考和撰写《物种起源》，为的是将一个完整抽象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稳固的事实基础之上，这一点要比理论体系本身的任何一点细节都更加重要。事实上，就某一具体的独立现象而言，存在无限多的理论解释方案，就等同于对于任意一确定函数，总可以用多项式在局部逼近，如果仅满足于此，就只是数学游戏，而非科学。比如说，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我们更推崇达尔文，而非拉马克，并非因自然选择比用进废退在理论上更合理，而是我们认为前者更接近事实（当然，拉马克理论并非完全错误，后文将会提及）。至于达尔文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自然也应当同样受到基于事实的严格检验，科学不存在圣经。于是，请容许我将争议问题一一展开。

既然已提到性选择，索性就从它开始。性选择理论的提出，是由于以孔雀为代表的极端性别差异的存在实在难以用自然选择来直接解释：像雄孔雀的尾巴这样华而不实的性状怎么能够不被生存竞争淘汰？达尔文的回答是，因为雌性喜欢。雌孔雀发疯了，不喜欢身强力壮的，偏爱上油头粉面的。理由是，华而不实的性状标明了优秀的可以遗传给子女的潜质——在达尔文的时代，“基因”的概念尚不存在，所以雄性追求子女个体数量，雌性追求子女基因质量的二元理论的明确提出要等到现代综合论的确立。另一个遗留问题是，为什么浓妆艳抹的是雄孔雀，而不是雌孔雀？这个问题要等到Maynard Smith将博弈论引入生物学之后才得到一个完整的回答。简单来说，差异起源于精子与卵子成本投入的不对称。于是进而又得出雄性放荡不羁雌性羞涩胆小的先天合理性。至此，孔雀尾巴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答。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孔雀的雌雄差异模板不是普遍适用的，雌雄性状一致甚至“颠倒”的物种很多，雌雄性状的多态性更是非常普遍，这是达尔文所低估了的，当然这可能更多要归结于当时所能够获取的数据信息大概都或多或少受到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我能看到的都是我想看到的。而其后基因的发现以及现代综合论的提出并没有纠正这一方向性的偏差，反而渐行渐远。如果雌性对雄性的某一可遗传基因型有明确的特殊偏好，那么持续性选择若干代之后，雄性的性征应当趋同，就像人工选择的结果一样，但这与事实矛盾，即自然种群的雄性性征变异性大体保持稳定，这一问题被称为the paradox of the lek。学者为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大量不同版本的假说，但至今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明确的事实基础之上。另外不能不提一句的是Bateman在1948年发表的果蝇实验，这篇文献后来成为了证明雄性放荡不羁雌性羞涩胆小的经典，但是事实上，他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都存在致命缺陷，根本无法支持结论，而且果蝇的行为也并非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believing is seeing的例子。

第二个话题是群体选择和亲缘选择。达尔文本人是支持群体选择理论的，并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道德的起源问题。而后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也一直在生物学中并行发展，直到1962年Wynne-Edwards在群体选择的路上走得太远——他提出生物个体会自觉限制自身繁殖以确保种群规模不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终于引来排山倒海的批判，Williams, Travis和Maynard Smith等也借此为后来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铺平了道路。经过这场“反左倾运动”之后，至今在生物学圈子里也极少有人愿意引用群体选择的理论论证自己的观点，群体选择俨然成为了一个禁忌。但是群体选择真的不存在吗？那么蚂蚁这样的极端社会性生物的存在又当如何解释？一个及其巧妙的解答是亲缘选择。这是一个伴随着种群遗传学产生的理论，一个最形象的比喻是Haldane的那句：“我愿意跳到河里去救我的两个兄弟或者八个表兄弟”。单倍体雄蚁的发现成为了亲缘选择理论的最佳例证——与其生养1/2亲缘关系的亲生骨肉，不如喂养3/4亲缘关系的姊妹，所以工蚁看似忘我的辛勤工作，其实也是自私的基因在驱动。这个故事也像Bateman的实验一样传了一代又一代，鲜有人质疑（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宣称），尽管事实远非如此简单。随着更多对社会性生物研究的开展，我们已经发现一个蚂蚁种群中的基因多样性远比纯粹的内部繁殖要高，在另一些物种，例如一些黄蜂的巢穴中，不同成员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近亲关系。这至少足以说明亲缘选择并不是支持社会性动物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不依赖于亲缘关系的群体选择是实际存在的。更引申一步，“自私的基因”这一说法其实是错误的，虽然Dawkins的基本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基因本身并没有情感可言，自私更是无从谈起。自私只能在行为水平上表达，但是行为与基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行为的自私或是利他并不能确定地归因于基因的类型（见下文论述），而且更准确地说，行为的自私与利他应该由动机确定而不是按结果分类，所以利他行为的存在是在理论上完全合理的。

最后要挑战的Boss是“基因中心主义”。这不是达尔文本人提出的理论，却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基因在遗传中的重要意义毋庸多言，但是基因并不是遗传的全部，更不是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拉马克被批判了很多年，但获得性遗传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我父母说汉语，所以我也说汉语，但这显然不是我的基因决定的。这种非基因的遗传并不仅仅限于人类的文化，鸟类的歌唱也是要经过后天的学习，至于其他复杂行为也大体都要经过社会学习，人工驯养的动物放归自然难以生存原因正在于此。而且非基因的遗传途径也不仅限于有意识的社会学习，发育过程中基因表达的变化也同样是可能遗传的，比如母鼠的激素水平会影响她的哺乳行为，从而影响幼鼠的激素水平，进而又可能影响到子代的哺乳行为，代代相传。所以当我们发现影响某一行为的基因的时候，切不可轻易下结论可以通过改变这一基因控制行为。因为基因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理论呢？正确的理论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这就是科学的逻辑。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革命，像达尔文在一百五十年前所做的一样。

'Israel Has a Habit of Closing its Eyes to Hard Facts' -- BOUTROS-GHALI

SPIEGEL INTERVIEW WITH BOUTROS BOUTROS-GHALI

'Israel Has a Habit of Closing its Eyes to Hard Facts'

The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in Gaza will have "unforeseeable consequences" for the region, warns former UN Secretary-General Boutros Boutros-Ghali. In an interview with SPIEGEL ONLINE, he discusses the short-sightedness of Israeli politicians, Egypt's role and his muted hopes for peac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don't see an era promising happiness. It's true that the curse of the colonial era disappeared half a century ago, and the Cold War is behind us. Millions of people expected a world that was better, more socially just and marked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owever, the unfortunate result has been that the age-old ills of mankind -- growing social disparity, inflammatory national and religious ideologies, cultures closing themselves off to outsiders -- have once again foiled these hopes. It is a shame that I will surely not live to see the dawning of a truly better world.

A Blind War

Is tit-for-tat an optimal strategy in the continuous game?

There is no justice and humanity but parochialism and blindness in a war. That's the dark side of the human nature that we have no recipe to cure.

Hovering Like a Kit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I went hiking with friends. At the entrance of San Antonio Reserve, I watched a kite -- it's not a paper toy tied with a thread in your hands but a real live kite -- a white tailed kite (Elanus leucurus). I took it as a falcon at the first sight according to its shape and size in the poor light, but I found it was a mistake soon after it began to hover!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saw a mid-size bird hovering like a humming bird, and it just moved up and down in the air like a helicopter. When I saw another kite joined the dance, I speculated it was the court dance in the breeding season though it seems a little earlier. However, I found it was the second mistake I made after I checked my field book: They were hunting rodents in a special social way. Now I got why we call the paper toy "kite" in English and "纸鸢" in Chinese.

See a photo of a hovering white tailed kit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