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Nature的封面文章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反应确乎是慢了点儿……）：
What drives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to fire-bomb laboratories? Emma Marris investigates a radical fringe of the US green movement.
一下想起推研面试那会儿，自我陈述的第一句就是：“我爱自然，但我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实话实说，一直到读过Marris写的这篇报道之前，我还从未想到，也没敢想过环保主义者竟然被FBI划归到了恐怖分子一列，幸亏当初没有站错队……
只是一句玩笑而已。
真正令我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环保主义者过激的行为方式，还有这篇文章本身——如果作为NY Times的头版出现，我想我会夸奖它是一篇很好的新闻报道；但是作为Nature的封面文章，正如一位读者在nature的blog上的留言：'your article strikes me as quite unscientific'，Marris对事件的解释实在是不够好，至少远远不够登上
Nature的封面，又或者是体现了主编护短的倾向性？但愿不是这样。
也罢，也别光说风凉话，待俺也提笔来解释解释。
环 保主义者何以蜕变成了肆意纵火的“恐怖分子”，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思考的问题。Marris在文中稍加回顾了美国激进环保组织的发展历史，提及了Earth First!在80年创立之初的主要成员是科学家，而后“反科学”人士的比例逐步升高，可是并没有指出背后的原因，似乎激进环保主义者纵火的理由就只是反 科学
。而我认为要分析环保主义的发展和变化原因，仅仅20年的回顾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回溯得更远，去寻找人们心中的自然情节的源头。
我 们怀念自然，其实是因为怀旧。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怀旧情节，就像猫儿不肯离开老房子一样，我们仍然会时时怀念祖先生活过的那片树林，特别是在生活不如意的时 候，尽管所谓的回忆往往不过是基因的残片构造出的虚妄的幻景，但人仍然乐于从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寻求自欺欺人的安慰，这并不是环保主义者所独有的。
其 实从中国提倡“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老庄哲学，和陶潜等田园派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文句中，已经能够清楚地辨识出环保主义的影子。至于 现代西方环保主义的源头，沃斯特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了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乡间的怀特牧师那里，不过一般来说，真正对现代环保主义有巨大影响的福音使者也许还 要首推隐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也许他自己也未曾想到，那本生前无人问津反倒使自己背上经济包袱的《瓦尔登湖》，百年以后竟成为全世界环保主义者顶礼膜拜的 圣经，同时也把他古怪孤僻的性格和朴素复古的自然观树立为万千追随者的心中的模范。可惜后来工业化发展的步伐终于还是打破了瓦尔登湖的宁静，才有了利奥波 德从美国动物管理局“幡然悔悟”的浪子回头，不过他至少还能退隐“沙乡”效法梭罗。到了雷切尔卡森出场的时候，连沙乡也未能从化学污染的灾难中幸免，于是 只好在《寂静的春天里》将满腔的怨怒发泄出来，她的呐喊同时也宣告了环保主义者被迫从隐士走向愤青的开始。既然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乾坤，那么就联合起 来，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在《增长的极限》中预言了一个宏大而悲观的未来全景，这一次，世界终于被惊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终于开始得到普遍的重视。这是 环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在铁杆的环保主义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环境污染还在继续，温室效应仍在加强，而瓦尔登湖终究不复当年的宁静，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
与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运动一样，环保运动的参与者也总能分成左中右的派系。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之后，有人倾向于坚守阵 地，这是卡斯特罗；有人坚持革命到底，这是切格瓦拉。格瓦拉是失败了，可是你没看见满大街印着他头像的T-shirt还在运动吗？所以，当我们看到激进的 环保主义者时并不应该感到特别的意外，他们不过是又一批坚定的革命青年罢了。且不论他们的行为是不是螳臂当车，更直接的问题在于，他们选择错了战斗的方 式，或者说是判断错了时代——靠枪杆子暴力革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习惯了和平和秩序的公民不再可能支持非法纵火的正义战士，佐罗已 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只有甘地和小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方式才可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和成功。总而言之，只有合法的手段才是可行的，即便法律并不合理，也应该通过和 平的途径改变它，而不是试图用暴力的手段践踏法律。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自由战士被划进了FBI的恐怖分子名单，而这本是不该发生的悲剧。
对 于依法刑拘参与纵火者，我绝无异议，即便行为目的多么“正义”，必须依法办事才是公平的。但对于恐怖分子这一名称的使用，我本人是自始至终坚决反对的。 FBI的这种做法实在是机械的敷衍了事，结果只能掩盖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且不说环保主义者中只有极少数激进分子，就算是纵火犯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就是失去 理智丧心病狂而以恐怖为目的。难道巴勒斯坦人认为人体很时髦吗？那是因为以色列的导弹炸死了他们的父兄。如果单以行为确定恐怖分子，那么G.W. Bush实在是天底下头一号恐怖分子。一个标榜民主的国家怎么能随便往个人头上贴恐怖分子的标签呢？公民不可以滥用暴力，难道以国家的名义就可以吗？这样 的结果只能加深敌对情绪，激化矛盾，用硬性的手段解决人的问题终究是不合适的（这句话不单是指美国的）。
同样道理，我也很想问Marris和
Nature的 主编一句，你们怎么能随便给人扣上反科学的大帽子呢？我承认环保主义者的群体当中，特别是激进组织当中有很多人的行为理论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而更多的 依靠的是主观判断。但这充其量能称为“不科学”，何来反科学？难道就因为烧了几所实验室？可他们纵火的理由正是认为那些实验室的研究“反自然”。这倒是颇 有一点儿像BBS上的民间论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不科学”又都拿不出证明自己更“科学”的依据来（nature的blog上也是如此）。到底啥是科学？ 我想无论是技术还是思想，都可能是科学，也可能不是科学，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个结论（波普不是论证过数学不是科学嘛，啼笑皆非），而是那个“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的过程和态度，正因为有不同的意见科学才得以向前发展。所以烧人家房子的行为肯定不是科学，在科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别人反科学的恐怕也算不上科 学。
奉劝双方都三思而行，不要再乱用“科学”和“自然”之名。反正我以后是不敢再随便说自己是搞科学研究的了。
这绝对是老掉牙的题目。出于礼貌，我又半真半假地思考了一下才回答：前者。Tim也不急于给出答案，先岔到其他话题。我起初以为他也认为不必多做解释了，也就没在意，没想到他突然又把话题拐了回来，说：“刚才那个测试，通常搞自然科学的人会选前者，搞社会科学的人则倾向于后者。”我这一下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离故意隐去了一个条件，即“垂直于谁”。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头脑里都相信这世界有一个唯一的真理，所以一律优先默认垂直于水平方向；而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则从来不理会所谓真理，他们只看重具体的环境，所以优先默认垂直于背景基线。这就是思维习惯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