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旧金山市区夜晚的灯光,虽然只是透过车窗的一瞥。Joan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饭,不过火鸡并不是主角——上个星期Frans de Waal在报告的结尾说"We are social eaters"——吃饭只是为了更好的交谈。我讲一讲中国以及我父辈的中国,Joan也回忆起她年轻时的美国,然后就说起了另一个Joan:Joan Baez,说起她当年站在卡车上一边演唱一边穿越Palo Alto的英姿。于是就翻出她的CD来听,再后来自然是Bob Dylan,Katelin调侃地说CD封面上那个青涩少年看上去只有十五岁。看着Joan, Katelin和David如痴如醉的神情,我可以想象那个属于Joan Baez和Bob Dylan、属于曾经的年轻人的美国,那个曾经一度消失的美国。
Joan说Folk在她们那个年代是美国音乐的主流,而今已经风光不再。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音乐潮流的更迭,因为Folk的兴起是与民主运动紧紧相连的。Joan Baez, Bob Dylan,包括John Lennon和Peter Seeger等等,都是那个时代民主运动的先锋人物,Joan说美国的黑人运动和越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艺人”领导的斗争,也许并非夸大其词。对比他们与近二十年的“明星”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现今的明星们大多拥有更甜美的嗓音、至少是更俏丽的形象,能够带给人更多直接的愉悦感;相比之下,Joan和Bob那一代的艺人在形象上也更加folk,甚至是貌不惊人、音色平平,不过更关键的区别在于他们有勇气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取悦于人,他们引领着和代表着那一代拥有人文关怀和政治理想的青年。
Joan和Bob早已老去,美国的新青年不再关心政治,也不再关心身边的世界,美国社会整体向右转,这一倾向在学术界这个小圈子里也很明显。无论是人权运动还是环境运动,活跃的仍旧是那些越老越顽强的斗士们,而年轻的faculty们似乎更乐意关紧自己实验室的大门。前些时候刚刚分到诺贝尔奖金的一位华裔科学家说:“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学生物。”我的一位室友对其崇拜不已,我对此可就不觉得很乐观了。科学家爱“科学”自然不错,至少远好过爱美元,但只爱“科学”似乎还是远远不够的,最近一期的Science上有一篇社论Scientists and Human Rights,呼吁科学家们关注社会,虽然是老调重弹,但有时似乎也确有重弹的必要。原因何在?也许如Robert Putnam所言,是人与人的疏离造成了社会资本的瓦解。谁来扭转这一趋势?
Bob走了,Barack来了。几十年的沉寂之后,新一代的美国青年以及40年前在广场之上高举反战旗号的曾经的美国青年终于又一次相聚在一起完成了“火炬传递”。广泛参与是民主的基础,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Barack的竞选过程本身就已经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如Joan所言,Barack也许并不能创造奇迹,但是他的出现至少唤醒了更多人特别是更多年轻人对民主政治的希望与参与热情,几十年后再来看,这也许是比挽救经济危机更为重要的成就。
PS:加州的亚裔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政治的绝缘体,即便旅居多年甚至揣着Phd文凭与绿卡,也仍然保守着亚洲似的犬儒理念:政治是当官的事情,与我无关。又或者偶有些微弱的声音,也多是些鼠目寸光的投机者。一百多年前我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似乎仍然没有太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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