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坚强，要坚强——Roseven

今天早上路过林大的时候，找到一台ATM转了100块钱到Roseven的帐上。这是一个在水木社区的joke版上小有名气的ID，ID背后的高人未曾谋面，只看过一些他创作的joke（专集请看这里），一笑而过，不曾在意。后来，听说他病了，需要骨髓移植。BBS上有网友牵头捐款，今天终于及时想起来（捐款事宜请看这里）。

老天爷确实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希望并且也许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公平一点儿。我这一点杯水车薪的钱不是出于怜悯，我也没资格怜悯别人，只是感谢Roseven曾经带来的幽默，算是一点儿回报吧。前两天Elinor Ostrom老太太给我写了封Email，吓我一大跳，这里就借她老人家一本书的名字，我相信这个世界是靠“Trust and Reciprocity”维持的。

其实我真正记得的唯一一个Roseven原创的Joke，是这个不像Joke的Joke。

要坚强，要坚强

好久没有哭过了，记得就七月份刚住院的时候哭过一两次，居然这么坚强，真是太为难自己了，作为奖励，今天来哭一场，发泄一下？

脑袋里面的血管又突突突的跳，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每逢身体变差，差到要去住院的时候，就有这根血管来提醒。翻来覆去就听到这根血管跳动的声音，怎么也睡不着，想着大过年的还要跑去医院呆着，蒙着被子就号起来了。结果就是父母都惊动了起来，然后一家人抱头痛哭。

最可怜的就是父母，别人家父母都到了享福的年纪。我家父母受苦一辈子，到老来还受更大的苦。我到时候倒是两腿一蹬两眼一闭就走人了，把父母的养老金都花光了，到时候父母怎么办？这是第一伤心的事情。

其次操蛋的就是这医疗水平。咱飞船都要到月球了，这到骨髓的药还没有。病情简单纯粹得让人没有一点盼头，大哥，你说你给我判个无期也行呀，动不动 就给人判死刑，完全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干脆一刀捅死我算了，好么？净推荐什么几万块钱的外国药，还治不了你的病，顶多让你死得舒服点，要不就是输血， 可是输血也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法子。好吧好吧好吧，就算我明天要去输血吧，可是明天还是星期天，还得等到星期一大家都上班。

哭到伤心处，想给女朋友打个电话，寻找一点慰藉。拿起电话，一想起天各一方，得，更加伤心了。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好呢？打吧，人家现在在睡觉，再说 了女生又比较软弱，本来好好的，没事我干嘛告诉她坏消息，惹她伤心？你说不打吧，我这心中苦闷朝谁倾诉，这时候本来最念记的就是女朋友，不打给女朋友打给 谁？被窝里面哭了几场，挣扎了几个来回总算决定打电话。干，结果现在是半夜，她关机了。

莫名其妙想起个烂笑话，大概我是钱德勒每当我不自在我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讲烂笑话。话说有个孩子哇哇大哭，他老爸在一旁不紧不慢的就念叨：坚强点， 俊翔，坚强点，俊翔。旁人听到了就赞叹呀，说你这老爸还真有耐心呀，对了，你家俊翔长得好可爱哦！孩子爹说：我家孩子叫彦太，我才叫俊翔！

好人一生平安——就算不平安，也要努力做个好人。

家族与教育

周末一大早搭火车去秦皇岛给姑奶祝寿，也许是已经多年未见的缘故，竟把我这晚辈待若上宾，实在是受宠若惊颇有几分尴尬。后来才渐渐发觉，也许是学历在其中作怪。

读书本来是个人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却有“书香门第”这样一个词汇，所以就传统文化来说，读书是家族的大事。这几年到全国各地旅行，发现这确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凡历史上门庭显赫的家族，无不是“举族供养一人读书应试，一人高中出仕荫泽宗族”的模式。想来倒也合情合理，毕竟小农经济时代，一个青壮劳力不下地务农而十年寒窗，又十年或数十年科举应考，资本投入实在不是一个普通家庭所能担负，但学而优则仕又偏偏是封建时代唯一可以改变家族命运的正途，因而家族集体投资模式作为群体进化的产物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时过境迁，教育渐渐普及，学历已不再像以往那般值钱，顶着博士帽的失业流民也不罕见。不过人们的传统观念却很难转变，除了东南沿海的少数私营经济发达地区之外，绝大多数人依然把读书取仕当作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大概正是如此，所以我才会受到格外的优待。殊不知就算我从斯坦福把经取回来也不过能在象牙塔里某一教职，每月领几斗米的微薄薪水而已，实在愧对厚望。

从另一角度来看，也许正是家族对教育的一贯重视才促进了教育在中国的快速普及。即便在偏远而贫敝的山村，人们也普遍认为读书是大事，尽管从经济上来讲可能并不划算。当然，这一传统对女童并不公平，好在如今这种教育权利上的性别歧视已经不再多见。

现如今，家族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似乎变成了一条单向的纽带，老人们依旧对后生们寄予厚望，而经济自立的年轻人则迫切期待甩掉家族的包袱去争取个人的自由。所以可以预见，作为文化断层的阵痛，“白眼狼”一定是不会少的。

Antisocial Punishment Across Societies

There is a very interesting and surprising research article on the latest issue of Science. The behaviors of antisocial punishment, which were rarely considered in studies, were recorded in the public goods games. Are they related with 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different societies. The results said yes. And Herbert Gintis gave a concise perspective.

Science 7 March 2008:
Vol. 319. no. 5868, pp. 1345 - 1346
DOI: 10.1126/science.1155333

Research Articles

Antisocial Punishment Across Societies

Benedikt Herrmann, Christian Thöni, Simon Gächter
We document the widespread existence of antisocial punishment, that is, the sanctioning of people who behave prosocially. Our evidence comes from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that we conducted in 16 comparable participant pool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ere is a huge cross-societal variation. Some participant pools punished the high contributors as much as they punished the low contributors, whereas in others people only punished low contributors. In some participant pools, antisocial punishment was strong enough to remove the cooperation-enhancing effect of punishment. We also show that weak norms of civic cooperation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 a country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antisocial punishment. Our results show that punishment opportunities are socially beneficial only if complemented by strong social norms of cooperation.

In Gintis, he summarized,

"Herrmann et al. collected data in 15 countries with widely varying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ubjects wer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ll societies. The authors found that antisocial punishment was rare in the most democratic societies and very common otherwise. Indexed to the World Democracy Audit (WDA) evaluation of countries' performance in political rights, civil liberties, press freedom, and corruption, the top six performers among the countries studied were also in the lowest seven for antisocial punishment. These were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Denmark, Australia, and Switzerland. The seventh country in the low antisocial punishment group was China, currently among the fastest-growing marke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countries with a high level of antisocial punishment and a low score on the WDA evaluation included Oman, Saudi Arabia, Greece, Russia, Turkey, and Belarus.

The most likely explanation is that in more traditional societies, the experimental setup represents a clash of cultures. On the one hand, high payoffs in the experiment require the modern ethic of cooperation with unrelated strangers, so subjects who are reprimanded for low contribution are likely to respond with feelings of guilt and a resolve to be more cooperative in the future. In a more traditional society, many players may hold to the ethic of altruism and sacrifice on behalf on one's family and friends, with indifference toward unrelated strangers. When punished, such subjects are likely to respond with anger rather than guilt. Punishing the high contributors is thus a means of asserting one's personal values, which take precedence over maximizing one's payoff in the game."

Does China's fast-growing market economy predict more and more prosocial civilians? I am not so sure...

再说“选择”

申请的结果下来了，又到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且正赶上疱疹发作，夜里隐隐作痛，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脑子里也是乱糟糟一团。不知何故，忽然想起5年前在系bbs上发的一片短文，虽然ID早已成枯骨，文章却还安安稳稳地在服务器上一个深深的角落里躺着。似乎当年冥冥中就知晓自己将来有一天要把它挖出来，今天实现了预言，不，应该叫诺言。

选择

夜，辗转反侧，久不能寐，只因门外嘈杂之声。听而辨之，正论"马经"得分之差别！呜呼，尔等为此鸡毛蒜皮喋喋不休，竟扰得四邻不安，甚为可恼！

当夜，做得一梦，梦境中吾复得参加高考，好不紧张，醒来竟浑身是汗。

次日，"闲来无事"，游走于图书馆，觅得一宝--名曰：The Origins of Order,甚喜。翻开首页，一行字横矛立马于当阳桥头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the overwhelming and beautiful order which graces the living world?

--老天！

莫非老天爷一定要我想起我刚刚送走的兄弟？

为了保持我的硬汉形象，我这一次本不打算多愁善感的滥觞，可是事已至此，箭在弦上，不可不发。

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the individuals毕竟各不相同，至少在俺眼里，D的离开有着与众不同的影响--He left, leaving a pile of questions：这里适合我吗？我所作出的选择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我的未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该如何选择呢？我是不是应该像个战士那样活着？……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不喜欢生物吗？不，绝不，不知别人怎样，我这辈子看的（其实开始主要是祖母念给我听的）第一本书是《喧闹的海洋》，一本描写海洋生物的童话故事集（可不是小人书哦，现在不知还有没有这么好的儿童读物了，尽管其实不太合适作为启蒙读物），其中许多故事仍然鲜活……不能再回忆了，我快流泪了。现在想来，如果当初看的是《大众菜谱》，可能我现在已经是个厨子了。反正我从小就对野生动物着迷的不得了，只可惜当时胆子小，不然可能也和Wilson有一拼了。可是，可是，清华的生物系是研究生物的吗？我的梦想是开着吉普车在苏丹大草原上考察野生动物，或者，去考察海洋生物也行，再不行就去荒山上种树，都干不成的话，就去接赵忠祥老师的班，可现在，这叫怎么回事啊？如果要我说，甭叫生物科学与技术系了，干脆改叫"还原论实验基地"。可惜我说话不如Z副院长管用，所以只好改求自身转变，然而，现实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在意"生物"，更重要的是分数、paper，the dream is the Nobel Prize，而思想也在这样的过程中禁锢，而后僵化，以至于系内几乎是唯一的"宏观"生物学副教授长年远赴东瀛，而我也经常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或许缪勒那句名言用在清华正合适："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是一样。"

可悲的是，我发现自己在弱冠之年就已学会了委曲求全，似乎我也一直在为那张毕业证而卖命，直到和D住进了315，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接近学者的人，至少现在我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了，而兄弟他走了，而且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心照不宣也罢，至少使我对这里产生怀疑，我也相信终有一天清华会为失去他而惋惜，虽然这决不是他本人和我所期望的。

不客气地说，他是我入校以来第四位令我肃然起敬的老师，前三位是H、W和Q（竟然全是选修课），而我学到最后的一点儿东西是--勇气。或许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勇往直前，因为我更偏信中庸，但中庸不等于懦弱，我的命运应该由我自己把握。虽然我不是一个"基因决定论者"，但我也不能容忍由environment主导我的命运。在我为难可怜兮兮的一分两分而挣扎的同时，我失去的岂是一张成绩单所能换取的。

我绝无半点冒犯他人之意，我第一人生信条就是宽容，人各有志，或者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强者自然应该有人佩服。但谁也阻止不了我鄙视懦夫，苟且的活着或许可以完成gene的使命，但我相信人类这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的确已经十分与众不同，我宁愿相信道金斯所说的在gene之外有meme的存在。当你的gene已经烟消云散之时，你所创造的meme已远播四海。也许不是所有的斗士都会胜利，但唯唯诺诺的人将最多成为一架分析仪。60分可能永远不如100分漂亮，但我至少要有勇气在合适的时候大声地说："60分万岁！"我认为这并不与学风建设矛盾，因为人才不应是耕牛，如果不是这样，索性把它抛到一边好了，我相信我的做法是按照梁老先生的训导一丝不苟的执行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足以受用终生。

当一个人走到十字路口，他必须做出选择，纵使拒绝选择，便也是一种选择。关键是当你发现脚下的路越来越远离既定目标时，你会何去何从？可能要回头，你有足够勇气吗？是的，选择就是伴随着风险，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最好的见证人--尊重自己的选择就是对人生负责。

或许今天的论调有点儿像"垮掉的一代"，那好，我索性篡改金斯堡的一句诗作结尾："当你被卡戎摆渡到河对岸（最后一次选择了）的时候，你会回首自己曾拥有的是怎样一个人生。"

五年之后回头看当年青涩的、矫情的、狂妄的子句，唾沫星里夹带着“学赋新词强说愁”的气息。不过有一件东西的遗失确是值得遗憾的事情——勇气。生活渐渐打磨了分明的棱角，现在只会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它，或是摇摇头微微苦笑，再想做“愤青”也愤不起来了。但是，——

但是“选择”的自由是永远不能放弃的。可以没有房，没有车，没有钱，没有权，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个人选择的自由。中间有几年，我曾经把它忘记了。后来遇到Tim，他给我讲他母亲的故事，他的母亲说：Life is not happy, but you can live a happy life.

从前人们总是讲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可惜我不是一个那么积极上进的人，对“成功”并不总是很有信心，但是至少我始终相信可以选择live a happy life，这就够了。

原来那个喊“60分万岁”的人的ID现在在BBS上也被一些人称为“牛人”，只是他们不知道那个ID背后就是那个喊“60分万岁”的人，而且现在依然是，今后也可能继续是。对他来说，“60分万岁”和“牛人”并没有区别，王侯与寇都是经过选择的happy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