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雷锋的日子

早上偶然在公交车的电视上看到雷锋叔叔的影像，才恍然想起今天是三月五日，只记得两会，却冷落了昔日的偶像。

还记得我上学时学的第一首歌“学习雷锋好榜样”，而今依然能整段整段地哼唱。现在的孩子呢？我想大概是连听都没听过了吧，刚看到对昆明和重庆小学的采访报导，据说半数以上的孩子都不知道雷锋是谁。想不到世界变得这么快。

时不时听人说起，看见路上有老人摔倒，有心去扶一把，又怕反被讹诈。世风如此，无怪乎坐在电影院里看《离开雷锋的日子》我会禁不住泪流满面，大概一半是怀念昔日“同志间火一样的热情”，一半是因现实的冷漠而心酸。但是又能责怪谁呢？

正像罗大佑在他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中唱的一样：“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曾经就这么说，现在看看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你要想想你到底要他们怎么做。”“雷锋已经过时了”，这话不错，现今的文化已然没有雷锋的容身之地，而这样的文化是我们亲手改变的，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孩子脱离现实的文化氛围去刻意地法古，一缚众咻的努力毫无意义，这是文化传承的必然规律，违背这一规律的人将很难在这个群体当中生存。过年回家休假的时候，侄儿向我炫耀他捡到的手机，被我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可是我又有些后悔了，因为我知道我这样格格不入的说教定然是徒劳的，只会徒增隔阂而已，虽然那隔阂早已是客观存在的。

雷锋的行为，在我的学术中称为“利他（Altruism）”，多年以来，它一直是生物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上的一个热点问题。既然基因是“自私的”，又为何会出现“利他行为”？利他是基因决定的吗？在部分程度上的回答是“是”。还是以前提到过的Hamilton的Red Queen理论，“我会跳进河里救我的两个兄弟，或者八个堂兄弟”，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在基因水平上仍然是自私的。这个理论几乎可以解释除人之外的任何社会性动物的利他行为，而人的利他行为超出了基因控制的范围，因为我们会乐于帮助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人。雷锋似的舍己为人，从进化的角度来讲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傻子行为，如果单单从个体选择的水平上考虑，这种个体无疑是随机变异产生的失败品，必然会遭到淘汰。但是人类的社会比蚂蚁的社会更复杂，我们能够建造一种远比蚁巢更为奇妙的宏大建筑，那就是文化。如果一种文化倾向于保护利他主义者，那么雷锋的存在就是正当其时的。

很显然，利他主义者的存在是有利于他们所在的社会整体的，但是个体的生存终究还是要通过个体水平的博弈实现的，因此必须有社会文化对他们加以保护和扶持。正如Martin Nowak用数学方法给出的简洁清晰的证明一样，利他文化的形成，需要声望（reputation）制度的建立。如果一个人行善能够得到大家的尊敬，一个人作恶会遭到群众的唾弃，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逐步走向“公平”；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善恶不辨，那么人人都会被迫转变成自私的小人。

雷锋在中国被遗忘，至少是由两个过程共同造成的。一方面，政府为了鼓励个人致富，将公共媒体上的雷锋、焦裕禄统统换成了比尔盖茨、张朝阳，官方宣传方向的转变，极大地扭转着习惯于服从领导的中国人的价值观。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始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流动性空前增强，但是相应的监督制度和信用体系却一直处于空白状态。一个人暴富之后即可一走了之，没人知道到底我手中的钱是黑是白，外界看到的只是一个富翁的光辉形象。包二奶、包三奶，这是个人隐私，居委会大妈再也管不着了。即便民众怨声载道，也苦于民主制度的缺失而告状无门，与其螳臂当车，不如随波逐流。于是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正反馈回路，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着自私理性的极点收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从corruption trap中挣脱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

这就是中国，一个正在以道德沦丧为代价迅速膨胀着的超级大国，一个由左翼政党执政的右倾国家，令中国人和外国人很困惑，因此在明镜周刊上出现了长达5页的杂烩文章，却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来概括才贴切，索性干脆用RED CHINA, INC.这个怪异的名字来称呼这个恐怖的怪胎。

行为上的自私并不能遮盖内心的不安与无奈，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精神慰藉。于是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十年之后，中国人又开始纷纷涌向各种中西样式的教堂和寺庙，在祷告声中享受久违的内心平衡与温暖。素昧平生者互称兄弟，不分贫富坦诚相待，与其说这是圣者的教诲，不如说是我们刚刚失去的东西。抬头仔细看看，那十字架上的其实不过是一个神圣化的雷锋，换句话说，雷锋精神其实也就是世俗版的福音，只是世俗的雷锋无法许诺一个美丽的天堂而已。

我不禁开始想念雷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