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徘徊中长大

“我想成为一个先知……”——这是六岁的玛赞的人生理想。

上一次野外工作出发前，我把沉甸甸的玛赞四卷本漫画放在了行李箱中，原本只是希望木版画的风格和神秘的伊朗能够冲淡些许山中夜晚的清冷与寂寥。后来才渐渐意识到，与其说这是关于伊朗的故事，毋宁说是关于长大的故事。

不得不承认，我对于伊朗的知识，大约仅限于古波斯的一点儿传说、霍梅尼的些许传奇、内贾德的几句妄语和97年马达维基亚在金州体育场的那脚世界波。不过历史的演进大抵都是照猫画虎，王朝的更迭，列强的压迫，革命，革命，革命……战争与和平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一个中国读者来说，大概除了毛拉的大胡子以外，没有一条是完全陌生的。幸好，这只是故事的背景，而并非故事的主题，不然八十大元就打水漂了。

长大，并不只是从80公分拉长到180公分或者学会看到异性就两眼放光那么简单的过程，更不是在纸上从起点向目标画一条直线。“信仰并非不可动摇”，这与立场是否坚定无关，除非一个人丧失了学习和思考的能力。

1979年，社会革命的呼声在德黑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在为革命而疯狂，包括九岁的小姑娘玛赞。《辨证唯物主义》的连环画使她从上帝倒向了马克思，当然还有英雄般的马诺什叔叔。直到她明白为什么不能以革命的名义用钉子去戳瑞曼的眼睛，自由的种子开始在她幼小的心灵中萌发。

革命的胜利并未带来期待中的幸福，反而剥夺了更多的自由，头巾回来了，还伴随着更多严苛的宗教束缚。集体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媾和诞下的是战争的孽种，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民族，一切为了宗教，“烈士的献身是向社会的静脉注入鲜血”，数以千计被许诺美好生活的孩子，脖子上挂着‘开启天堂大门的塑料钥匙’，在地雷阵上被炸上了天。Slate的新闻说有一位大毛拉曾在讲话宣称每一位为圣战牺牲的烈士可以在天堂里得到72个处女和若干寡妇，真不知这么多的处女和寡妇又是从何而来的。总是只有在失去以后才能学会珍惜，当自由的空间被压榨到近乎极致的时候，玛赞开始为追求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而抗争，她孤身一人去了奥地利。

在奥地利，她见识了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她结交虚无主义者，遇到冷漠自私的房东，经历了一厢情愿的爱情，最后几乎病死在路边的长椅上。所以当伊朗的朋友对她的奥地利经历表示羡慕时，她的回答十分简短：“他们会让你一个人冻死在大街上。”个人自由主义世界的冷漠使她想起家的温暖，于是她回到了伊朗。

重返祖国的玛赞发现自己如同在奥地利一样格格不入，政教合一的政府依然严格控制着国家的意识形态。也许自由本身究竟是不是幸福的一部分还需要争论，但是只要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只能对着一个包裹的严严实实连手脚的看不见的模特写生，一个普通人连决定自己穿什么衣服的权力都没有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肯定算不上幸福。于是在经历了一段被父亲预见到的短命婚姻之后，玛赞决定再次选择自由。她去了法国。再后来，就有了这套漫画。

我们无从知道玛赞后来是不是找到了适合她自己的生活，也许她仍然在自由与集体的选择之间徘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因为没有所谓先知，所以每个人都要在这样的反复徘徊中长大。人们常说“人生道路漫长而曲折”，其实在我看来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是人先天性的短视和太多的岔路造成了行走的困难，因为总是无从判断当下的选择在下一刻意味着什么。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