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与规则

两个人下象棋。一个人连输了两局，第三局执红，一开局就操起红车踩了黑将。黑方惊：“你这样不合规则呀！”红方答：“我不管规则，反正结果是我赢了。”

这个臭棋篓子的逻辑很可笑，可是在现实中，很多人都在这样下棋，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很多国家都有很好的法律，所以在纸面上他们都是民主国家（北朝鲜不是也号称“民主主义”吗）。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并不能由纸上的规则来保证，而是取决于民众是不是愿意认真地遵守这些规则。

听说泰国人又闹事了，不过比上一次略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兵变，只是占了政府和电视台而已。这点儿小事对于东南亚诸国来说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不但政客们经常演练，老百姓们也习以为常。台湾人在这一点上显得成熟一点儿，至少红衫军还记得游戏规则，希望绿营呛马的时候不要倒退。美国人做得更好，懂得该竞争是竞争，该合作时合作，虽然偶尔也出些差错（比如加州的预算），但总体上来讲还算对得起托克维尔的表扬。

至于我们——我们从来就不缺乏破除陈规的魄力，所以我们藐视一切规则。当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汉高祖也好，袁世凯也好，本朝太祖也好，都是将规则踩在脚下的胜利者。失败的是中国，他总在原地踏步。

我们以正义之名践踏规则，然而却忽视了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等同的重要性。也许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没有来得及进化完毕，所以才常常忽视抽象和复杂程度更高一级的规则。幸好我们还有学习能力，还有前进的希望。

鲁迅当初呼吁“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如今看来，这个论调贻害不浅。中学课本里还有这一篇吗？

Paparazzi in the woods

Camera traps hidden in the woods are making animals angry. - By Etienne Benson - Slate Magazine

Camera traps are designed to capture images of wild animals, and in recent years their use by hunters and wildlife biologists has been increasing exponentially. According to one study, there has been a 50 perce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papers involving data from camera traps every year for the past decade; at any given time, there may be about 10,000 deployed in research projects. And that'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Exact figures are hard to come by, but industry sources say that as many as 300,000 are sold every year, mostly to hunters.

However, how about the attitude of the wildlife towards the paparazzi? According to Benson, the cameras may be hurting the animals they're used to study—and they may be affecting humans, too.

See below a footage of a rare Javan rhino attacking a video camera trap posted by WWF.



Was it angry or just curious? One or another, neither appears serious. The impact of the camera is sure to be much less than the radio tags and collars at least, not too mention the poachers and the changing climate. Anyway, trade-off is always inevitable.

What concerns us most is not the animals' feelings but our imagination of wilderness. It is true that the wilderness is no longer so wild with the surveillance of secret cameras, but does the wilderness ever exist in the modern times?

Still, as we expand the culture of surveillance into nature's last redoubts, it might be worth keeping some of Murie's concerns in mind: namely, that the means we use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can undermine our purposes and that a technology that's right for one place isn't necessarily right for all places. Wilderness activists of the last century believed it was crucial to maintain a few places where one could hike for days without encountering cars or roads. This wasn't because they hated automobiles—after all, it was cars that made wilderness areas widely accessible for the first time—but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certain valuable experiences could be had only in their absence. Wilderness activists of this century would do well to consider whether it's worth having a few places where you'll never find a surveillance camera strapped to a nearby tree.

It is upon to human nature, not nature itself.

金牌炫目，病夫难愈

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金牌榜上一路高歌令人欢欣鼓舞，当然个别项目除外，比如“我家球门常打开”的那个。

中国代表团脖子上金牌的夺目光晕是不是能代表中国人民体育素质的蒸蒸日上呢？这个恐怕很难说。

在一些“贵族运动”项目上，进步的确是很明显的，比如网球、游泳、高尔夫等对硬件条件要求较高的项目，只是在最近几年一部分先富起来以后才开始在中国发芽成长，不过目前所惠及的也仅限于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以上阶层，绝大多数劳苦大众还是无缘染指的。

相比之下，另一些“平民运动”项目的普及难度要小得多。比如足球，只要有一块平地就行，任何其他设施都不必要，巴西的穷孩子就是这样在街头成长为超级球星。可惜在中国，很多事情的难易是颠倒的。比如最近回家休假，约了朋友去踢球，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所有的中学操场以安全为由统统关闭，难道是荣幸地沾了奥运的光，担心我们会跑到一毛不生的烂泥地上做核试验不成？

想来想去，理由大概只能有两个：

一个是直接的回答：为了确保校内学生专心苦读、心无旁骛，有必要抑制体育活动对他们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在中国教育部推行素质教育的十年里，中学教育对应试能力的关注程度非但没有丝毫削弱，反而愈发变本加厉了。这当然不能仅仅归咎于学校，他们毕竟只是高考指挥棒下的傀儡而已。不过想必教育部的大人们也有他们的苦衷：中国的就业率如此之低而福利保障体制又如此只差，不读书哪有出路？所以千军万马独木桥的残酷局面也不是他们能够扭转的，不信你看咱们东亚近邻的小棒子小鼻子们不也是个顶个被书包压弯了腰，只不过人家还能游行抗议发泄一下，咱就只能逆来顺受了。

第二个是更根本的原因：除了中学的操场，为什么不能有其他的公共体育场地？当然不是不能，只是某些人不愿意而已。花一个亿建一座高尔夫球场可能不是问题，花一万块给老百姓填平一块广场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种全民健身既无多少油水，有无政绩可表，有谁会关心呢？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培养出世界冠军，但普通市民却连跑步的地方都找不到。

可以预见，在本届及以后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很可能将牢牢把持金牌榜的龙头老大，并且不断扩大这一领先优势，但是中国大众的身体素质则仍然只是小步前进甚至原地踏步。奥运金牌，可能不过是东亚病夫的遮羞布而已。

奥运开战

推动和平而避免国家间的战争原本是创办奥运会的初衷，沿袭这一传统，潘基文同志这一回也照例呼吁奥运停战。可惜说是说，做是做，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也就没有人在意奥运这个噱头了。

这边厢张大导演精心策划的开幕式刚刚千呼万唤始出来，那边厢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飞机坦克就在南奥赛梯开始抢风头了。要说普京同志不愧是KGB出身，果真是处变不惊，身在鸟巢安坐，心在高加索督战，随后在媒体面前轻描淡写地宣布：“我们开战了。”这时机选的，真是不早不晚恰到好处，难不成是向奥运献礼？

奥运停战，这种古为今用的尝试，注定只能是纸上谈兵的美好愿望。古希腊城邦间的信使交流并不容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规则也不是都能得到遵守，所以每隔几年借运动会的机会会盟就显得极具政治意义。而到了现代，国家间交流的空间阻隔早已不是问题，频繁的政治集会更冲淡了奥运会在推进国际和平上的实际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讲，现在的奥运会倒是更接近于纯粹的体育赛事。只是不知道俄格两国的运动员在赛场上狭路相逢的时候会作何感想。

向上，还是败坏？——献给索尔仁尼琴

案头一直摞放着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岛》，两年来时断时续读了又读。断，是由于文字过于沉重而深刻，心灵难以一次性承载过多的负荷，不得不浮上水面深呼吸，才能蓄足气力再次下潜。而每一次下潜都在内心的最深处积蓄力量，这种力量叫做良知。力量的源泉，来自于“俄罗斯的良心”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今天，2008年8月4日，老人远离尘世而去了，幸而良知仍然随他留下的文字而继续布道人间。

不得不声明，它不是一本小说，更不适合消遣。小说所依赖的是想象力，然而人类的行为有时候会超越想象力的阈值。我猜想更多的人读过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即便是这样一本将想象力发挥至极致的小说，它的出拳仍然显得绵软无力，而且偏离要害。当然这并非奥威尔的过错，毕竟他只是在西班牙的战壕里与苏联“老大哥”有一面之识，毕竟他没有机会亲自领教斯大林同志的五十八条，毕竟古拉格群岛的故事并非一个思维正常、良心未泯、对社会尚抱有一丝美好希望的人所能想象的——除非一个人曾经真实地经历过，并且足够幸运地活下来，更重要的是他的良心并未因此而泯灭——很幸运，在流入古拉格的水流中，确有这样的几个幸存者，其中最勇敢而顽强的斗士之一便是索尔仁尼琴。

全书一百四十万字，共分七部，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劳改营生活画卷”。有些章节是生动的，比如描述作者自身经历的部分；有些章节可能略显枯燥，因为需要大量引用统计数字和文件记录，毕竟历史就是如此；还有部分章节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堆砌材料，在历史废墟之上应当建起反思的纪念碑，而这才是精髓之所在——

《古拉格群岛》的卓越价值并非对迫害历史的详尽记录，而是在于揭示社会制度对于个人心灵的“改造”以及良知在绝境中的挣扎。

在所有的章节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三部第十九章“泽克民族”、第四部第一章“向上”以及第四部第二章“还是败坏？”。吃不饱穿不暖，只有西伯利亚永恒的冬天和泰加林中没有尽头的一般劳动，也只有当环境的严苛程度迫近生存的底线时，人类的动物本性才会得到最大地释放从而迅速转变为“泽克民族”，至于良心，“留在档案里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凡是不能够迅速转化为“泽克民族”的只有被无情地淘汰，古拉格堪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大规模的实验基地，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同志又一次战胜了他的老对手希特勒。在这里，只有“泰加林法则”是可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是的，确实很令人惊讶，为什么累积千年的人类社会美德竟然在瞬间崩坏：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销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沙拉莫夫）

答案也许是这样的：他们没有退路，或者背叛而活下来，或者忠诚而死去，这是名副其实的囚徒博弈，赌注是自己的生命，更要紧的是，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不会再有了，快做出选择吧！没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难道“活下去”不是最根本的诉求吗？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也就是以别人为代价。“今天该你死，明天才轮到我”，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是的，还有。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向右走——你将失去生命，往左走——你将失去良心。”

失去生命，这也算是一个选择吗？是的。

“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向上攀登，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

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是的，没有人是天生的圣人，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忠于自己的良心，只要他愿意“向上”。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辨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做遗产继承下来。”

如果善与恶的种子都同时在心底种下，那么决定一切的就是用什么来灌溉它。因而，“败坏”并没有借口。

“在劳改营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你到底是变成禽兽还是继续做一个人，全依赖于你的意识和你对人性的坚定信念。”（M.A.沃伊琴科）

“不错，劳改营的设计和目标是要使人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揉烂每一个人。”

好吧，就算劳改营失败了，就算你能够揣着良心走出来，你又能够做什么？你能一把火烧掉一切罪恶吗？又或者只是从一个有形的劳改营落入了一个无形的劳改营？

别忘了，“泽克民族”是不能自我繁殖的，他们并不是出生在高墙之内。也就是说，外面的世界并不安全，那里充满了监视、告密和逮捕。奥威尔曾经天才似的想象出了无处不在的电屏，但是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摧毁一个社会最为有效的方法恰恰是最为原始的方式——告密。禁止一个人讲话并不需要捏紧他的嘴，只要让他失去值得信任的听众就够了。儿子揭发父亲，夫妻互相监视……一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被斩断，以人性为基础的社会自然会发生雪崩式的坍塌——还记得《别人的生活》的主演Ulrich Mühe吗？他的妻子在现实中就是Stasi的秘密线人，多年来一直监视着丈夫的言行。我党在反右、四清和文革过程中不也一直在采用同样的策略吗？划清界限，把人类的一切情感统统清扫出去，只留下憎恨。如Igor Shafarevich所指出，消灭人性是Socialism的必经之路，有谁能举出反例吗？

人类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从非洲丛林中的古猿进化而来，我们能够引以为傲的遗产不是两足行走，而是社会道德——人性和良知。一个企图以泯灭人性为代价所换取的乌托邦难道不是历史最大的反动吗？

或许有人说，发生的这一切只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不应苛责。当然，实验未尝不可，我们可以这样从容地开脱，因为我们是幸存者。

尽管读了又读，我仍然无法彻底适应索尔仁尼琴犀利辛辣的快刀，也许是因为我足够幸运而错过了那个时代。这个理由也同样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批评者——毕竟说风凉话要比干“一般劳动”轻松得多。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得到世人的崇敬，并非因其文笔精妙，也非单单钦佩其批判斯大林的勇气，事实上，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从不向任何强权低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何种逆境中他永远保持独立的头脑，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从未背叛自己的良知。”

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致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