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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搬家了，这一回要搬到太平洋对岸去，不得不轻装简行。三年来攒下的唯一家底儿就是书籍一堆，先把笃定不会保留的一部分插上草标挂在这里。

原则上以2折为参考价，如手头紧张，白送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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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

大卫休谟曾说过，社会制度的设计应当把所有人都假设为自私自利的“流氓”。几百年来，人类社会的法律体系大体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包括那些把休谟批得体无完肤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法律规定了道德的底线。既然如此，那么提高法律的道德标准是不是就能够提高社会道德的整体水平了呢？

事实恰恰相反。社会道德并不依赖于法律而存在，强制性地提高道德要求只能造成道德的退化。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愿意把个人的道德水平提高到高于法律规定的水平，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感到快乐，即助人为乐是也。而一旦法律把我们原本无私的行为也降低到义务水平，原本的自豪感便荡然无存了（这个现象叫做crowd out）。而且法律对于道德的监督又是难以严格执行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道德是无法客观评价的，其结果必然是道德在法律外衣的掩护下退化。苏联、中国和柬埔寨的大清洗时期都执行极端严格的法律，同时也导致了道德的彻底沦丧。

范跑跑由于“道德问题”而丢掉了教师从业资格，这是一出新的“道德法律化”闹剧。范没有尽到保护学生的义务，校方自然有权解雇，但是教育部跳出来做什么？你们可以规定教师的行为义务，但是道德本身是不能够规定的。你们想把道德也像猪肉一样放到案板上一块一块切开来称重吗？像对待猪肉一样对待道德，也只能把道德的价值贬低到与猪肉一样（当然，随着CPI一路飘红，一斤道德以后只怕连一斤猪肉也换不到了）。

道德是社会自身的属性，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只能依靠社会公众的相互影响。政府要做的工作是创造一个透明通畅的社会信息交流和舆论监督环境，而不是自己跳出来越俎代庖，况且代庖的还是尽是些浑身沾染了腐败病菌的家伙，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且不论，只怕吃了之后还要拉肚子的。

Good policies and constitutions are those that support socially valued ends not only by harnessing selfish preferences to public ends but also by evoking, cultivating, and empowering public-spirited motives （Bowles 2008）.

Bowles S. 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 "the moral sentiment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 Science, 2008, 320: 1605-1609.

又到一年毕业时

大学毕业时的情景恍然如昨，离别科学院的日子竟也屈指可数了。

三年前别清华的时候，曾自比作“雏燕离巢，柳絮飘飞”，那时俨然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追梦者，未来如同瀚海一扁舟，除却勇气别无所依。

而今再度别岸启航，昔日雏燕之羽尤未丰，然目光已坚。瀚海波涛依旧，信天翁往矣。

一个人在生理上的成长大约总不过二十岁，而在心智上的成长却能够随着生命不断延伸，甚至超越生命的限制。然而心智成长的轨迹也远比生理成长远为复杂难料。尚未识字的幼童便可预见自己二十岁的身高，误差总不过是170或是180而已。而不过三年前我绝无法预测自己今天的思想，就像前些天同朋友们看电影时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大学四年里竟然从为911欢呼转而为平安祈祷。不知道如果当年没有邂逅茨威格这段成长的轨迹又当如何重写，同样，如果在刚刚过去的三年里没有相继邂逅Sigmund, Nowak, Gintis, Henrich, Ostrom, Milinski, Fehr, Roughgarden, ... 现在自己又当身在何处？

在这一连串的偶然际遇之中，我最为感激和珍视的是与Tim Moermond先生的相逢。实话说，Tim先生带给我的学术上的指导并不很多，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道德上的布施却是终生受用不尽的。实用主义的现身说法曾反复教育我，人都是现实而近乎理性的，要生存就要放弃幼稚的梦想，而幸福只能是建立于财富与权力的宝座之上。我虽然不愿相信这个故事，却又苦于无从反驳，耶稣、孔子和甘地的故事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纵使头顶繁星闪烁，自己终究不过是一个两足行走的肉胎凡人而已——转变，直到Tim的出现。在一次又一次用自己二十多岁的固执世故的思维去质疑他六十岁的天真纯良的愿望之后，最终我终于理解了爱因斯坦对于甘地的描述：“后来人不会相信，这世上曾有这样一个人走过。”我相信！

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信仰什么宗教，无论是高官富贾还是街头乞丐，有一条原则是不变的：任何人都可以做一个好人。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一个人做一个善良的人，从来没有，没有。

Life is not happy, but you can live a happy life.


这是我们的课题组。给我热情、真诚、宽容与关怀。感谢你们！



毕业典礼上响起了Brightman的声音：

If you say that you can't, then I shall reply,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Oh, Let me know that at least you will try,
Or you'll never be a true love of mine.

Love imposes impossible tasks,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But none more than any heart would ask,
I must know you're a true love of mine.

关于留学申请

下午在签证大厅站了2个小时多小时，其实就为了说一句话，好在目的达到。美帝的大门敞开了~~~

近来常有师弟师妹打听所谓申请“经验”，而在我看来，人与人的主客观情况差异巨大，实无太多具体经验可谈，反倒容易误导后来者。不如跟着感觉走更好。

不过对于抽象的心理问题，我倒是有几条建议：

第一条是关于决定：

前些日回清华做一个学术报告，有心急的新生问“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出国合适？”我当时给了一个委婉的答复，“当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的时候。”

清华的前身是大清国的留美预备学校，近百年来人事代谢，这条传统倒是没有丢掉，而且还在全中国发扬光大了。留学当然可以，不过为什么要出去可一定要想清楚。很多刚刚读大一的新生就开始背GRE，这实在不能算是一种正常现象。从来没有人证明过出国一定比不出国更幸福，况且读一个不知名的洋学位就可以回来招摇撞骗的围城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真的要做科研，也许留学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坚持做科研的只是少数。倘使家境殷实，烧两个钱出去旅游一趟也未尝不可，可是很多穷小子也逼着爹妈砸锅卖铁往外跑就不值得推崇了。

诚然，人的认知能力总是很有限的，所以跟着感觉走也是无可厚非，不过人生短暂，随机徘徊是无法实现遍历的。所以除非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否则出去恐怕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多是考察一下外国的月亮圆不圆而已。

如果实在犹豫不决，我倒有个建议，不妨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对着镜子问：“魔镜魔镜，我该不该出国啊？”如果镜子不回答，就老老实实读书，不要再惦记这事了，直到有一天你听到镜子回答你：“该走了。”那时候再准备申请就行了。

第二条是关于“套磁”：

One indication of a good professor is their willingness to respond to applicants' inquiries.

这是UC Davis的GGE（生态学学生组）提供的申请指南上的一句话，可作万用灵药——凡不回信者，皆非善类，弃之不足惜——阿Q精神世界通用。所以一旦看好了那个教授，只管“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就是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谁也没有回信的义务，如果大家都不回信，还是先检讨一下自己的Email质量为好。另外既然有时间套磁，不如多聊一点儿学术，别把自己当民工卖了。

第三条是关于诚实：

“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常有的尴尬，想给自己的CV和推荐信甚至成绩单上加加花也是难免的冲动。记住，冲动是魔鬼。功利一点儿讲，这是因小失大，读书终究不过是几年的过程而已，名誉是一辈子的事情。更根本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不是拿来在纸上写给人看的，如果为一点儿蝇头小利就贱卖了道德底限，那就是贬低自己。想起《我在伊朗长大》里面外婆教训玛瓒时强调的那个词：Integrity！还是那句话，教育和文化是两回事，牺牲道德，读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政治体育的又一次失算

晚上与老同学腐败，饭店的内饰很古怪，墙上挂着雅典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奖牌榜。敏锐的M君又一次迅速从中发现话题：为什么中国的金牌比银牌铜牌都多呢？这确实是一件不大正常的现象。我们很快形成了一致意见：这是中国政治体育的畸形产物。论金牌总数是不少，但是看看内容，都是跳水举重乒乓球之类的冷僻项目，除了中国人，没有几个国家重视，这最好不过！用同时精通经济学的M君的话讲，“像足球这种运动，培养十一个人才能拿一块牌子，效率太低。”我们中国人的体育追求的就是“高效率”，老外们太傻了。

说句实话，其实我们中国一直也不是一个体育强国，现在虽然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是也仍然远远算不上“强国”。本来嘛，拿几块牌子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反正像奥运会这种活动就是图一乐，大伙放下刀兵一起聚会而已，跟我们吃火锅腐败性质上也差不多，只不过鸟巢那个锅尺码大一号而已。真正的体育还是咱普通老百姓在烂泥地上踢野球，在门前的河沟里扎猛子。但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些人偷偷地把体育的里子塞进了政治的黑心棉。人种学家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就是政治体育的狂热爱好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勃列日涅夫同志也好这一口；听说萨达姆总统的大公子也是粉丝之一，可惜英年早逝。不过没关系，有我们大中国体育总局在，这一优良传统保证能发扬光大。每一年几十万乳牙未退的童男童女投进去，十年苦练，怎么还不出几个明星。剩下的怎么办？随它去呗，搓澡也行，跑堂也罢，反正咱中国别的没有，人还是有的是的，练废几个忽略不计就行了。

可惜体育总局毕竟不是上帝，红头文件也不是万能的，不能说要金牌就有金牌。比如说刚刚中国男子足球队就又一次一点儿不惊人地兵败家门口，之所以说不惊人，是因为连一向对足球一窍不通只会登珠峰的Y君都准确地预测了比赛结果。当然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咱中国早就习以为常，可是不知为何今天央视的刘建宏同志又一时激动批评起足协来了。弃国足保国奥是足协的错误吗？这怎么可能，咱们的足协绝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等咱们的国奥队把金牌扛回来堵你刘建宏的嘴。其实也不用这么费劲，直接把CCTV封杀掉算了，反正也不是没有封杀过。估计明天刘建宏同志又要到足协负荆请罪去了，黄健翔的前车之鉴还不够吗?冲动是魔鬼哦。

我不知道中国的政治体育会在今年的北京唱一出怎样的大戏，会效仿六年前的韩国人吗？我不关心，反正一张票也没买，有的是正经事可做，就算回老家温习厨艺也好，总比给这出丑剧做傀儡强。

学位下线

昨天完成了学位答辩，感觉就像流水线上的罐头盒，被睡眼惺忪的女工盖上一个“合格”的印章了事。

课题组今年一共五个学生答辩，三博两硕，研究方向大相径庭，“共用”一个七人制的答辩委员会，其中一半都是头一次见面。我是最后一个，轮到开讲的时候，台下已经呵欠连天、眼皮打架了，偏巧内容又是跨学科且偏理论的。为了让各位委员能多少听得懂一点儿，不得不先用近半小时的时间做了一个科普……结果证明基本白费力气，只当是催眠曲了。末了各位委员提问，只有动物所的老师提了一个科学问题，其余的……借用一个同学的话来说，“都是编辑部该干的活。”

好的科研工作该是什么样的呢？从答辩的情况来看，最好的科研就是要勤动手、不要动脑子。如果你用两年的时间拿一把皮尺把实验室里每一件设备的尺寸都丈量一万次，最后给出一本半斤重的测量报告，那一准是优秀论文无疑了。这就是咱们的科研导向。如果你敢问他们：“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有什么区别？”一准有一大半专家翻白眼，这一大半中还得有一大半不屑地说：“有什么用？”这就是咱们的生态学现状。

最近在所里总是有人问我，“听说你要出去了，读什么学位啊？”真是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硕士毕业了还能读什么？后来才搞清楚，敢情好多人都担心中国的学位老外不承认……答辩会下来，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担心了。怪不得那么多人都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地埋头于GRE。莫非这样的学术态度落到外国的土地上就能结出大红果子来？

奉劝后来人：这年头物价越来越高，像学位这样能够逆势下行的东西也不多了。如果不是真的喜欢做科学——我说的是真的科学——还是别往这扇小门里边挤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