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遗传：写在父亲节之后

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无视“洋节日”，所以每每在父亲节被老爹在电话里教育一通。到了美国，大约提前半个多月就已经是满眼的父亲节促销广告，周末的纽约时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父子关系的软文，跟读者文摘差不多，看得人直倒牙，自然也就忘不掉了，于是早早拨电话回去给老爷子请安。

赶巧第二天Jeremy博士论文答辩，题目是genetic imprinting，也就是同一等位基因因来源不同（父方或母方）而表达不同的现象。更直白一点儿说，有一些基因，如果是从母亲一方遗传所得，即表现为隐性，而如果是从父亲一方得来，则表现为显性；或者正相反。于是在随后开香槟庆祝的时候，一向爱开玩笑的Ricardo指着Jeremy的哥哥小声跟我说：“今天见到Jeremy的哥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要研究imprinting了（——这哥俩儿长得太不像了）。”

Imprinting并不限于这类简单的基因选择性表达，后天行为上的imprinting可能更为普遍和重要。比如说小鸭子会把孵化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作为模板来模仿。人类作为复杂文化的载体更是如此。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显然不只是针对长相而言，通常情况下父母都是子女一生当中第一个也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榜样，所以子女在幼年时很自然会把父母的各种好的坏的和不好不坏的习惯一律照单全收。如果父母在行事风格上有很大差异，那可能就要看谁与子女的接触更多关系更为亲密了。另外如果在一个社会文化中有明确的社会性别分工，那么父母双方也往往会可以地使儿子更多模仿父亲，让女儿更多模仿母亲。如果教育方式颠倒了，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子女社会性别在一定程度上的颠倒。不过，由于人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过度的强化教育也可能导致逆反的结果。从小上“奥数”辅导班就能培养起对数学的兴趣？那可未必。

基因的遗传与行为上的遗传加在一起仍然还不是遗传的全部，否则父母们也不必拼命赚钱了。环境也是可以遗传的，所以才古有孟母三迁，今有高价择校。皇位是遗传的，贵族是世袭的，遗产是继承的，一个人忙忙碌碌一辈子，不但是为了能把自己的坟头修得高一点儿，还要把财富地位等等等等传给下一代。单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太子党之类现象的出现倒也是父母之爱的正常体现。只不过，一方面，温室的花朵往往经不起雨打风吹，万贯家财也未必换得来一个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父母之爱虽然是人之常情，却未必符合社会正义。如果一个家长帮着自家孩子欺负别人家孩子，人们会鄙视之为“护犊”，那么一个公务员滥用公权力为子女谋私利，就更不能为社会公众所容。至于金二世金三世之类的现象，就只能说是历史的返祖了。

基因之外，究竟遗传多少东西给子女为好？这可真是个难题。

呼吁中共取缔互联网

近来国内似乎不是很和谐，比如说湖北接连出了巴东邓玉娇与石首涂远高两起震惊中外的群众事件，连我这美国乡下都惊动了。

要说这两起案件本身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哪个18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讲不出几个比这感天动地的本地版《窦娥冤》。所以依我看，破坏和谐的最大帮凶就是互联网。Internet，单听这名字就够邪恶的，国际互联网，难不成要把全世界人都组织起来，实在是太危险了。要知道我党当年可就是靠着走群众路线发展非法地下组织起家的，这要是有人效仿，那还得了？（瞧瞧伊朗这通折腾，都是twitter给闹的。）

英明神武的我党自然早有对策，先造一盾，再建一坝，其规模之宏大，构思之大胆，堪称世界第八和第九大奇迹而无愧矣。不过我党高层过于宅心仁厚，不忍将此孽畜斩首，而只将其阉割，待其浪子回头。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层层审查人员加班加点昼夜奋战，仍有大量残毒流窜于各隐蔽角落，伺机反扑，所以才挑起近来接连的群体性事件，危害不可谓不大，是可忍孰不可忍！

长远之计，唯有彻底取缔互联网。学习先进思想，新闻联播足矣。不信，可参考近邻朝鲜，人家没有internet，老百姓照样快乐且更充实地生活着。可见我们需要向朝鲜学习的，可不仅仅是足球而已。

漫长的一天

终于熬过了这漫长的一天。赶场似的连续在两个学术会议上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做互不相干的两个报告，然后没完没了的讨论，晚上帮人搬家，终于坐下来喘了口气，方才想起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二十年前，这成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而此后人们只能用沉默来纪念她的名字，这份沉默每持续一天，这份不平凡也累增一分。

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二十年前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算意外，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应该是当其他发生类似事件的前社会主义盟友们纷纷发生政治变革走上民主化道路时，只有中国依旧在政治体制上毫不动摇。相应的另一个奇特现象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同时保持的高速经济增长。

于是，抛去事件本身不谈，大概有人会认为事实证明在当年的“邓赵之争”中，邓是正确的。因为相比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变节分子”，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最好的，这似乎可以说明维持中国的政体相较于民主化于国于民都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这是一个吊诡的逻辑。

首先，中国与东欧国家比较发展速度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的初始状态相差甚远。这就好像在比较一个5岁孩子甲与一个15岁孩子乙的身高增长速度，甲长得快并不能证明这是甲相对于乙的先天优势，更不能说明甲的饮食结构更合理。就这个问题，看一看前几天《明镜周刊》上刊载的东德老照片就一目了然了。更有意义的比较方式是把甲与年龄相仿的丙相比，比如身边的亚洲四小龙。显然中国尚有不如，能否赶上，仍未可知。总之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并不明朗，只要是出口外向型经济，又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储备，经济增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次，经济水平并非衡量国民福利的唯一指标。自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其根本意义在于自由本身是一笔重要财富。一个极端的例证是保释制度的存在，我并不想说保释制度是合理的，但是这至少直接证明人们确实愿意花一大笔钱换取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自由的价值往往是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的。所以即便牺牲自由真的换来了更高的经济回报，也很难讲这笔投资是否划算。

更有，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国民的福利提高是两回事情，虽然两者通常或多或少正相关。古埃及也很富庶，但是广大奴隶们并不幸福。同理，GDP长得快，腰包鼓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人。诚然，民主化的国家也不能保证避免贫富分化，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民主制度能够将贫富分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一个集权制度必然导致财富与权力的严重分配不均。受益者或者是封建君王，或者是官僚资本家，反正普通老百姓只有捡剩饭的份儿，还要叩头感谢“老爷开恩”。

最后，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忍受沉默？中国人并不比其他民族更“逆来顺受”，至少差异并不足以造成这种长达二十年的独一无二的沉默。人们能够忍受沉默是因为对于自由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经济条件的改善所补偿。但是如前所述，自由的价值随经济水平水涨船高，所以经济增长永远也不能彻底掩盖对自由的需求，而只是将其推迟。于是，我们可以清晰的预见，这种沉默将随经济增长的停滞而被打破。而经济增长的停滞只会发生在廉价劳动力资源枯竭之后，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沉默还将持续。

不过，漫长的一天也终会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