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

记得曾经有一位哲学家在被问及职业时答曰：“我解决问题”。

我也曾梦想有这样的本领，可惜终归实力不济，只好退而求其次，自命“我解释问题”。

我所谓解释问题，并不仅限于“坐而论道”（哲学家们精于此道），而是着眼于在系统的调查基础上对表象背后的下层结构进行窥测和分析，从杂乱无序的影响因素中剥离假象，借助于不拘一格的理论和实践工具对问题加以翻译和演绎，从而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哪怕只是一条溜索也好，而这正是目前科研和管理工作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也是我叛逃最初所学专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刚刚以会务人员的身份参加了一个保护区管理会议，一如意料之中的听到了各位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所提出的大量“问题”，虽然我在这个领域还只能算是一个门外汉，但是也已经能够从中识别出不少“伪问题”：并非没有问题，只是认识角度有偏差，反而把真正的问题给掩盖掉了。比如有一位与会者提出了对社区参与保护区建设的反对意见，得到了多人的赞同。他们认为要控制保护区内原著民的破坏行为是非常困难的，不如采取生态移民的方式更为有效。我在后面暗自摇头：移民固然简单，但是难道原著民的生活传统和居住权就不应该得到保护吗？难道国内的保护区管理仍然停滞在自然与人分离的水平上吗？难道社区与自然保护真的很难和谐共存吗？再者，移民带来的新问题又该由谁来负责解决？这么多的问题，究竟症结何在？

很幸运，会间休息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某国家级保护区的年轻局长就这个问题给了我一个非常精彩的解释。他介绍说在他的管理局内部有专门负责社区工作的调查人员，常年在当地社区中生活，开展调查访谈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总是能够把很多看似很大的问题最终化解为一两个意想不到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了，大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推广沼气的困难最终归结到养猪的技术问题，偷猎现象始于儿童就学困难，如果不进行细心的实地调查，只怕是福尔摩斯在办公桌上也做不出这样惊人的推理。200个人也难完成的工作，两个人也能做到，关键就在于如何解释问题。最后他一脸自豪的对我讲：他得出的结论是“做保护区工作实际上就是做人的工作”。

这番解释让我感到很惊讶，惊讶的并不是他的方法和结论，而是没有想到我所设想的东西真的已经有人实践成功了。事实上这正是半个世纪以前威廉*富特*怀特在调查意大利人聚居的“街角社会”时所使用的社会调查方法（他的《街角社会》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书），我一直在设想采用类似的方法作一次社区调查，而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想不到已经有先行者将它应用于保护区工作了，虽然还只是个案，也已经很让人兴奋。看来应该去取取经了。

一般讲来，可以把解释问题的方式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大类，我个人更擅长于前者，即宏观地推演模拟，而后把结果翻译到更小的尺度上来；但同时我也深知后者的重要性：只有在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底层信息的基础上，一切战略性分析才有意义。在很多习惯了拍脑袋决策的高层管理者眼里，行政命令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实际上这种小题大做的方式非但是低效能的，而且也往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是简单地掩盖问题。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我们的祖先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治世良方，从发现问题开始，我们通常并不能从手册上查出一条机械化的公式来应对，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其实是很危险的思路。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适当准确地解释问题应当是而且也必须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当然，过度地依赖“坐而论道”也同样是危险的。苏珊*桑塔格因“反对阐释”而闻名，然而她一生中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阐释”，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艾柯所谓“诠释与过度诠释”。解释问题的目的绝不是满足解释的欲望或者彰显个人的高瞻远瞩，过多的不必要的解释不但会使问题复杂化，而且可能将思路引入歧途。控制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要坚持脚踏实地，避免无限制地形而上学（好吧，我承认自己有实证主义倾向）。

又想起当年在大学里的随机数学课上，老师在遇到复杂积分计算的时候就会停下来，一边掰着粉笔，一边不紧不慢地说：“让我们来解释解释。”

解释问题不是万能的，但不解释问题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