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2006

用一个词语来概括我的2006年，也许最合适莫过于“整合”。

自然也好，人文也罢；个人私欲也好，社会责任也罢；瞬间快照也好，千年历史也罢……总之腹中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三教九流思想、五花八门经验终于聚集到了一个临近点，于是不相干的元素在不知不觉间开始链式反应，无序的混沌尝试整合为有序的系统。

诚然，我所知道的东西远远少于我不知道的，而后者相比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无边白地又定然只是九牛之一毛而已。但涸辙之鲋已等不得东海之水，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巴别塔的倒塌也就是必然的宿命。为了把自己从无尽的细微矛盾中救赎出来，整合是别无选择的道路。

2007，整合还要继续。

与Tim一起的时光（四）：Feather of Elephant

汉语有句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现在想来，倒真是满形象的，只有看一个人的行李中书的比例，大概就知道一个人的学究气程度如何了。

这个测度方法用在老外身上同样有效。就拿Tim来说，两个超重大包就把他的学究气质表露无遗，不算其他行李，仅书一项，我们就搬了40多本到卧龙，Tim还戏称之为我们的“移动图书馆”！于是乎，我挑夫的悲剧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英语有句习语：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房间里的大象），意思是对某些显著的事物视而不见，Tim对行李的态度大体就是如此，按说这老头儿一辈子走南闯北、云游四海，中国也来过不下十趟，早应该懂得轻装简行的道理，可人家偏反其道而行之，事无巨细，甚至连床头的装饰挂件也没忘记，如果不是安监限制，恐怕把家里的宠物也要一道带来旅游了。

从四川返回之前，一起收拾行囊，Tim收拾到最后一个背包的时候，指了指背包，说：“这个我背。”随后又解释了一句，"It's feather now."

为了向我们证明，还把包提起来展示一下，这一试才发现也不像他想象的那么轻，于是又补充一句："Feather of Elephant."

谢天谢地，他终于看到房间里那头大象了。

独裁者的结局

2006年12月，堪称独裁者的黑色十二月，先是皮诺切特，随后是尼亚佐夫，今天，轮到萨达姆。

所不同的是，尼亚佐夫的葬礼无比隆重，恰如其生前检阅一般；而皮诺切特未能重现他往日的威风，但至少终于逃脱了法律的追讨，也算得上善终；至于萨达姆，竟只落得身悬绞架，惨淡收场，惹人叹息。

今天一定会有人问，老萨该死吗？我想同样也该问，尼亚佐夫和皮诺切特应该得到善终吗？同是独裁者，结局何以如此迥异？

若单单考虑萨达姆一人，以其身背的命债论，说虽百死不足息也不为过。但萨达姆本人一定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他的同行们就能得到国葬，有的甚至能装入水晶棺中，死后依旧保存生前高高在上的地位接受子民的朝觐，而他却只能听任绳套在自己的脖颈上越勒越紧，然后，被抛进普通死囚的墓地了事。

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更让他无法忍受的应该是：为什么伊拉克人的事情要由美国人来决定？小布什同样命债累累、两手鲜血，有什么资格跑到中东来主持“正义”？

没错，布什对伊拉克的“解放”，从来就不是什么正义战争，不过是一个暴君取代另一个暴君而已，伊拉克人的苦难远没有到尽头。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公正的，也许历史能够还大家一个公正，不过也许太晚了，以至于连墓碑上的名字也无从辨识了。忽然想起山顶的老猎人对我讲的话：“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公平，那就是人人都要死。”于是尘归尘，土归土，独裁者也是人。

我反对处死老萨，如果一定要这样，至少也应该把老萨和小布什捆在一根绳子上吊死。如果绳子承受不了两个人的重量，不如先让老萨看着小布被吊起来，这样也许更有戏剧性。

与Tim一起的时光（三）：不好狗

在卧龙，唯一让人头痛的回忆，是一条狗。

说来也怪，前番去的时候，那条狗并不曾在我面前撒野。这回见到Tim却是不依不饶，总是跟在身后呲牙咧嘴狂吠不停。也不知这畜牲为何好端端的不遵圣人教诲，偏要去跟小布什学新保守主义，见到外国人就喊恐怖分子？

老Tim走南闯北、身经百战，当然镇定得很，他的对策是用一种先扬后抑的声调冲着狗孜孜不倦地“劝导”。我仔细一听，敢情说的是“Haogou~，好狗~”！

Tim从动物生理学的角度向我们解释了半天这种行为的高深道理，可惜中国的狗儿教育程度差，没学过动物生理学，所以居然对Tim的苦口婆心置若罔闻，最终每每追得我们不胜其烦，还得靠粗暴的物理威慑了事。

后来有一天，这条狗又堵到门口讨债来了，只听Tim以他一贯的冷静沉稳作风，依旧地抄着先扬后抑的音调朝门外回应道：“Buhaogou~，不好狗~！”

与Tim一起的时光（二）：穿小鞋

Tim个头不高，却长着一双标准的美国大脚。下飞机的当天晚上就从床底下掏出一双张嘴大鳄来，对我面露难色的说：“我需要买一双新鞋……”

47码，我的老天！怪不得送他上飞机的朋友会说：“你有麻烦了。”

从慢慢当当的日程表里挤出点儿时间领着老头儿去了一趟西单，走了n家店铺总算淘弄到一双46号半的登山鞋。

刚穿上的时候感觉良好，第二天就开始向我诉苦：脚疼。坏了，鞋小了，都到都江堰了，这可如何是好？

正巧有“热心人”给Tim解释了汉语里“穿小鞋”的意思，于是，老头儿立马在我面前装瘸……

事已至此，也只能病急乱投医，找个鞋匠碰碰运气吧，不是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胡同里的鞋匠师傅一直摇头，在我的苦口婆心说服下还是鼓敲了一阵，居然真有效果。师傅不肯收钱，Tim硬塞了几块。穿上刚修过的新鞋往外走，就听背后鞋匠师傅低声嘀咕，“今天发财哩。”

转眼间Tim已经穿着小鞋在山里走了半个月，眼看要回国了，突然想起来，扭头一脸坏笑地指着鞋说：“嘿嘿，你的诡计失败了。”

与Tim一起的时光（一）：论伟人

前天下午把Tim送上了飞机，出门叫了辆出租车，刚一坐进去，突然觉得少了点儿什么？

是什么呢？

哦，是那个半个多月以来一直在我耳边唠叨个不停的、严重谢顶一把大胡子、胖墩墩两只大脚、扮相酷似圣诞老人的美国老头儿； 是那个一路上妙语连珠、笑容可掬、拉着我到处看鸟的老顽童；是那个宽容博学、足迹遍及五洲四海的资深学者；是那个与我志同道合的忘年朋友……

没人给我在车里讲鸟的故事，有点寂寞。

趁着还没忘记，把那段与Tim一起的时光记录一下吧。

论伟人

见到Tim的第一天晚上，两个人饿着肚子海侃（基本上是他侃我听），后来谈到《道德经》，又谈起孔夫子，Tim说他父亲当年曾告诉他人类历史上有三位伟人：

我猜到了两个，一个是他们西方人的圣人耶稣，一个就是咱自家的圣人孔老夫子；至于另外一个，我猜不出，苏格拉底？伏尔泰？华盛顿？马克思？好像都差一点儿。

Tim父亲的答案是：圣雄甘地。

我想，他父亲是对的，至少我到现在也想不出更有资格的候选人来。

为什么偏偏是这三个人呢？我想起上小学时候的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为准备迎接xx领导视察工作，校长事先对我们训话，其中提到其它某个倒霉学校的一个反面案例，据说是领导视察的时候在学生面前问了一个问题：四大伟人是谁？那会儿的标准答案好像是旧版五十元人民币上那四个老大爷，有个学生站起来答出来三个（比我还多一个），这时有个勇敢的孩子举手补充：蒋介石！

打那时候起，我就没搞清楚到底啥样子才算是“伟人”，为啥毛泽东算伟人，老蒋就没资格呢？就因为老毛把老蒋赶到台湾去了？那不是胜者王侯败者寇吗？不幸的是我偏偏爱读《项羽本纪》，一百个鄙视汉高祖。

关于耶稣和孔夫子，我看就不必再做评论了。关于甘地，爱因斯坦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评论：“后人们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个血肉之躯。”

如果再给我一个名额，我想填上昂山素季，或者曼德拉。

Hamsters Return

Hamsters Return to Nature in Eastern Germany

Germany, warned five years ago by the European Union to revive its field hamster population, has brought a French pair of the rodents to get busy in a hamster-decmiated eastern state.

This week, officials cleared the final bureaucratic hurdles for a pair of field hamsters from France immigrate to a region of the German countryside around Berlin where their kind had gone extinct. Biologists hope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an, or black-bellied hamsters, which used to be common from Belgium to the steppes of western China, will rebound in Germany.

The hamster population is one indicator of a countryside's health, according to Rudolf Scholz, head of the local Forest Protection Service. He told the Märkische Allgemeine newspaper that the last European hamster to be seen in Prignitz was in 1986. Before then the animal was common in eastern Germany, indeed there were millions, but industrialization of farms under Communism took its toll.

异端的传承

我读茨威格写卡斯特利奥的故事（《异端的权利》），或者说是一个异端在读另一个异端所写的第三个异端的故事，此说法固然冗长而拗口，确又俭省不得。

因为，历史的记录从无客观可言，即便事发现场同时有百架相机齐闪，也不可能将事件的全部细节一丝不漏地复制下来，更不用说前因后果、起承转合 ，以及台前幕后因素种种。故而，我们所读到的历史，一概都是写出来的历史，是历史在执笔者所处特定方位的一个投影，是原本就并不真确完整的信息经过筛选过滤文饰扭转之后的重塑——正如从盲者口中探问大象的样貌，一方面依赖于盲者摸象的部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盲者在摸象之前先入为主的想象。也就是说，同样一段历史可能在两个人的笔下演变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而这种偏差与失真才是必然客观存在的，即便坚如董狐之笔，也终究要为自身的意识形态所牵制。因此，历史传记中所展现的历史的原貌，往往倒不如其中所展现的笔者的历史观更为充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对传记作者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历史人物本身。

至于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便又要对历史进行第二次的加工，恰如蒙上双眼去摸前一盲者所塑的泥像，这一番摸索下来，所得到的结果恐怕便更是要五花八门了。故而我所“读到”的历史，是经我个人的经验与心智再度编撰的孤本历史，于是才有针对同一本书大相径庭的评价与阐发，于是每一段历史都是一部《罗生门》。读书的乐趣也正在于此。

于是，我读茨威格写卡斯特利奥的故事，便同时触发了三个必要条件：
首先，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异端”，留下《论异端》传世，方使后人可知其“苍蝇战大象”的不屈事迹。
其次，第二个“异端”茨威格写下《异端的权利》，方才使得这沉寂已三百余年的异端英雄的事迹得以昭示与众并助其人文精神发扬光大。
最后，第三个“异端”读者有幸翻阅此书，方才为之所感动，体内的深蛰的异端灵魂因而得以苏醒，并滥发感慨于此。

异端精神的传承与维系，此三者缺一不可。异端的声音总是微弱的，无时不有为主流喧嚣所湮没的危险，不单要用火焰与刀斧从肉体上消灭，还要用歪曲与诋毁从历史上抹去才肯罢休。于是异端的思想，即道金斯所谓“谜米”（meme），只有依靠势单力孤的异端在艰难传递过程中的不断强化，才能在重压之下存活并得以不断发展进化。因而，只有在三个异端同聚一堂的时刻，异端的思想，对自由人文精神的诉求，才得以在漫长的等待与沉寂之后再度迸发出炫丽的火光，从而照亮面前的道路，确保“即便在至为残酷的世纪，人道的声音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所在的世界原本就不是一个非正即误的二元世界，然而个人狭隘思想和无限欲望的结合往往造就垄断的恐怖，即便独裁始发于良善的初衷，却也注定无从保证自身的正确性，反而扼杀了任何修正与改良的可能，诸如斯大林的大清洗，或是小布什“反恐战争”。诚然，异端所以为异端，乃由自身少数派独立精神所决定，故必遭优势强权所打压，正如卡斯特利奥被封禁，斯蒂芬茨威格被驱逐，乃至耶稣被钉于十字架。幸而“真理或能暂时被世上那盲目的‘正义’所压倒，却无人能压制真理与永远”，因而即便历经暴君的镇压与屠戮，异端之精神总能如野草于火后的荒野上重生。异端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真理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在于保持思想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从而减小人类社会陷于泥潭而无法自拔的风险，为变革和重生留存希望的种子，为下一次大洪水打造诺亚方舟。

“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异端的思想未必正确，但异端当有异端的权利——平等与自由。

时时有加尔文，而时时有卡斯特利奥，异端之精神，如薪火相承，世代不息，籍此人类可走向“辉煌的黎明”，而免于被“昔米莱人的黑暗”所吞没。

与鸟为伴

在卧龙的日子也并不十分清闲，时常要为第二天的工作加班到半夜，但终于不用再忍受都市污浊的空气，耳畔再也不是汽车的刺耳噪声，取而代之的是清丽的鸟鸣。舒服。

“与鸟为伴”，这是一本书的名字，大约四年前，我从这本书中了解了另外一种生活：普林斯顿大学的格兰特夫妇和他们的学生们连续数十年在荒凉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研究finch（雀名，因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举世闻名）的进化，俨然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后来有人跟我问起这本书，上网一查，发现国图居然把书名录成了《与岛为伴》，哭笑不得）。我对鸟类研究不在行，从前倒是对观鸟有些兴趣，后来忙起来也就把这类雅兴一概丢掉了。不成想二入卧龙整天与鸟类学家混在一起，于是茶余饭后的闲暇时光也就渐渐开始体会与鸟为伴的乐趣了。

旅店靠山而建，拉开窗帘就能看到山坡上密密层层的松林，有时一抬头就能看见头顶盘旋的鹰，长尾的红嘴蓝鹊和小巧的鹡鸰更是不时在房前屋后闪现。

昨天上午，正在房间里讨论一个关于干扰尺度的问题，偶然一抬头，一只小巧玲珑的红翅旋壁雀（wallcreeper）正在窗外竖直的石壁上练习轻功，轻捷的跳跃间时而微微展开缀有白斑的艳红翅翼，时而在石缝间啄两下，一会儿工夫翻过石壁不见了，而我们两个还在目瞪口呆地盯着窗外2米远的石壁发愣。

今天中午吃过午饭正往回走，一只浅褐色的鹰从头顶疾速俯冲而过，我们连忙掏出望远镜，跟着飞奔过去，终究没有赶上鹰的节奏。后来又爬上山坡在树丛里近距离观察一只觅食的鹃鸟，相距只有1米，却丝毫不在意我的存在。Tim还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了黄腹锦鸡，可惜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终于把计划中的工作都完成了，明天准备爬到巴朗山上去看秃鹫，老天保佑，给个好天气吧。

Unsafe is safe: 交通无政府主义

远离北京，远离那让人深恶痛疾的交通堵塞，也远离了外界的海量资讯，如释重负，甚好。

偶然有机会上网，发现远在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人也同样在为交通的问题头疼，不过人家并不满足于骂娘。富于革命精神的欧洲人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实验：交通自由化——我好像又看到了巴黎公社的影子。

European Cities Do Away with Traffic Signs

By Matthias Schulz

Are streets without traffic signs conceivable? Seven cities and regions in Europe are giving it a try -- with good results.

工业革命在带来文明的同时，也教会了人类用机械的方式管理社会，于是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涌现，我们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条条框框，但是事态的发展却似乎在证明我们不过是在弄巧成拙：就好像中国人最喜欢到处贴标语，中国人也恰恰最不听话。

也许，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走错了方向。

不要指示，不要监督，更不要处罚，让一切交通标志和监视器都见鬼去吧。只要牢记两条纪律：右侧通行，不要挡别人的路。微笑，点头，手势，Ok，人类可以自治。

我一直怀疑无政府主义能够实现的规模上限，就如同奥威尔怀疑西班牙民兵的战斗力一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拥有13,500居民的Bohmte和有45,000人口的Drachten实验运转良好，交通信号少了，交通事故也随之减少了。Unsafe is safe!

瞧瞧，这才叫和谐社会。

Illegal Service 非法服务

从街头无证摊位买水果，从车窗缝隙里接过报纸，在机场雇佣“非法人员”帮忙搬行李……这只是一天之内的部分经历而已。尽管警察保安虎视眈眈，“非法服务”依然无处不在，无论大清洗如何猛似暴风骤雨，穷人总归还是要生存，是的，仅仅为了生存。

我反对买黑车，因为这样做会危害到公共利益，但是推车卖货、流动卖报，他们又冒犯了谁呢？当然城管可以冠之以影响市容、妨害交通等罪名，更确切地说，为了不影响富人的市容、不妨害有车族的交通，穷人不得谋生。

当Tim惊愕地看着黑搬运工被机场保安“拎出”大厅的时候，我只好以“illegal”的借口搪塞。何其讽刺，靠出卖劳动力赚钱反倒成了“非法”，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电灯”的和谐才算合法？

与之相应的是我国的另一大行政特色：“严打”，可惜广州两抢严打了几年，形势严峻依旧，于是政府只好当机立断：禁骑摩托。不知该称之为壮士解腕，还是削足适履更为恰当。只可惜手术切除也根治不了癌症，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下层民众的生计问题，恐怕早晚有一天要砍掉脑袋才能止痛了。

Shuttling

北京－成都－卧龙－成都－北京－成都－都江堰－卧龙

不停地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上看日出日落、云雨阴晴，在不同的环境与达官显贵、乡妇村氓交谈，来去匆匆，无心看风景。

一边是Tim天真诚恳的学术热情，一边是官僚商人的道貌岸然。我意识到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学术交流，也许眼下更重要的是帮Tim扫清社会关系上的障碍，这显然要比包裹中的40本书更为沉重。

给朋友回短信“革命青年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卧龙已经很冷，所以我必须储备足够的热情。

救火队员重新披挂上阵。

Tim's test：解释的魔力

昨天在机场第一次见到Tim，结果还没等上出租车，这个美国老头就不顾13个小时的旅途劳顿，开始了对我滔滔不绝长达5个小时的“轰炸” 。

从喜鹊的物种分布一直讲到胡同文化，后来干脆打开笔记本给我上了一堂图文并茂的鸟类行为课。还不过瘾，又搬出动物行为研究的老本行，给我做起了测试。当然测试本身并没有什么新意，重要的是解释，对，又是解释。

题目1 下面两幅图中的直线那一条是垂直的？

这绝对是老掉牙的题目。出于礼貌，我又半真半假地思考了一下才回答：前者。Tim也不急于给出答案，先岔到其他话题。我起初以为他也认为不必多做解释了，也就没在意，没想到他突然又把话题拐了回来，说：“刚才那个测试，通常搞自然科学的人会选前者，搞社会科学的人则倾向于后者。”我这一下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离故意隐去了一个条件，即“垂直于谁”。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头脑里都相信这世界有一个唯一的真理，所以一律优先默认垂直于水平方向；而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则从来不理会所谓真理，他们只看重具体的环境，所以优先默认垂直于背景基线。这就是思维习惯的不同！

题目2 改错:

There is three mistakes in this sentences.

这道题我没见过，端详半天也没找出第三处错误，于是坦白。

There is three mistakes in this sentences.
are sentence

Tim哈哈一笑，大笔一挥

There is three mistakes in this sentences.
are two sentence

我承认这个题目并不难，但我的确没有回答出来，Tim说他的朋友中也只有两个人答对过这个题目，而其中一个还不太聪明。这回轮到我哈哈大笑了，因为我给出了一个解释。我说，这个题目考的既不是语言知识，也不是智力水平，它真正反映的是受试者的自信心。在面对一位刚刚结识的美国资深教授时，我的自信是严重压缩的，因而我不敢于质疑并指出题面本身的错误。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和我一样回答不上来，我想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在现实工作中，我们大多习惯于屈从领导的权威，比如我对导师通常言听计从，因此我们渐渐放弃并且麻痹了自己的判断决策能力。

就像这两个测试题目一样，如果能给生活中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赋予新的解释，那么这个世界会完全不同。这就是解释的魔力。

OK，我承认我是个主观主义者，这有什么不好吗？

去卧龙

即将动身前往卧龙。

在许久的等待之后，终于意识到准备是永远不可能“充分”的，于是，收拾行囊，出发。

不是列维-施特劳斯，不是马林诺斯基，不是珍妮古道尔，不是威廉怀特，不是费孝通，不是潘文石……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的路靠我的脚踩出来”。

走啰~

Oh, the new Great Wall

Again, and again, the blogger is blocked by the Great Fire Wall, a new Great Wall the Chinese dictator built on the internet.

I don't know when the block will cease, if ever, or whether it will. As a result, tor is needed to view the blog, even myself. What is the funny?

It's not a new innovation, since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used the very method to protect his empire,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even though it has been proved to be useless.

As the world is more and more liquid, the solid wall appears less and less secure. In Holling's opinion,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undermines the resilience of the system, and sooner or later, an avalanche will come.

Let's seat ourselves, and wait.

环保主义者：恐怖分子还是自由战士？

10月5日Nature的封面文章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反应确乎是慢了点儿……）：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the name of nature

What drives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to fire-bomb laboratories? Emma Marris investigates a radical fringe of the US green movement.

一下想起推研面试那会儿，自我陈述的第一句就是：“我爱自然，但我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实话实说，一直到读过Marris写的这篇报道之前，我还从未想到，也没敢想过环保主义者竟然被FBI划归到了恐怖分子一列，幸亏当初没有站错队……

只是一句玩笑而已。

真正令我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环保主义者过激的行为方式，还有这篇文章本身——如果作为NY Times的头版出现，我想我会夸奖它是一篇很好的新闻报道；但是作为Nature的封面文章，正如一位读者在nature的blog上的留言：'your article strikes me as quite unscientific'，Marris对事件的解释实在是不够好，至少远远不够登上Nature的封面，又或者是体现了主编护短的倾向性？但愿不是这样。

也罢，也别光说风凉话，待俺也提笔来解释解释。

环 保主义者何以蜕变成了肆意纵火的“恐怖分子”，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思考的问题。Marris在文中稍加回顾了美国激进环保组织的发展历史，提及了Earth First!在80年创立之初的主要成员是科学家，而后“反科学”人士的比例逐步升高，可是并没有指出背后的原因，似乎激进环保主义者纵火的理由就只是反 科学。而我认为要分析环保主义的发展和变化原因，仅仅20年的回顾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回溯得更远，去寻找人们心中的自然情节的源头。

我 们怀念自然，其实是因为怀旧。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怀旧情节，就像猫儿不肯离开老房子一样，我们仍然会时时怀念祖先生活过的那片树林，特别是在生活不如意的时 候，尽管所谓的回忆往往不过是基因的残片构造出的虚妄的幻景，但人仍然乐于从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寻求自欺欺人的安慰，这并不是环保主义者所独有的。

其 实从中国提倡“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老庄哲学，和陶潜等田园派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文句中，已经能够清楚地辨识出环保主义的影子。至于 现代西方环保主义的源头，沃斯特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了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乡间的怀特牧师那里，不过一般来说，真正对现代环保主义有巨大影响的福音使者也许还 要首推隐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也许他自己也未曾想到，那本生前无人问津反倒使自己背上经济包袱的《瓦尔登湖》，百年以后竟成为全世界环保主义者顶礼膜拜的 圣经，同时也把他古怪孤僻的性格和朴素复古的自然观树立为万千追随者的心中的模范。可惜后来工业化发展的步伐终于还是打破了瓦尔登湖的宁静，才有了利奥波 德从美国动物管理局“幡然悔悟”的浪子回头，不过他至少还能退隐“沙乡”效法梭罗。到了雷切尔卡森出场的时候，连沙乡也未能从化学污染的灾难中幸免，于是 只好在《寂静的春天里》将满腔的怨怒发泄出来，她的呐喊同时也宣告了环保主义者被迫从隐士走向愤青的开始。既然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乾坤，那么就联合起 来，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在《增长的极限》中预言了一个宏大而悲观的未来全景，这一次，世界终于被惊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终于开始得到普遍的重视。这是 环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在铁杆的环保主义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环境污染还在继续，温室效应仍在加强，而瓦尔登湖终究不复当年的宁静，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

与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运动一样，环保运动的参与者也总能分成左中右的派系。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之后，有人倾向于坚守阵 地，这是卡斯特罗；有人坚持革命到底，这是切格瓦拉。格瓦拉是失败了，可是你没看见满大街印着他头像的T-shirt还在运动吗？所以，当我们看到激进的 环保主义者时并不应该感到特别的意外，他们不过是又一批坚定的革命青年罢了。且不论他们的行为是不是螳臂当车，更直接的问题在于，他们选择错了战斗的方 式，或者说是判断错了时代——靠枪杆子暴力革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习惯了和平和秩序的公民不再可能支持非法纵火的正义战士，佐罗已 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只有甘地和小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方式才可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和成功。总而言之，只有合法的手段才是可行的，即便法律并不合理，也应该通过和 平的途径改变它，而不是试图用暴力的手段践踏法律。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自由战士被划进了FBI的恐怖分子名单，而这本是不该发生的悲剧。

对 于依法刑拘参与纵火者，我绝无异议，即便行为目的多么“正义”，必须依法办事才是公平的。但对于恐怖分子这一名称的使用，我本人是自始至终坚决反对的。 FBI的这种做法实在是机械的敷衍了事，结果只能掩盖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且不说环保主义者中只有极少数激进分子，就算是纵火犯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就是失去 理智丧心病狂而以恐怖为目的。难道巴勒斯坦人认为人体很时髦吗？那是因为以色列的导弹炸死了他们的父兄。如果单以行为确定恐怖分子，那么G.W. Bush实在是天底下头一号恐怖分子。一个标榜民主的国家怎么能随便往个人头上贴恐怖分子的标签呢？公民不可以滥用暴力，难道以国家的名义就可以吗？这样 的结果只能加深敌对情绪，激化矛盾，用硬性的手段解决人的问题终究是不合适的（这句话不单是指美国的）。

同样道理，我也很想问Marris和Nature的 主编一句，你们怎么能随便给人扣上反科学的大帽子呢？我承认环保主义者的群体当中，特别是激进组织当中有很多人的行为理论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而更多的 依靠的是主观判断。但这充其量能称为“不科学”，何来反科学？难道就因为烧了几所实验室？可他们纵火的理由正是认为那些实验室的研究“反自然”。这倒是颇 有一点儿像BBS上的民间论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不科学”又都拿不出证明自己更“科学”的依据来（nature的blog上也是如此）。到底啥是科学？ 我想无论是技术还是思想，都可能是科学，也可能不是科学，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个结论（波普不是论证过数学不是科学嘛，啼笑皆非），而是那个“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的过程和态度，正因为有不同的意见科学才得以向前发展。所以烧人家房子的行为肯定不是科学，在科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别人反科学的恐怕也算不上科 学。

奉劝双方都三思而行，不要再乱用“科学”和“自然”之名。反正我以后是不敢再随便说自己是搞科学研究的了。

血浓于水

中国有句习语叫“血浓于水”，英语里也有一个"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的典故，我想这并不是一次巧合。不论在怎样文化传统的社会里，亲缘关系总是最可信赖的社会关系之一，即便是从未谋面的远亲，也堪与朝夕相处的 近邻相提并论；儿孙再混账不成器，也总要把遗产留给他们；就连两个同姓的陌生人相识，也要套近乎道“五百年前是一家”……也许这个现象可以用汉密尔顿的亲 缘选择理论来解释，不过我暂时并不想宣传社会生物学。

今 天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有关韩国民众看待朝韩关系的报道，标题中Softer一词可算是画龙点睛。韩国人反对军事打击和过于严厉地制裁朝鲜，这当然是意料之中 的，但是从普通韩国民众的口中，可以清晰地读出他们与中国在出发点上的根本区别：朝鲜对于韩国人来说并不单单是一个邻国，更重要的是那里是他们的同胞，这 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情感问题。尽管美国眼下仍然是他们的重要盟友和守护神，很多韩国人依旧更看重被铁丝网所隔断的手足之情。所以我相信无论半岛的局势如 何发展，南北统一终究是大势所趋。

同样的道理，我对于台湾问题也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政治的阻隔不可能永远斩断血脉的连通，与祖先留下的 基因相比，任何政治势力与意识形态都不过是一场烟云。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我相信能够等到那一天。我所不能理解的是身边总是有许多爱国青年整天梦想着武 力攻台，莫非他们只记得那是祖宗的土地，却忘记了土地上的兄弟？与其如此，我倒宁愿台湾暂时就这样悬而未决好了，至少兄弟还是兄弟，至于政治，让它见鬼去 吧。

参比德国的情况，柏林墙推倒以后，东西德的居民也确实由于经济原因发生了一些龃龉，也许有些人在怀念往日的时光，就像《再见，列宁》里那位老母亲一样，但若是让他们重新选择一千次，我相信柏林墙一定会倒掉一千次。

生 命复制的方式决定了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无可选择地扎根于一个固定的血缘关系网络中，即便是世态炎凉如“贫居闹巷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血缘关系依旧是社 会网络的最根本基础，除非有一天共产主义真的实现了，全人类平等贡献一个公共世界。但是果真会有这一天吗？所以血总还是要浓于水的，尽管也许有时候显得并 不理智。

莫养宠物

昨天夜里又梦见儿时养的那只猫，呼噜噜地蹭我的腿。她的出身比我还惨，甚至连健康都算不上，自从收留她的那天起，她就只有一只眼睛是明亮的，但是分别十年之后，我仍然会在梦中想起她，大概她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吧。

吃晚饭的时候，师兄又谈起他儿时养的狗，津津有味地回忆那些往事，就像谈论自家的孩子一样，末了慨叹一句：“让我惦记十几年，他也该安息了。”

想起月初在电影院碰巧看的一部日本电影，都是些关于人与狗的小故事，多是俗套的情节，但其中也的确有一条狗触动了我一下，就是那条叼着棒球趴在医院门前等待主人一直到死的秋田犬。一直只想过人有思念之苦，难道猫狗也有这般的感情？

人与宠物，一对奇特的组合，却又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无论中间曾有过多少快乐的时光。因为它们的寿命总是不过十几年，而后就撇下主人孤独的思念。也许只有养乌龟才能长久，可惜又是冷血。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一再的养宠物，难道有过一次还不够吗？

玩物丧志？玩物伤怀。

谁的奥运

刚刚有朋友打电话过来闲聊，问起我有没有参加奥运志愿者的活动，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因为我一直越来越困惑：到底是谁在用谁的钱为谁办奥运呢？

我已经记不清北京申办成功的时候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欢呼过了，如果是，那么我现在有点儿后悔了。筹办的进展令人失望，当然，本来就不应该抱太大希望的，那会儿还不像现在这么犬儒。

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奥拜旦先生，组织奥运会的神圣目的都是为了增进友谊和传播和平，对于这一点，我是充满敬意的，同时也很高兴看到现代奥运继承了这样的传统，还有人记得92年的奥运停战吗 ？

不过“事情正在起变化”，随着奥运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举办城市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举办奥运会也就成了一次展示实力的绝佳舞台，久而久之终于彻底成为强国的游戏。希腊人打肿了脸玩了一次奥运回家，结果到现在仍然元气未复，不得不拆除场馆已省开支，是为前车之鉴。

自打01年落脚京城，尝到了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的厉害，便日日盼着能借着“绿色奥运”的东风把这些恼人的阴霾统统一扫而空。不想几年后非但未见路线改良，反倒听见了市政府鼓励发展私家车的号令，于是道路便一天堵似一天；对付空气污染的手段更是巧妙，直接喝令老天爷执行“蓝天计划”，孰料上天冥顽不灵，于是蓝天也就一年少比一年了，如今慢说星星，连月亮也难得一见了，莫笑吴牛喘月，“京牛喘月”亦不远矣。而今看来当初不过是黄粱梦一场。

做梦归做梦，奥运总归是要办的，而且要大办。投资要空前绝后的，设计要匪夷所思的，一定要尽显“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的大腕风范。不过仅仅花钱还远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满街乱晃的穷人实在有碍观瞻，于是一纸政令，外来务工人员一律打回原籍；至于交通管制，更是行政部门的拿手好戏。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把最好最美的一面奉献给世界，当然这“世界”是不包括咱自家的平头百姓的。

中国人一向好面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委婉一点儿的说法是“热情好客”，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自家请客不能磨刀霍霍向别人家的猪羊，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去慷慨大方，以“为国增光”的名义打肿老百姓的脸去帮自己装胖，到头来再把穷人踢到一边，这样的政府怎么似曾相识呢？

我们笑亚特兰大人小气，好吧，那咱就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可是莫斯科的巨额赤字由谁来负担呢？反正不会是地产商，人家早卷钱走人了；更不会是英明的领导们，一个刘志华倒下去，千万个刘志华会站起来。

94年申办败于悉尼之后，国人曾义愤填膺，现在想来倒要感谢澳洲人的“帮忙”，倘使提前8年办了奥运，只怕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奥委会劝告咱奥组委：场馆慢点建，维护费用高。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俺中国人有钱！

我的天台

一个重大发现：我的宿舍楼上有一个天台，64 x 20步，一步一步反复数，像阿姆斯特朗在荒凉的月球上，像鲁宾逊在寂寞的海岛上，像伏契克在狭小的囚室中。四顾无人，好，我宣布，这是我的天台，至少在没有人抗议的情况下。

从此每天晚上在天台上散步，跑步，打太极拳，旁若无人，因为也确实从没遇到过任何人，只有零星的几件衣物搭在晾衣架上轻轻摇摆。不由得想起胖熊师兄在弗莱堡的林间小径长跑的形象，无奈在北京这寸土寸金之地，只有在高高的天台之上才能觅得片刻的安静，64 x 20步，我已知足。

夜晚的天空总是一片灰蒙蒙，看不出阴晴，头顶的月亮苍白无力地若隐若现，更不见儿时的家乡的星空。这里，一切由人造的灯光所主宰，包括一切生命的节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伏在钢丝围栏上看楼下的风景，念起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共同的风景，富人的都市，月亮的天空，我的天台。64 x 20步。

How Long Is Long?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上次在图书馆偶然翻出一本85年的旧书Modeling and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Under Uncertainty，后来一直加班，也就把它忘在书堆里了。眼看还期将至，才忽然记起，午间休息的时候翻出来，正好被师兄撞见，居然张嘴就是一句：“什么书这么黄？”……！

书的确是老了一点儿，同时也继承了Lecture Notes in Biomathematics系列一贯的简朴风格：字体实在是难看得紧。不过内容却是字字珠玑，大大出乎意料，随手翻开一页，是Wayne M Getz的一篇文章，眼睛扫着扫着就撞见这样一个问题：How long is long?真让人拍案叫绝。

这年头，上至政府工作报告，下至中学生作文，几乎是一篇涉及规划管理的文章就要冠以“可持续发展”的名号，真可谓脍炙人口。不过其中有至少十之八九说不清“可持续发展”为何物，剩下的那十之一二对“可持续”的理解也莫衷一是。究其原因，除去学者们基于各自的学术背景对目标优先级的设定不同以外，一个不可回避又难以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这个How long is long：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才算可持续呢？

目前最为常见的是两种极端态度：

其一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当然不是可持续发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但个人决策多半如此，就连政府行政也极为普遍：为官一任不过五年，与其长远规划为他人做嫁衣，不如快马加鞭捞点儿立竿见影的政绩。行政体制不改变的话，只怕是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项目领导站起来。

另一极端是永续发展。无论是经济、能源还是环境研究，最常见的目标函数形式就是简单地寻求对时间无穷积分的最大化，形式上固然漂亮，说起来也很是动听，“为子孙万代造福”嘛。但这样的理想方案实在是纸上谈兵，颇有当年秦始皇“一世、二世乃至万世”的英雄气概，无奈“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既然变化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又如何保证计划能够永远执行下去呢？

更现实一点儿的做法是先寻求局部最优，再逐步修正向更优的方向推进。一方面，从操作层面上来讲，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短期优化与长期优化往往是相冲突的。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以实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这样的宏愿也许只能停留在联合国宪章中，既然签个京都议定书都这么难，又怎么能指望靠全民骑自行车健身来解决能源危机呢？毕竟把口袋里的钱都投资在遥远的虚无缥缈的未来并不能算是理智的行为。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讲，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也不几乎可能实现全局最优，就好像生物进化的过程，共同的祖先经随机变异衍生出无数不同的后代，经自然选择成功存活下来的物种分别在自己的生态位上达到了局部最优，但这种优化的结果既不能实现天下无敌（虎落平阳被犬欺），更不能保证永远的安全（博物馆里的恐龙化石是最好的例证）。同理，再仔细认真高瞻远瞩的计划也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因为上帝就爱玩掷骰子。悲观一点儿地讲，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谓“万全之策”使人类能够“一劳永逸”，也许唯一可以依靠的办法就是建立快速反馈机制和增强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以便于让人类能够在下一次大洪水来临的时候能够及时躲进诺亚方舟，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

How long is long? 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子，这取决于对人类发展前景的预测和态度，乐观者的回答会短一些，也许十年 二十年；悲观者的回答会保守一些，一百年，或者一千年，总之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人类技术发展足够快以便到时候能够找出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也不得不被迫相信 “车道山前必有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近视反倒也带来了一点儿好处，使得大家可以有足够的乐观活下去，而不至于像Hardin博士（就是在68年提出共有 物的悲剧的那位超级大牛）一样因为过于高屋建瓴而郁闷自杀。

想起葛优在电影《大腕》中用石头打的比方：“佛能看无限远”。你我不是佛，所以也无需自卑。

关于月饼

中秋节前提着月饼串亲戚，老爹听说以后笑我“呆”，我心里倒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头一回“明白”。

干嘛一定要送月饼呢？

显然不是因为月饼好吃，要不然早就成了街头巷尾的流行小吃，又何必偏要等到八月十五才能尝鲜。你看饺子本来也是过年才吃的，现在不是到处都是饺子馆，可没见一家月饼铺。

难不成是看重月饼的喻意？这理由怕是更站不住脚。若说风俗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有这层缘故倒还可信，至于今天嘛，我就不信有几个人在买月饼的时候还往这里想过哪怕一秒。

既然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都找不出什么特别有力的支撑，大概也就只能用“传统”来解释了。所谓传统，其实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已，往往推究起来也没什么道理，常常是偶然事件经蝴蝶效应放大的结果，说到底跟现代的流行时尚也没有太大区别。那么既然流行时尚可以瞬息万变，为什么传统就不能变一变呢？事实也确是如此，男人辫子可以留了再割，女人的小脚可以裹了再放，中秋当然也可以不吃月饼，在这一点上，老爹的确比我现代，就像他会因为我记不得父亲节而发怒一样。

不过卫道士也总有卫道的理。我固执地买月饼虽然有悖于按需分配，却是依“礼”行事，而且也相信于情于理都应该如此。

既然说到“礼”，就不能不提“法”。从前常听人说西方是“法治”社会，中国是“人治”社会，自己也颇以为然，直到看了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应该叫“礼治”社会才更贴切。其实法与礼也并非泾渭分明，法就是大尺度的礼，礼就是小尺度的法，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结构及其稳定，所以只需要小尺度的法即可维持，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只需要极少的官吏就能管理，因为除了极少数梁山好汉不识礼数之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要靠宗族邻里的旧礼便能自治了。而对于流动性更大的社会，比如美国这样由一帮拓荒者建立起来的极端国家，公民除了一串安全号码，连固定的住处都没有，自然不能指望在小尺度实现约束，也就只能依靠法律了。

现代的中国无疑是日渐西化了，暂住证的无理要求也没能限制住满大街的外来民工和像我一样的“北漂”人员，社会成员的大范围流动使得“礼”的约束能力越来越有限，相应的也就亟需更大尺度的“法”来弥补，这是不错的。只是这绝不意味着法比之于礼就有绝对的优势，而只是再次证明二者的作用尺度不同罢了。美国人倒是彻头彻尾的依法办事，连父子、夫妻关系也靠法律来维持，可这样的法治社会真的值得推崇吗？慢说我这中国人接受不了，雅各布斯女士50年前在美国就忍受不了了。法是要立的，但是也别急着把礼给丢了，废之易而立之难，到头来恐怕是要后悔的。

中国现在之所以这么乱（小的有就学困难，大的有就业困难，老的有就医困难，还不够乱吗？），讲起来也正是礼治与法治过渡过程中的真空阶段，既无法可依，又无礼可循，只好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家各自为政，焉有不乱之理？这才是真正的“人治”吧。

罗嗦了一大套，终于又转回月饼的问题来了：说得直白一点儿，我以为月饼压根就不是用来吃的（虽然实用价值还是要远远高于脑白金之类），它只是作为礼物的一种具体承载形式，用来维系传统的社会关系（从广义上来讲，家庭成员内部的月饼分配也可以算作礼物，这里就不具体讨论了），也就是所谓“礼”。由于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月饼在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就和Marcel Mauss所研究的印第安或者美拉尼西亚部落内部传递的礼物在根本性质是一致的。据说从前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赴喜宴的贺礼都是标准的点心盒子，我想收了一桌子点心盒子除了证明人际关系以外，也实在没什么实际意义吧。当然，如今改送红包倒是实际很多，只不过又要头疼该塞几张票子进去合适了，这就是礼数从简之后带来的新烦恼。

送其他东西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还是应该把它们与月饼这样特殊的礼物分别开来为好，比方说朋友送月饼我自然不会拒绝，但要是送些其他礼物我就难免会觉得亏欠下人情债了，搞不好还要蒙受贿之嫌。所以在我看来，商家给月饼镶金包银，既不合礼，又不实用，实在是不太明智的做法。

掉进忙人的天堂里

从前有个游手好闲的画家（简直是废话，哪有不游手好闲的画家？），有一天出了点儿意外，他死了，上了天堂。

原来天堂是分成忙人的天堂和闲人的天堂两部分的，那天刚好值班的天使打盹，一个没留神，把画家分配到了忙人的天堂里（敢情天堂的后勤也这么不敬业）。

这点差错对画家兄弟来说倒没什么不习惯的，一如既往地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再不就是旁若无人地坐在河边画画，还不用再为吃饭问题发愁，怎一个逍遥自在。不过那里原住民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平静了：一帮“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工作狂中间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懒汉，简直不啻于闯进一个外星生物。大家都担心画家身上的“懒病”会传染，于是有胡萝卜的捐胡萝卜，有大棒的献大棒，围着画家苦口婆心、威逼利诱……可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更何况是“由懒入勤”，结果是懒汉依旧悠哉悠哉晒太阳，忙人们愈发惶惶不可终日。

终于，户籍科的天使在搞普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错误。于是画家拍拍屁股上的沙土准备搬家，忙人天堂的老住户们也终于可以长处一口气了，没想到的是，这时候从忙人群里站出一个女人：“我要跟他一起走。”

这是我在很久很久以前读过的一个童话故事，真是没想到自己如今也要体验一回掉进忙人天堂里的滋味：本来每天做自己的研究，写自己的文章，倒也悠哉，不料风云突变，研究组接了一大堆项目，又恰巧赶上主力部队都不在，于是俺这样的板凳队员只好又重操救火员的旧业硬着头皮顶上了。每天晚上加班不算，周末也难休息，这回干脆连国庆假期也搭进去了。对于习惯忙碌的人可能也不算啥，轮到我这闲散之人可就惨了。可惜没有画家那么好的定力，只好一路上连滚带爬跟着忙人的节奏跑，这下可真是要把灵魂跑丢咯。

不知道天使几时能来把俺救出“苦海”，让俺回到闲人的世界里去继续低头哼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得，放风时间到了，又得回去加班啦。

绿色能源的绿色问题

眼见着穆斯林兄弟手里的石油价格在一路飘红，能源问题也显得越发的紧张起来，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俨然成了全人类未来的救命稻草，其中生物能源更是以其非比寻常的绿色声望而一枝独秀。一向以热衷环保的而著称的德国人在这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前几日刚刚读过一则关于德国推广生物柴油的新闻，据说已经有专门使用油菜籽作原料的炼油厂和发电站，使人眼前一亮。

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也越来越复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情况越来越多，反之亦然。这不，今天就在《明镜周刊》上找到这么一篇“自暴家丑”的文章，于是在杞人忧天之余倒也更令我对德国人的“国际主义”环保意识肃然起敬了。

Biofuels: When Renewable Energy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 International - SPIEGEL ONLINE - News

生物柴油本身的绿色属性倒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仅仅从终产物来判断整个产业的性质还为时过早。原来用于制造柴油的主要原料棕榈油绝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印尼及马来西亚），而自从棕榈油制造柴油的潜力被开发出来之后，棕榈油的市场需求量大增，价格自然也非往日可比，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印尼政府计划的将热带雨林开辟为棕榈种植园：要供应欧盟百分之一的能源需求，就需要三百万公顷的种植面积。雨林换柴油，何谈绿色之有？

不过话又说回来，损失的是东南亚的雨林，受益的是欧洲人的环境，况且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貌似生态悲剧又一次不可避免了。没想到德国议会还真的开始认真讨论这个“国际问题”了，一下让人想起前两年德国政府出手干预西门子向中国转让核电站的事情，可惜只怕是他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片好意，又要被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发展中国家人民骂作“狗拿耗子”了。

这件事情的两点启示：

一、要判断一项活动的环境效应，不能仅限于考察终端结果，还要在时间和空间的多尺度上对整个过程做分析。

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相应的环境意识也大相径庭，如何协调跨国合作时面临的观念和现实差异，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实际的问题。

Tourism: Flowers on the Beds

Development Aid for Switzerland: Egyptian Money Floods Alpine Valley - International - SPIEGEL ONLINE - News

"The peaceful Alpine village of Andermatt is soon to undergo a radical facelift. Egyptian billionaire Samih Sawiris has plans to transform the valley into a luxury resort. The local population is celebrating Sawiris as their savior."

一个埃及人来到瑞士，这个全世界财富榜上的名列前茅的国家，投资拯救一个村庄，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一点儿疯狂，不过这确实是真的，而且，Sawiris已经向他的梦想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群山环绕，与世隔绝，Andermatt的静谧会让人想起桃花源或是香格里拉，但是生活并不都是诗意，随着驻军的逐渐撤离，人们开始担心这里会变成一个Alpine ghost town。就在这个时候，从山的那边，海的那边，走来了一个说着一口流利德语的信仰天主教的北非人（摩西？）。摩西说，不，是Sawiris说，他想投资把Andermatt改造成旅游度假区。这是一个过于突兀的建议，很多人并不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不难理解。但是Sawiris最终说服了每一个人，这真是一个奇迹。

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或者说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他的诚恳，他的计划能够让每一最初的反对者都觉得很公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家可不兴搞强行拆迁那一套）。

我引这条新闻可不是为了歌颂埃及人的三个代表贯彻得好，而是因为Sawiris的故事让我看到了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成功希望。中国的旅游开发向来是开发商与旅游局“哥俩儿好”，少有当地社区受益的先例，以至于让我怀疑招商引资是不是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现在看来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双赢的结果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关键还在于民主，要每一个居民都认可才能放行，至于旅游局这个管家还是趁早下岗的好。

"They need more than just dishwashers. They need managers, and they need people to place little flowers on the beds every day."

The flower on the bed, in my view, is the secret of the success.

走进街角社会

感谢老天爷，在我陷入一头雾水之际抛下一本《街角社会》 把我拍醒，另外还得庆幸William Whyte当初没有把他的博士论文扩展到Edward Wilson所说的“从三楼扔下能把人砸死”的“经典”标准，虽然无论从任何其他尺度来衡量它都绝对够得上一本经典。

当时，我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将一项研究计划付诸实施，却突然意识到除了无根据的主观设想、靠不住的媒体报道、以及更靠不住的官方统计数据之外，自己实际上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情况一无所知，我该从何下手呢？Capa那句名言是：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走得不够近；而Whyte的给出的回答则干脆是：走进，而不仅是走近。

走进，这就触犯了传统社会人类学的一项大忌，因为一旦观察者参与其中，便不可避免地会对研究对象产生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受到研究对象的影响，从而失去“客观性”（虽然原本也并不客观）。Whyte的研究也的确因此而受到过一些来自持批判认知论的同行的抨击，不过就如大多数评论所肯定的一样，对于一项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的实证主义社会研究来说，这一点代价是值得的。正是凭借着长达三年半“走进去”的亲身经历，Whyte才得以发现了仅靠一般旁观几乎不可能识别的街角社会内部非正式等级结构与个人行动表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保龄球赛的积分所反映出的社会等级关系也是Whyte所始料未及的，因此，Whyte常说，“我在实地呆了18个月以后才知道我的研究方向”。走进去尚且如此，远观又能指望有多少重大发现呢？

我真的不能想象一个幻想空手套白狼的记者似的社会工作者能够从他/她的调查对象嘴里得到多少可靠的信息，就更不用说能有怎样深层的理解了。简单的统计分析，根据表面的相关性就草草做出结论，这样的“想当然”式的研究正是当下科研和管理中的流行通病。正所谓“不如虎穴，焉得虎子”，脚踏实地的走进去，才是沧桑正道。

中共早年曾有一句很不错的口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可惜如今早已蜕变成了“从办公室来，到酒桌上去”，领导们一年到头搞一次虚情假意的“微服私访”，还得在新闻里反复播放一个月。如此高高在上地遥控指挥，也难怪会出现如许多的社会问题了。科纳维尔在中国的命运定然是一拆了之，只怕上面永远也不会相信街角也有一个“社会”。

至于本书的可读性，我想，大概是再也找不出一片更像小说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了，我的评价就简单两个字：迷人。

除此之外，Whyte在修订版中增补的附录，即“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对我个人的指导意义也并不亚于正文部分。诚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写出如何无懈可击的研究论文，但是如果你真的试图去了解一个社会，那么《街角社会》将是一本最好的指导手册。

William Foote Whyte先生早于费孝通先生五年辞世，但他们留下的知识财富还将泽被后人。

饮食男女，难念的经

关于家庭，东方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西方人讲：“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二者貌似殊途同归，但东方家庭的那本经西方人恐怕是很难读得懂。

以家庭为题材的电影，小津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他身后能够用东方式的镜头语言烹煮出家庭滋味的，也许就只有台湾的那几位导演了。我个人更欣赏侯孝贤的作品，李安的自然也不错，只是也许是受美国影响太大的缘故，整体风格上总有一点儿不伦不类。就拿这部《饮食男女》来说，故事性很好，但总觉得节奏太快了一点儿，张弛不够，东方韵味还欠火候，多少有一点儿麦当劳化，当然，也可能是我的视角过于固执，不够与时俱进吧。至少与美国人仿制的Hanging up比起来，李安的中国功夫还是要细腻得多得多的。

整部片子看下来，留在脑海里的还是片头的那一连串厨房镜头：炸鱼、蒸肉、炖鸡、烤鸭……，也许略微夸张了一点儿，但我倒还嫌夸张得不够呢：整部片子的其余部分加起来，也不及这一组镜头对中国的家庭观念揭示得透彻吧。传统的东方家庭关系是含蓄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绝不会如西方人一样露骨地把I love you挂在嘴边，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纪律排除了私情”，我看到也未必，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倘真有一天俺老爹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还真得把我吓跑掉不可。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不以言表，而是融入生活的点滴之中，就像片中的老爷子每天叫三个女儿起床，帮着洗衣服，而其中融入情感最多的自然就是厨房，非要把桌子摆满才肯罢休，这是极有中国特色的一点，如此的“铺张浪费”，老外大概是不容易理解的。

我的祖母当年也做得一手好菜，虽不比朱老爹这般精湛，日子也不甚富裕，但逢年过节也总是要煎炒烹炸忙上几天，直到把桌子上垒得风雨不透才算满意，静候儿孙入席。后来祖母渐渐老了，味觉和记忆也都退化了，时常拿捏不好咸淡，甚至常常忘记放盐，但每次逢我放假返乡，也定要亲自下厨弄几个我儿时爱吃的菜。再后来，祖母过世了，从不下厨的祖父中风卧病在床，竟接过了祖母的班，年节之际指挥全家采买烹调，仿佛一部菜谱了然于胸。烹饪对于中国家庭的意义，实在不是简单的色香味所能表达的，投之于锅灶之内，传乎于觥筹之间，这便是中国家庭的“爱”，二十多年我才渐渐读懂，可惜却再也尝不到祖母烧的菜了。

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具体关系，东方也同样远比西方更为复杂，比如夫妻、婆媳、妯娌等等，也都如同做菜一样，火候调味尽在细微之间，委曲求全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不比西方尽可快刀斩乱麻，老死不相往来。不过而今中国社会日渐西化，家庭结构也开始简单化，不再需要“把所有材料都集中起来再下锅”，省却了不少麻烦，敢爱敢恨而无所顾忌自然是好事，只是不知吃惯了洋快餐的舌头，还能尝出汤的味道吗？

难念的经，也许确乎不过是“饮食男女”而已，只是要念好这四字真经真的很难，即便是我这心粗如斗之人也为之头痛不已，只好一逃了之，且不知能逃到几时。

温柔的力量

［中国早点－台北超快感］凯道的温柔

要民主，还是“和谐”，这是一个问题。

从前每每在媒体上听闻台湾政坛的各种丑闻，议员斗殴、政治黑金，后来居然还冒出了枪击疑案，于是乎我等尚可聊以慰藉，曰：“中国人搞民主不行，还是和谐社会好。”

然而此番台北凯特格兰大道上漫天飞舞的红丝带却郑重地向世人宣告：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我们做得到。

台湾同胞游行示威的本事远近闻名，但展现出这般“温柔”的还是第一次，不过也正是这般温柔才是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对经验老道的政客们来说，冲动狂暴的“街头运动”从来不足为惧，只要避过风头待其自乱阵脚就好。而温柔的力量确是他们所惧怕的，因为温柔代表着平和，那是凝聚着成熟与理智、决心与毅力涓涓细流，终有一日要东流入海，任何压力与阻挠都无法改变它前进的方向。不再是明星大腕、不再是逢场作秀，平凡的民众是最伟大的集体，温柔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力量。如此坚毅，何愁腐败不除？

至此，阿扁是否下台已无足重轻，成熟的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才是最为重要的。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并不妨碍奥维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管倒扁结局如何，我也要向对岸的同胞深深地鞠一躬。

我想这一次台湾同胞展现出的温柔所震慑的应该不仅仅是岛内的小小总统府：白宫，你还有勇气继续把那里当作后花园吗？北京，面对这样坚毅的民众，你做好统一的准备了吗？

911劫后五年：悲剧如昨，错误依旧

By Bruce Gilden / Magnum Photos

埋头工作的日子恍如隔世，偶然在Slate上看到一组来自Magnum的照片才意识到今天是9月11日，五年前双塔的轰然倒地几乎改变了整个西方，不过对于大洋彼岸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那只不过是一条不疼不痒的新闻而已。对我来说，唯一的相关记忆就是第二天早上宿舍入口黑板上洋溢着愤青激情的一行粉笔字：“热烈庆祝美国被炸”，以及随后脍炙人口的“拉灯”笑话集锦。

我为自己的狭隘与冷漠而羞愧，可惜世界并不因我的羞愧而减少它的狭隘与冷漠。

911是一场悲剧，一场属于全人类的悲剧，然而悲剧的色彩并没有因时间的冲刷而褪去??这只是一段悲剧的开始，而非终结。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到关塔纳摩，到整个世界，布什指挥着他的军队向猎狗一样疯狂地追逐着他所假想出来的每一个敌人，却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反思一下他为什么会有敌人。是的，也许他不需要思考，这样能使他显得更像一位勇士，他的国民会为他买单，只要将这场荒谬的战争坚持下去，他就能够像他的前辈一样以爱国者的身份永载史册。伟大的堂吉诃德。

然而错误的后果并不会被幻觉所掩盖，就如同皇帝的新装无法蒙蔽小男孩的眼睛。伊拉克战火纷飞，美国人以及他们的盟友到处被炸弹所惊扰，阿富汗80%的民众在期待塔利班的回归。与自己亲手“创造”的敌人作战，布什永远也不可能在他自己所想象出的这场游戏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我看到照片上那个小姑娘手中的纸板上写着的"SUPPORT OUR TROOPS"时，我预见到悲剧还会继续。

当我们习惯性地给别人的身上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时，我们唯独忘记了一个词：人性（humanity)。所以，我总是徒劳地“为平安祈祷”，而一无所获。

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

记得曾经有一位哲学家在被问及职业时答曰：“我解决问题”。

我也曾梦想有这样的本领，可惜终归实力不济，只好退而求其次，自命“我解释问题”。

我所谓解释问题，并不仅限于“坐而论道”（哲学家们精于此道），而是着眼于在系统的调查基础上对表象背后的下层结构进行窥测和分析，从杂乱无序的影响因素中剥离假象，借助于不拘一格的理论和实践工具对问题加以翻译和演绎，从而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哪怕只是一条溜索也好，而这正是目前科研和管理工作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也是我叛逃最初所学专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刚刚以会务人员的身份参加了一个保护区管理会议，一如意料之中的听到了各位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所提出的大量“问题”，虽然我在这个领域还只能算是一个门外汉，但是也已经能够从中识别出不少“伪问题”：并非没有问题，只是认识角度有偏差，反而把真正的问题给掩盖掉了。比如有一位与会者提出了对社区参与保护区建设的反对意见，得到了多人的赞同。他们认为要控制保护区内原著民的破坏行为是非常困难的，不如采取生态移民的方式更为有效。我在后面暗自摇头：移民固然简单，但是难道原著民的生活传统和居住权就不应该得到保护吗？难道国内的保护区管理仍然停滞在自然与人分离的水平上吗？难道社区与自然保护真的很难和谐共存吗？再者，移民带来的新问题又该由谁来负责解决？这么多的问题，究竟症结何在？

很幸运，会间休息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某国家级保护区的年轻局长就这个问题给了我一个非常精彩的解释。他介绍说在他的管理局内部有专门负责社区工作的调查人员，常年在当地社区中生活，开展调查访谈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总是能够把很多看似很大的问题最终化解为一两个意想不到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了，大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推广沼气的困难最终归结到养猪的技术问题，偷猎现象始于儿童就学困难，如果不进行细心的实地调查，只怕是福尔摩斯在办公桌上也做不出这样惊人的推理。200个人也难完成的工作，两个人也能做到，关键就在于如何解释问题。最后他一脸自豪的对我讲：他得出的结论是“做保护区工作实际上就是做人的工作”。

这番解释让我感到很惊讶，惊讶的并不是他的方法和结论，而是没有想到我所设想的东西真的已经有人实践成功了。事实上这正是半个世纪以前威廉*富特*怀特在调查意大利人聚居的“街角社会”时所使用的社会调查方法（他的《街角社会》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书），我一直在设想采用类似的方法作一次社区调查，而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想不到已经有先行者将它应用于保护区工作了，虽然还只是个案，也已经很让人兴奋。看来应该去取取经了。

一般讲来，可以把解释问题的方式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大类，我个人更擅长于前者，即宏观地推演模拟，而后把结果翻译到更小的尺度上来；但同时我也深知后者的重要性：只有在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底层信息的基础上，一切战略性分析才有意义。在很多习惯了拍脑袋决策的高层管理者眼里，行政命令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实际上这种小题大做的方式非但是低效能的，而且也往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是简单地掩盖问题。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我们的祖先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治世良方，从发现问题开始，我们通常并不能从手册上查出一条机械化的公式来应对，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其实是很危险的思路。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适当准确地解释问题应当是而且也必须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当然，过度地依赖“坐而论道”也同样是危险的。苏珊*桑塔格因“反对阐释”而闻名，然而她一生中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阐释”，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艾柯所谓“诠释与过度诠释”。解释问题的目的绝不是满足解释的欲望或者彰显个人的高瞻远瞩，过多的不必要的解释不但会使问题复杂化，而且可能将思路引入歧途。控制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要坚持脚踏实地，避免无限制地形而上学（好吧，我承认自己有实证主义倾向）。

又想起当年在大学里的随机数学课上，老师在遇到复杂积分计算的时候就会停下来，一边掰着粉笔，一边不紧不慢地说：“让我们来解释解释。”

解释问题不是万能的，但不解释问题是万万不能的。

斯威士兰：最后的王国

这么多黑人姑娘是要到那里去游行啊？难道非洲也在流行超女？
No, no, no, 难道你没听说Mswati国王要娶第13位王妃吗？人家可是要去参加选妃的。
Topless virgins vie for Swaziland king - Africa - MSNBC.com

如果不是看到这么一条新闻，我说不定一辈子也不会有闲情逸致去了解斯威士兰这个遥远的非洲小国。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想不到这年头普天之下尚有王土！虽然日本、柬埔寨和英国、西班牙、瑞典等欧洲国家现在也都保留着王位的继承，但这些王室都已经普遍平民化，国王更多的是在扮演一个仪式性的角色，完全不复往日的“神授君权”。斯威士兰可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国王不但把持着生杀大权，而且可以享受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优厚待遇，这可一点儿都不是夸张，听说老国王Mswati二世驾崩的时候就留下了70位寡妇，看来新国王也不甘落后啊。相比之下，阿拉伯世界土财主们的三妻四妾也要逊色得多，咱国内高官富贾躲躲藏藏的二奶也就更不值一提了。

这事情倘是发生在100年前可能并不稀罕（性无能的溥仪不也照样选秀女），放到今天可就显得很是突兀了，于是每到选妃时节很多民主人士就会站出来高声抗议，不过民众的反应一定让西方的进步人士大为失望了。不用问，只要看一眼那来自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半裸少女兴奋异常的样子，你就知道在这个男权至上的封建国家宣扬民主非得撞一脑袋包不可。不过斯威士兰的故事倒是为社会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活教材，大家尽可以把虫蛀的书本扔到一边儿去了，民主那玩意儿可不是从别人那里抄过来念两遍就行了的，任何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都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适应性循环的(adaptive cycle)，经济文化等社会基础的积累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外界强行干预推进的民主化到头来总是会暴露出种种早产的后遗症，南美和东南亚国家在独立之后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军政府叛乱独裁和各种各样的政党丑闻，那些直接从奴隶社会跨入现代的非洲国家更是战乱不断、饿殍遍野，拔苗助长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本着我们一贯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精神，大家只需要把长枪短跑都架好，找个舒服的位子坐下来等着看这部文明进化真人秀好了。

Red Star over Nebel: 红星照耀香格里拉

By Jonas Bendiksen / Magnum Photos

相信任何一个在大陆生活的中国人都不会对这样一张照片感到陌生，但是，这一次不是革命历史电影回顾，而是发生在我们的近邻尼泊尔的现实情况：5000多高举镰刀斧头红旗的“毛泽东主义者”在山上集会，伟大领袖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理论正在异国的山野间发荣滋长。

尼泊尔，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几年前还是游人朝靖的天堂国度，如今已经被长期的内战蹂躏得面目全非。从来自不同立场的通讯报道中很难识别保皇派和毛派究竟谁更加接近正义，独裁国王贾南德拉的离奇继位本身就很让人怀疑，而激进的毛派分子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血腥的红色高棉。现在清晰可见的就只是喜马拉雅山麓贫穷的村寨和葬礼上痛哭失声的妇女，香格里拉的传说会在这场内战中终结吗？

PS：环顾我们的邻邦，朝鲜，尼泊尔，缅甸，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几乎有半数以上属于政治问题国家，看来中国在地区政治的影响力还是相当的有限。

Greenland Turns Green：“绿地”绿化

第一次在地理课本上认识格陵兰岛的时候，曾经深深地被它的名字所吸引，可惜这只是个美丽的错误??也许世界第一大岛也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名不副实的地方之一，因为这块“绿地 (Greenland)”的绝大部分实际上一直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实在该被称作怀特岛（Whiteland) 才对。然而，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那里真的会变成一块绿地，这样的变化正在悄悄的发生。

Arctic Harvest: Global Warming a Boon for Greenland's Farmers - International - SPIEGEL ONLINE - News

维京人Leif Eriksson（照片上的雕像人物）也许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后人们竟然已经开始在他老爹（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胡子海盗Eric）围猎海豹的这块寒冷的蛮荒之地上种植土豆，花椰菜，甚至是洋白菜了！莫非红胡子当年就已经高瞻远瞩地遇见到几百年后的气候变化，所以才给这块不毛之地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格陵兰岛的“绿化”倒让我想起几天前实验室内部组会上师兄提出的生态质量评价指标，其中权重最大的一项就是植被覆盖率，一般讲来这倒也合乎常理，不过真的就一定是越绿越好吗？格陵兰岛变绿了，但是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迅速演替也可能演变成一场生态灾难，岛上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被彻底摧毁，结果难以预知。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亟需调整，单一的经验性指标应当被整体的系统性考量所取代，一个稳定的系统要比一个高产的系统更重要。

无论是人类活动的影响造成，还是自然气候的正常波动，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世界正在渐渐变热，格陵兰岛的上冰山崩解的轰隆声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平均气温的变化幅度并不大，但是全年累计积温的提高就不是一个小数了，这足以对植物的生长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前景并不乐观，我们必须买好扇子以应对更热的夏天的来临了（空调恐怕要不保险），加州的热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嗯，说不定将来可以考虑到格陵兰养老去。

Serie A 0607: 混乱中启航

没想到小小一盘录音带，竟把个意大利足坛掀了个底朝天，即便是蓝衣军团高举着大力神杯从德国凯旋而归，也没能缓解地震的余波。尤文，佛罗伦萨，拉齐奥，米兰，昔日呼风唤雨的豪门在体育法庭内外苦苦挣扎，无暇也无力顾及转会市场，不得已只好由蛋糕店球队飞驴切沃到冠军杯资格赛上临时串场，2-4的拙劣表现恰好讽刺性地反映出了意甲新赛季面临的窘境。

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球员的大量外流：整个亚平宁半岛似乎就只有莫拉蒂还在延续一贯挥金如土的作风，而其他球队则纷纷紧缩银根，世界冠军的头衔带来的只是意大利超市的红火，卡纳瓦罗、赞布罗塔、埃默森的西下宣告了斑马军团的瓦解，其他球队也不过是小规模的内部重组，意甲球队的转会名单上几乎找不出一个从外部引进的知名球员，甚至连韩国后卫李荣杓也拒绝了夺标热门之一Roma队的邀请，假球案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当然，话又说回来，球员的流失倒也给了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从长远来看说不定还是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再过几个小时欧洲足坛的转会大门即将关闭，不知道郁闷了整整一个夏天的米兰能否在最后关头有所收获，反正自从舍瓦去阿布那里学英语之后，万千球迷就一直望眼欲穿地期待着一个新人的到来。rumor不可谓不多，从洪都拉斯黑大个Suazo，到西班牙甜菜Torres，再到众叛亲离的胖子Ronald，转来转去，眼看期限降至，却连个巴西边缘国脚奥利维拉也搞不定，真真叫个急煞人也，难不成真要靠没见过大场面的博列罗和江河日下的阿穆卢索充当超级替补？下午开完会就蹲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地刷网页，直等得人心急火燎……一看表，5：30了，突然想起今天是周四，本来想去电影资料馆看两场电影的，来不及了。匆匆下楼飞身上车，坏了，没气，八成是车带扎了，忍了，先打点儿气顶一阵再说，不料半路上紧蹬了几步又把链条和链盒绞在了一起,这下算是彻底歇菜，忙了半个月科研，好不容易想轻松一下，结果还……贝卢斯科尼又不赔偿我损失，唉，做个球迷也不易啊！

反正不管形势有多严峻，日子也总还是要过的，正所谓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新赛季的赛程在纷纷扰扰拖拖拉拉之后终于敲定了。意大利时间9月9日，0607赛季意甲联赛将在弗兰齐球场揭开大幕，Prandelli的紫衣军团将在主场迎接新科状元（laf）的挑战，俺心爱的佛罗伦萨不得不背着-19分的沉重包袱开始这个艰难的新赛季，正如Prandelli所说："All the matches will be challenging for us and we always knew that this would be a very difficult League for us." 也许除了出色的发挥，真的还需要一点儿运气才行了。加油，Toni；Forza，Mutu；Ole，Frey；好运，紫百合。

现实版“看不见的珍藏”

学者贫寒监守自盗　　俄冬宫失宝220件

在联合早报上看到这则新闻，不免让人联想起茨威格的小说《看不见的珍藏》。一个是毕生的个人珍藏，一个是国有的传世之宝，最终都落得个明珠投暗的结局，却只为“盗宝贼”换得蝇头小利，实在令人痛心。然而无论是故事还是现实中的“盗宝贼”，都非但不惹人愤恨，反而让人深感同情：他们都不是贪财卑鄙之徒，胆大妄为只因生活所迫，而生活困境也不是自身经营不善所致，只因政府无能，分配不均，福利缺失。前些时候从新闻中听说俄罗斯生活费用全球最高，颇感惊讶，因为尽管有少数像阿布拉莫维奇这样的大金融寡头可以跑到英国一掷千金，俄罗斯的大多数老百姓却绝对称不上富裕，以新闻中的两位主要嫌疑人为例，“扎瓦茨卡亚的丈夫向警方供认，因为妻子患糖尿病，夫妻俩收入微薄，根本负担不起购买胰岛素的费用，所以铤而走险，把偷来的文物拿去典当。他说，妻子堂堂一个部门主任，月薪不过125美元，他当历史教授，月入也只有112美元。夫妻俩住在圣彼得堡老城区一栋破旧的公共住屋。”高级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尚且如此困窘，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景况可见一斑，与一战后的德国相提并论也不为过。普京总统受命于危难之际，政绩斐然，也深得民众拥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冷战造成的经济问题积重难返，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俄罗斯的复兴之路还很漫长，政权继任者能有何作为，且拭目以待。

俄国人的国宝在失窃，中国人的国有资产也没有停止过流失，郎旋风刮了一阵，也只开出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不论是何种政体，社会的稳定都必然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然而尽管国法上白纸黑字写着按劳分配，中国的分配制度却总是在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褚时健事件与波未了，“抄表工年薪十万”的争论又沸沸扬扬，甘肃的代课教师拿着80块的月薪培育着祖国的未来，小医院的医生护士拿着普通工人的薪水干着性命攸关的行当。且不论绝对贫富差距几何，单看如此混乱的分配制度，不乱也就怪了。要公民守法，需先有让人满意的法，不合理的制度，捅他个千疮百孔又何妨。总之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第一要务，等到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那天，“珍藏”自然也就能看得见了。

家

家是什么？

对于一只已经习惯了漂泊生活的信天翁来说，家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无论在哪里落脚，或是回到遥远的故乡，都很难找到那种归属感。但即便如此，每次在离开老家的火车开动的一刹那，心头总会泛起一次隐隐的失落感，每年也总有那么几个夜晚会在梦里回到那个开满花的院落。

人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土地的依恋， 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也总摆脱不掉“叶落归根”的欲念，总在心里默念着“明月何时照我还”。在雄心驱使下浪迹天涯的旅人怀里会揣上家乡的一?泥土，而迫于无奈背井离乡的难民则只能不停地回望那渐行渐远的故乡的背影。我已经无从知晓祖辈闯关东路上的艰辛与酸楚，但当我看到这张照片上满载着返乡的黎巴嫩人与行李的卡车时，突然想起Said在After the Last Sky的第一章开头对巴勒斯坦人的那段描写：每一个巴勒斯坦家庭都有一部大轿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他们的家，由于被剥夺了对土地的归属权，他们只能在滚动的轮子上不停地流浪，流浪。与out of place的巴勒斯坦人相比，黎巴嫩人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的汽车还可以开回家乡，他们还有机会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重新建设家园，即使那里只剩下一片废墟，只要土地还在，那里就是最温暖的家。

补记：“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引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长镜头里的世界

我喜欢慢节奏的电影，尤其喜欢其中那些安静的长镜头。

长镜头里的世界是静止的，就像在田壮壮的《茶马古道》里，只有山谷间的云雾在自由弥散，马队的铃声在渐行渐远，还有老阿妈在炉火边慢慢地、慢慢地讲述过去的事情，任时间同静静的山峰一起停下脚步。

长镜头里的人物是渺小的，侯孝贤在《悲情城市》的结尾用了一个远远的长镜头静静地记录着林家人的晚饭，老人，孩子，女人，还有一个疯子。男人们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生活还在继续。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任何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长镜头里的生活是简单的，在小津的仰角镜头里，永远是男人们坐在桌前慢慢地呷酒，女人们跪在榻榻米上慢慢地收拾衣物，生活仿佛就只是按照同样的节奏重复相似的情节，就像树叶随四季轮回，静静地长，又轻轻地落。

现代的都市生活是快节奏的，但是无论如何加快脚步也无法追赶得上时间的脚步，匆忙间抢回些瞬间的精彩，却又丢失了生活中的自我。杨德昌在《一一》里借洋洋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你看不到的，我帮你拍下了。”长镜头记录的就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生活的真实。

Boiling "the liquid world"

"We're living in a liquid world. All the solid lines?states, borders, battlefronts?are melting. British Home Secretary John Reid made that point in a speech yesterday."

Yes, I agree to this statement after taking a glance at the photoes of Heathrow airport, where the endless queues and chaotic crowds have never been so familar to us Chinese. The world, at least the western part, has been boiled up.

Ca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olice cool down the soup? 21 guys arrested, 6 explosives found, is that conquest of a victory?

No, the more "terrorists" are digged out, the heavier the defeat appears. As what Reid added, "While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Security Services and Police will deliver 100% effort and 100% dedication, they can never guarantee 100% success." The solid policy will no longer defend the liquid attack, which is well caused by the former inversely.

"That's the bottom line: We die. In a liquid world, you can't seal off evil. All you can do is fight liquid with liquid. You have to absorb the tragedy, flowing around and through it. You need the strength of a river, not a rock. You need resilience. You can't be untouchable, but you can be undefeated." William Saletan writes on Slate. However, in my opinion, that is far from enough. What we need to smooth the liquid world is a liquid attitude towards others, not the cold tanks or the horrorable tag of terrorism.

Sound out of Silence: No Whisper No Sigh

There is a spectrum of silence just as there is a spectrum of sound. But while the music of sound is heard by ear, the melody of silence is perceived by heart.

No Whisper No Sigh is an introspective photo essay built around the concept of silence?from the societal silence surrounding madness; to the political silence forced on citizens living under a dictatorship; to that most personal silence, the intense desire to express oneself and unburden the soul. Music composed specially by a Finnish collective.

Produced by Magnum

泡汤的“蓝天计划”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8月1日

七夕的一场大雨，把北京整个七月份的雨季推向了高潮，街道上一会儿工夫就成了水乡泽国，卡车公交尚可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小轿车则被困熄火宛若孤岛，连研究所的地下室也未能幸免，据说还有几只猫儿殉葬，可怜。可以想见不远处的八家村又会是怎样一片景象。

一个月有二十七天阴雨连绵，除了交通，一同泡汤的还有雄心勃勃的“蓝天计划”。

天灾乎？人祸也。

若 说今年夏天北方的天气有些“反常”倒也不假，正是数伏的时节却如初秋一般凉爽，回家休假那几天早晚出门甚至还要穿件外套才行，北京则是久旱逢甘霖，而且这 甘霖一下就不停了，估计这一个月的降水量就要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了。不过即便如此，这样的“大年”也应该在正常波动范围之内，加上历年积累的巨大地下水亏 空，即便偶尔有短时间的超渗产流，也远不该达到水灾的地步，况且一国之都，难道连个应急方案也没有准备过？而这其实不过是表面问题。

记得就在半年之前，北京的各大媒体还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超额完成“蓝天计划”的政绩，把德国同行都给惊动了：瞧人家中国人多厉害，连蓝天都能计划！

真 是少见多怪，自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喊出“人定胜天”的口号，中国人就开始坚定不移执行最高指示了。虽然信念是一回事，事实是另外一回事，几十年来咱还是没少 遭灾，但咱们就是意志坚定，中国人必胜！不但要喊在口里，而且实际行动也要表现出对老天爷的蔑视??呔，龙王听令，按计划出蓝天，按计划不下雨，不得有 误！这话怎么听着都像是从孙猴子嘴里冒出来的，莫非是政府领导西游记看多了？结果龙王不听话，沙尘暴照刮，大雨照下。你自己崇拜齐天大圣不要紧，可苦了满 城的老百姓。

放大到全国，三峡工程，南水北调，惊天地泣鬼神的工程一个接一个，看这架势是铁了心要和老天爷干一仗了。干吧干吧，就不知到时候出了麻烦能不能请得来观音菩萨救火啦。

治一人尚且要望闻问切、拍片子、做化验才能下药开刀，何况治国，奉劝诸位领导大人还是多做调查，慎做计划的好。

重返八家村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30日

重返八家村，重返那个被城市所遗忘的角落。

一年的时间也许不足以改变世界，但已经足够改变我的眼睛。

我看到的不再是尘土飞扬的街道，低矮拥挤的房屋，以及泥泞肮脏的胡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街角社会”。

只有用对待人的方式来观察这片土地，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八家村。

给我些时间吧，给我一个机会去解密这个被遗忘的社区。

Gaza: A World Less Beautiful

The little girl, Maryam al-Khader, clowns around in front of a blackboard. However, the world in Gaza appears less beatuful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slide show may provide a snapshot of the real life in Gaza, but "Please note: This slide show contains graphic images that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all readers."

And what is more, you can get the whole story "A Photographer in Gaza" on Slate' site, in which the female photographer Scout Tufankjian will tell how to take pictures of a war.

齐达内事件：并非童话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27日

沸沸扬扬，没完没了，齐达内在世界杯决赛中的冲冠一顶，一时间成为了万千无聊媒体的炒作对象，马拉松式的大讨论俨然比韩国肥皂剧还要更丑更长。半月过后， FIFA的裁决结果出来了，终于，世界清净了，回头看去，主流言论早已远远偏离事实的本来面目，反而更像是一场童话闹剧。

事件的核心人物：一个是球技精湛、荣誉满怀的前足球先生，一个是行为粗野、劣迹斑斑的著名屠夫，按照童话逻辑，谁是谁非昭然若揭。故事的结局也正颇具有童话色彩：“英雄”终得平反，载誉而归；“恶棍”遭千夫所指，遭受惩罚。

然而，真实的世界往往并非如此简单，这里远比童话世界更加“丑陋”。

讨 论打人和骂人哪一个更“文明”，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足够滑稽。那并不是一起街头斗殴事件，那是足球赛，绿茵场不是模特们轻扭腰肢的T型台，那里有属于足球自 己的规则，你可以使用一切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手段，但是一旦你跨越了这条界限，你就必须受到惩罚，一个足球运动员在迈入球场之前必须明确这一点，齐达内和马 特拉齐当然也明白，所以在主裁判作出判罚之前，齐达内就已经开始摸臂上的袖标了。红牌，无可争议。

其实一张红牌并不是世界末日，也不能掩盖齐达内辉煌的绿茵生涯，就像当年哈吉告别演出的红牌也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这位“阴谋家”的敬仰之情一样。金球奖的归属与此关系不大，虽然我个人更倾向于卡纳瓦罗，但一个大众投票评出的奖项，从来也就是图得一乐而已。

然 而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足球赛的范畴，场外的旁观者逐渐成为了故事的主角，事实本身反倒显得无足轻重了。场外的这些纷争，已经远远偏离足球本身，更多的是 流于泼妇骂街式的争吵（参见齐母的粗口，实在不堪入耳，故隐去原文），不过是看多了美国大片的理想主义者不肯相信孤胆英雄会被打死罢了。中国媒体上几乎压 倒性的保齐倒马之声也不过是再一次佐证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现状，尽显文革遗风??凡事上纲上线，伟人永远正确，人与人生而不平等??中国式童话！

当齐达内本人在法国公开向孩子们道歉的时候，央视的某些主持人却还在新闻节目里唾沫横飞地颂扬顶人的英雄气概，难道他们还想把他们的无知传给中国的下一代吗？

够了。

Who Hates Who in the Middle East?

"Last month, Hamas militants tunneled into Israel and kidnapped an Israeli soldier. Israel immediately invaded Gaza. Hamas began lobbing rockets into Israel. The Lebanese group Hezbollah kidnapped two more Israelis near the Lebanon-Israel border. Israel responded by carrying out airstrikes against Lebanon. Egypt and Saudi Arabia condemned Hezbollah for instigating the violence. Syria, Iran, and Lebanon called Israel's retaliation an excessive use of force."

Here is an interesting matrix "Slate's Middle East Buddy List" that may offer some help to cast a bit of light into the confusing relationship web, posted By Christopher Beam and Noam Rudnick.

新家：与螂共舞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19日

放下手中鼓鼓囊囊的大包裹，从口袋里掏出刚刚领到的钥匙，左三圈，右三圈，终于，门开了。然而迎接我的既不是帅气的师兄，也不是美丽的公主，而是这间宿舍里的老住户??一群穿黑夹克的小个子??蟑螂。注意，不是一只，而是一群，确切地说是一大群。苍天啊~！

冷静，冷静，好在没有许愿要和第一个迎接我的生物共度余生，况且单从个体大小上来比较，害怕的也该是它们，而不是我。于是牙一咬心一横，操起拖把，一场大屠杀。两小时的血雨腥风过后，望着脚下遍野的残尸，心头不禁一丝切喜，想来起码可以清静一段日子了吧。罪过罪过。

当 夜归来，室友已睡，蹑手蹑脚打开台灯??天，蟑螂们正在桌上开会呢。扭头去卫生间取抹布，一推门，老天，里边好像在搞大联欢……算了，算了，且留尔等一夜 活命，明天一早再收拾你们，哼。正欲躺下，一些黑点儿突然间在床铺上狼奔豕突起来，居然连床铺也被攻占了#￥%……#！最后的心理防线终于也崩溃了，二话 不说，卷起凉席，落荒而逃……

惨败之后心有不甘，第二天跑去物业求援，答曰：“等”。怒，索性自掏腰包跑去农科院花高价买了灭蟑药??市 面上的化学药剂对身经百战的蟑螂军团基本上已经失去杀伤力，一桶“雷达”喷下去不过就像给虫儿洗了个澡，倒是把自己熏得够呛，所以干脆直接求助生物制剂， 以菌治虫。回来便在桌角床底四处布药，其状甚似影片《地雷战》，只是我这对手更比小鬼子狡猾顽强得多，怕是更要持久战了。

坐下细细盘算， 越发觉得胜算不大：蟑螂这东西个头虽小，但却有至少两亿八千万年的历史，远比我等哺乳类资格老出数倍，便是恐龙也是晚辈。此间海陆沧桑巨变，气候冷暖几 异，幸存者无几，而蟑螂非但屡次逃脱浩劫，反倒族群虫丁兴旺起来，足见其适应能力之强，无怪乎周星星同学要亲切地呼之为“小强”了。对于这样一个历经数亿 年物竞天择洗礼的绝世生存高手，又以寡敌众，如何能奢望在三五天之内将其彻底逐出呢？想来最终不过落入Lotka-Volterra的极限环之中，我若勤 快凶残些，便把稳定点压低些，不然就只能忍受高位振荡了，总之是此消彼长，互有攻守。幸亏当年与冬冬同屋之时未遭蟑螂袭扰，否则定然死得惨不忍睹。

正 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度假，忽见强妈率领着一队小小强职高气昂、浩浩荡荡地从脚边行过，尽极鄙夷之态，完全忽视我的存在，气得我一时都不知该用那只脚发起报复 行动了。也罢，看来只好作长期与螂共舞的打算了，我老家有句俗语叫“穷老蟑，富蚂蚁”，莫非老天爷觉得我还不够穷，特派小强来通知我为将来更清贫的日子做 准备？

比战争更加丑陋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17日

以黎冲突进入第六天，仅黎巴嫩方面死亡人数就已过百，但灾难似乎远未到尽头。

中东，似乎从犹太人复国的那一天起，这里就从来没有过一天的平静，“和平”一词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词典里大概已经只能用于描绘天国，而人间只有复仇。

战 争总是丑陋的，但发生阿以之间的冲突，我不愿称之为战争，它要比所有的战争都更为丑陋，因为自从冲突爆发的那一天起，双方就把炮口对准了对方的平民，而不 是所谓“军事目标”。当暴徒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挥舞屠刀时，这就不是战争，而是屠杀。无论是以色列的导弹，还是阿拉伯人的人体，他们的目标都不是消灭敌人， 而只是在一种被无限扩大化的复仇狂热的引导下寻求嗜血的快感。

我倒宁愿它成为第六次中东战争，而不再是屠戮平民的竞赛。

小小巴士，大大舞台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10日

要认识一座城市，与其疲于奔命地四处观摩那些恢宏的建筑，不如钻钻胡同，逛逛跳蚤市场，最偷懒的方式就是多坐几次当地的公交车。

诚 然，在经典的人文地理学者看来，地标性建筑能够突出地表现出一座城市的性格，但是至少在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主导下的城市建筑规划往往是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底 蕴格格不入的，谁能把奇形怪状的散发着后现代气息的长安大剧院和央视大楼与北京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呢？反倒是在那些不起眼的挤满了芸芸众生的市场、胡同， 还有公交车里，才能清楚地读解出市民的性格，也就是这座城市的性格。

所以我第一次去上海，压根就没打算把赏浦东夜景、观明珠高塔之类的朝圣 活动列入行程计划，有公交车就足够了。尽管行程短暂，但来来往往之间，我已经清楚地窥见了一个不同于聚光灯下的上海，它与北方城市的性格是如此的差异迥 然，甚至与其周边城市相比也特别显眼，以至于令我惊讶，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找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诠释。

父辈人的讲述曾经勾勒出一幅模糊的老上 海的草图，所以当我透过车窗看到从民宅窗口伸出的那些几乎要直插入路人眼中的触手般的晾衣杆时，我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但接下来所见到的情景则是我完全没有 预料到的 ，并使我感到深深的困惑：在反复搭乘巴士和地铁往返于车站码头的旅途中，竟然没有见到一次让座的情况，每个乘客都严格地遵循着先后顺序，保持着旁若无人的 冷静，即便是对于我那位腿里打着钢手里钉住着拐杖的朋友也毫无例外。出于近乎于残忍的实验精神，我居然还拖着我的“残障”朋友在地铁车厢里“示众”了一 趟，结果根本就没有人掀开眼皮瞥哪怕一眼，这一刻我似乎体验到了昔日里被我冷眼相对的乞讨者的感受，虽然我并不企求任何施舍。

这 样的经历，着实令我这个习惯了那种略带侵略性的过度热情的北方来客感到颇为不适，无论是战是坐，都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在北京，尽管或许是由于规划不善的缘 故，公交车和地铁里总是人满为患，但即便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段，也极少见到有老人站在车厢里无人理睬。曾经以为是我的记忆有选择性偏差，但返回北京的第一 班地铁就彻底打消了这丝疑虑??我在让座的竞争中动作慢了??同时也用这样一种方式宣告了我的回归。

比我细心的朋友还发现了一些更有趣的细 节，比如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很多黄色的坐椅靠背上都用大号红字明晃晃地写着“老幼病残孕专座”，让健康人坐上去就觉得如芒在背，非得把座位让出去才能得以 解脱；而在上海，这种“针毡椅”则被一句含蓄的录音所代替：“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你若是不主动提出，我怎会知道谁需要帮助？于是尽可以心安理得 地一直稳坐下去。

对于这种差异，很多人（主要是北方人）给出的解释极其简单：上海人小心眼儿。但我对于这样一个敷衍了事的解释并不满意，我想寻找一个更基础更深入更有一点儿想象力的答案。

因为我暂时没有机会做调查以弄清楚让座或不让座的理由和动机，所以分析也只能局限于最基础的理论层面上。

最 初我与朋友尝试用博弈论的方式来分析这一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简化为一次博弈的模型（因为不大可能指望除了一句谢谢之外还能得到进一步的报答），不妨 设普通人让座损失为a，需要帮助者得到座位获利为b，b>>a>0。那么从理性人的基础假设出发，不让座自然是明智之举，那么为什么还 会有很多让座的人出现呢？南北差异又如何解释？难道北方人真都是活雷锋？我们的给出的一个解释是a很小，接近于0，北方人粗犷的个性更容易把这一点点损失 忽略掉，而上海人可能更精打细算，锱铢必较，所以也就更趋于“理性”一点儿。

这样一个解释还是过于简化，还是把过多的决定性因素归于简单的 性格差异。所以需要一个更深入的分析。这个时候我想到了Nowak和Sigmund去年在Science（也许是Nature，记不确真了）发表的一篇关 于间接回报的论文。Ok，这一次我们除了考虑让座者与受让者之外，还要把旁观者作为第三方也加入进来，他们能够看到并且可能记住让座者（比如说你未来岳母 也在场），这样的话，一次性博弈就可能转变为多次博弈，尤其对于相对封闭、人员相对固定的社区，这种公众印象可能显得更加重要。这一因素一方面从更加经济 学化的角度为让座的动机提供了一个备选答案，而另一方面也能够进一步解释现代人不肯让座的理由。对于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人口组成中很大比例都属 于流动人口，故地重游的机会不多，互相结识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所以相比于更加保守的内陆城市，上海人考虑间接回报的可能偏低也很正常。

至 于北京与上海之间的差异，也许可以用个人归属感来解释。如前文所述，我认为北方人的热情有时候是带有侵略性的，这是基于较为强烈的社群归属感，北京亦然。 “我认为我属于这个群体，所以我有义务也有权利影响这个群体（当然也包括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所以要家事国事事事操心，所以街上的孩子打架我也要管”。而 相应地，个人空间则被迫收缩阵地，比如说我就曾经有过被售票员从半梦半醒中拉起“被迫”给一位老太太让座的经历，也曾在问路时被另一位老太太以命令的口吻 强行护送了一里路，真不知该激动还是该生气，但至少在父辈那一代人看来，管这种闲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相比之下，上海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个人权利 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为捍卫个人空间而寸土必争，所以上海人排队更加守规矩，而不象北方人那么喜欢推推搡搡打成一片，这也许算是西化或者现代化的 一个特征吧。

尽管我很不欣赏上海公交车上的冷漠，但年轻的一代人似乎越来越多的倾向于选择这种冷漠的个人主义风格，这是一种有别于我所坚持 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个人主义，或许更确切地应该称之为利己主义（egoism）；但这似乎又是大势之所趋，也许中国有必要经 过这样一个冷却过程来确立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后再重新建立公共观念，不论过程如何，最终我还是希望看到一个人人以实际行动履行“以己之余补彼不足”的真 正的平等互助的社会（同时也不再需要那些“针毡椅”和售票员），而不是仅仅坐在电脑前空谈罗莎巴士。

二十年后的巴士上会是什么样呢？

寻访观世音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9日

东渡普陀，一方面是替故去的祖母了却一桩心愿，另一方面，是为了探寻这位观音菩萨与中国的特殊情结。

夜晚行船，驻足甲板之上，一片黑 寂之中只望见远处过往航船的灯火、近海浮标的点点光亮，以及头顶飞过的“人造星光”，或红或绿，忽明忽暗，其状恰如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状态??纷繁庞杂且 相安无事。自汉代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对宗教多持包容态度，而中国的老百姓更是一贯以实用主义和难得糊涂的精神对待宗教，神佛不问出身，只要听说谁更灵验就 跑去磕头烧香，反正礼多人不怪。因而无论是西来佛陀、安拉、耶稣，还是土产的太上老君、财神爷、黄大仙，甚至包括洪秀全、等拉大旗作虎皮之流，也总都能招 募到一撮弟子、分得些香火。另外，中国人将外来事物本土化的能力更是天下无双，就算是西天取来的真经也一定要改得符合国情民意才能流通，于是时常能遇到佛 道儒共处一室，共享香火的奇景（普济寺的大雄宝殿里供着关老爷作护法可为一例），不同门派的宗教人士之间求同存异、友好往来的典故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正 是在这样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观世音这位原本地位并不显赫的印度移民却在遥远的中原演变成了一个从里到外都中国味十足的支持率无可匹敌的万能菩萨，其香火 之旺只怕是连他（她）的老板释迦牟尼也免不了要心生妒忌了。这一点仅从造像上的多样性就可见一斑，观音造像在中国就有37种之多，历朝历代的形象演变更是 千变万化，因为中国人更看重的是神仙的功能性而不是玄妙的教义，为了满足实用需要，最好从每项需求都发展出一个化身，要消灾避邪有杨柳观音，要生孩子拜送 子观音，我居然还碰上一位特地来讨桃花运的香客，这要是有求必应，还不累死？怪不得干脆来了个千手千眼，倒也算与我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一致 吧。这也情有可原，佛教属于多神教，大大小小的菩萨多如牛毛，光名号就够念个把小时的，老百姓哪有心情背这个呀，索性中式大一统，成就了万能的观世音菩 萨。

为什么会墙里开花墙外香呢？我想也许可以从中印两国的社会传统差异上找到答案。印度一直是一个种姓等级制度严格的国家，高种姓的婆罗门 天生有特权，而最低种姓的贱民则只能扫厕所，这一现象至今仍在延续，并且给印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考虑到释迦牟尼本人便是出身帝王之家，他创立的宗教 更不可能过多地强调当世的平等，而只能宣扬隐忍而往生以求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因此以普度众生救苦救难为己任的观音在南亚次大陆不受宠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 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情况立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国的传统并不很看重出身的贵贱，正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中状元做宰相，统治者并不反感 众生平等的论调。而对老百姓来说，与其梦想极乐世界的虚幻景象，反不如追求今世的现实幸福，恰好只有这位慈悲为怀的观音菩萨提倡“现世报”，不拜他（她） 拜谁？

既然大慈大悲，索性慈悲到底，干脆摇身一变成为“观音姐姐”，将亲民路线走到底。而诸如“不肯去观音院”之类的典故更是进一步把观音 菩萨与中国的土地牢牢地绑在了一起。相比之下，释迦牟尼实在是过于官高爵显，一副不苟言笑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功能设定，自然不如低一 级的菩萨更容易打交道，因而至今仍是一副印度僧人模样，西游记里面的角色差别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所以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幼颈上都挂着观音菩萨，却实在少见 有人把如来佛带在身上的。信众的市场空间是有限的，哪位神仙先抢占了市场从此就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这是一个自强化的过程，就像微软的成功一样，更何况 观音菩萨又没有反垄断法制裁。就这样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变化，观音的角色已经如西方世界的上帝一般深入人心，即便是经过革命洗礼的马克思主义公民，恐怕也没 有一个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名号的，事实上这位印度裔菩萨已经彻底融入了中国社会，并成为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卡尔马克思还差得远 着呢。

对观音的信仰还反映出中国人对于出现一个能够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人物的渴望，因而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成功以及随后民众对 毛泽东的极度崇拜都与这种观音情结有关。那么面对现在由于不平等引发的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人究竟该寄希望于政府的改革，还是去乞求观音菩萨的救助 呢？在不肯去观音院前，我也许下了这样一个无奈的愿望。

我要寻访的中国人的观音菩萨究竟在哪里呢？当我在潮音洞前眺望大海的时候，突然得到 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借用佛经中的一个说法，人人皆有佛性，那么，其实你我都可能是观音??只要人人都能观世之音，以慈悲之心助人，无需千手千眼的神通， “菩萨”便无处不在，世间又有何苦难不能解除？还是少烧些香烛，少建些庙宇，多施些善心于福利事业吧。以此论，台湾慈济方为高僧。

意大利万岁

信天翁 写于 2006年07月5日

运气又跟我开了个玩笑。

上一次是在南下的火车上，错过了目睹灵魂附体的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格罗索的单骑救主，只是靠朋友不断的短信播报紧张了九十分钟，更可惜的是错过了可能百年一遇的黄健翔同学的激情演说，懊悔不已啊。

半决赛遭遇德国，实话实说，作为球迷我信心不足。对意大利的实力我信心十足，最近一次4：1的大胜记忆犹新，但这一次是在德国人的地盘上，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在东道主一边，德国人不能控制的就只剩下实力，还有运气。

好在，这两条就足够了。

不幸又睡过了，太累了，居然没被闹钟叫醒，一觉醒来发现天已渐亮，4：50，气死我也。顿时心头一沉，莫非大势已去？作为一个坚定的意大利球迷，在黄健翔精神的感召下，blabla……，我毅然揉揉惺忪的睡眼趴下楼去??加时赛？！！！

睡意全无。

看到里皮用皮耶罗换下佩罗塔，我有点儿怀疑自己在做梦，gilar, Iaqunta, Totti, Piero，赫然四前锋，不记得哪一届的意大利队曾有如此的信心与勇气，更何况面对的是东道主。里皮的决断第一次让我预感到一场伟大的加时赛的到来。

反击再反击，心跳加速，心脏病患者慎观。

-- 118’，意大利队第十二个角球（真想不到控球优势如此明显），Piero开出，前点被德国后卫顶出，Pirlo弧顶处卸下高空球，佯装射门，扣过飞身封 堵的防守队员，人缝中塞出直线球，Grosso，是的，又是Grosso，伟大的意大利左后卫，又一次灵魂附体，不停球，直接转身搓射远角，皮球划出一道 美妙的弧线，擦立柱内缘入网。

球，进了~~~

--120’，Gilardino禁区内护球吸引两名后卫，巧妙转身传给从身后插上的Piero，逢大赛必萎的斑马王子这一次出奇的冷静，面对Lehmann轻松挑射入网。

2：0，结束了。

不知道这一刻黄健翔在哪里看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会是千万拥护意大利队的中国球迷中最幸福的一位，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Forza，Azzurri！前进，“意大利万岁”！

今夜我们一同摇旗呐喊，旁若无人。

做个意大利球迷真幸福。

发现梵高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6月26日

突然有了旅行的念头，于是去买车票；路经世纪坛，看到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海报，于是买了张票进去。

真的未曾想过克里夫兰这破 败衰落的老工业城能有一座巨大的艺术金矿，看来我的臆断完全错了。即便是中法、中意文化年的压轴大展也没有给我留下如此震撼的印象。当然，这更可能是我个 人的欣赏能力的局限性所致，我所能理解并欣赏的艺术流派仅仅局限于从印象派到现代派早期的狭小闭区间之内，bauhaus以后的后现代诸流派大多非我所能 接受。巧合的是，这次展出的主题几乎与我的欣赏空间重合，所以我喜欢这次展出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对我来说展览的最后部分就已经略显晦涩了，包括毕加索的立 体派作品，虽然能够推测画家的思路，却不能理解他的目的，既然要展现立体的空间，为何不选择雕塑而偏要用平面做载体呢？开个玩笑，也许这就叫创新吧。

事 隔两天之后，回忆在寒气逼人的展厅里游荡的那个下午，首先想到的就是雷诺阿给拉科家的小姑娘画的那幅肖像，虽然看不出在艺术手法上有怎样的突破性，但画面 的明亮色调和小姑娘天真娴静的神情还是不免使人在刚一走进入口便为之眼前一亮，相比之下，那些传统的灰暗慵懒的贵族肖像则实在要逊色得多。

尔 后，记忆暂时归于沉寂，直到“主角”出场??第二部分，后印象派??梵高。早些年在画册上看梵高的画作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倒是对他的传记印象更深一点儿， 换句话说，我一直未发现那个画家梵高。而这一次虽然只展出梵高的两幅画作，但也许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反正当我绕过回廊面对《梧桐树群》的那一个瞬间，我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确是发现了一些此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一些令我大为震惊的东西。

梧桐树是活的，而且远比树下的人更具有生命力，仿佛在下一个瞬间就要从带菱形暗纹的画布中深展出虬枝来，这样具有生命力的画笔，慢说见过，就是想我也未曾想过。这一刻终于读懂了梵高给莫夫的那句题词：“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只要活人还活着，世间的一切就都活着。

于是，我看到《圣雷米的白杨》也活着，而且更像是一场惊涛骇浪。

也许我永远都无法发现梵高的世界，但借助他的画笔，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继 续前行，我看到了罗丹，感受到印象派雕塑中蕴含的巨大力量，而给我留下最后一个深刻印象的，是波希米亚画家莫迪利阿尼的《女人肖像》。人类的艺术家从岩洞 壁画一路走来，翻越了一个写实的巅峰，终于又回归简单原始的风格，但这又不是单纯的回归，在归途上，他们为艺术加入了新的定义：表现你所看到的，而不是复 制客观的事物。

我的眼睛不是简单的物理镜片，我所看到的也只有我能够看到，这就是发现的意义。

作科学研究的时候，我把它叫做想象力。

喧闹的旁观者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6月13日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 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沈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 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梁启超《呵旁观者文》

旁观本无可厚非，世人皆他人生活的旁观者，所谓经验大抵有此得来。梁先生所指旁观者，乃为逃避责任之人，而我以为其中尤为可恶的是那些貌似一腔热血的喧闹的旁观者。

“‘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呜呼，吾为此惧！”百年之后观之，世事已变而旁观之性未改，呜呼，吾亦为此惧！

就 从日本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比赛说起。就实力而言，比赛多少有些鸡肋，充其量可以冠之以“亚洲德比”的时髦名号（澳大利亚足协已经申请加入了亚足联），实 在无甚期待，所以也懒得关注（宿舍没有电视信号，看球只能四处游击）。晚上恰巧有事路过楼下大厅，看到电视机前人头攒动，喝彩与叫骂声不绝于耳，一时好奇 心发作，也从人群背后把脑袋扎了进去。当然，与其说是球赛有吸引力，毋宁说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不想称之为球迷，因为其中大半所关注的并不是足球本身）吸 引了我。

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这样的简短对话重复了无数次：
-“谁领先呢？”
-“鬼子1：0。”
-“操！”

不停地听到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虽然更极端的言论在网络上也已经司空见惯，但在这么近的距离听见这些话从嘴里说出来，还是颇令人感到尴尬，不少人侧目摇头苦笑，但在这样的场合，又有谁敢于冒“汉奸”之罪名站出来自找没趣呢？

说来也蹊跷，澳大利亚队仿佛真的受到了中国观众的鼓舞，竟然在最后十分钟里一鼓作气连扳三球，实现了激动人心的大逆转，也三次激起了电视机前雷鸣般的欢呼，以至于把保安都惊动了。感谢澳大利亚兄弟替中国队“抗日”成功，呵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咱们的中国队哪里去了？难道被忘记了？

遥 想当年，中国男足虽然在尝试冲出亚洲的道路上屡屡折戟沉沙，而且身患“恐韩”之症，但至少尚有对日的优势战绩在心理上聊以慰藉。而后中日韩三国足球相继走 上了相似的职业化道路，如今日韩足球的进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在一次豪赌世界杯之后，所剩下的就只有刘云飞“打小日本，没问题”的豪言壮语了。上一次 亚洲杯的时候正好不在北京，只是听说决赛万人齐骂的盛况，没有亲见，还听说外国记者的摄像机被砸了，更无从考证。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中国队输掉了。

故 事讲到这里，总该问一句：然后呢？闭门思过，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众所周知，中国足协所擅长的是赛前造势，赛后推卸责任，大不了换个领导，从前的一笔勾 销，以后的依样画葫芦。但是??我们除了骂，又有过多少有别于足协的实质性行动呢？很不幸，那个饱受诟病的中国足协几乎就是广大中国旁观者队伍的缩影。

我 们是爱看热闹的人，就如同鲁迅笔下围观同胞被砍头的中国人一样，很多人所擅长的也只是看热闹，而且，不但看热闹，还要制造热闹，要叫好，要谩骂，不赞一句 岳飞骂两声秦桧恐旁人不知自己爱憎分明。可惜我们的热情往往仅限于事不关己的时候，而一旦轮到自己头上，旁观时的那股勇气顿时就烟消云散了。我们眼见着家 人朋友下岗失业，自己被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仍然冷静得如同旁观者，反抗的勇气哪里去了？印尼地震，一个个都击节叫好，文革四十周年的日 子怎么都噤若寒蝉了？

没错，每个人都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前提是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观者不负责任的言论可能会给行动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也就是“旁观者效应”，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的困境，两国旁观者的爱国言论也“功不可没”！

清华的日晷上刻着一句话：“行胜于言”，旁观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指导行动。不要指望真的会有救世主下凡来拯救世界，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只有你自己。如果有谁不愿行动，那么，请闭嘴。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饼干盒里的回忆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6月5日

考期临近，于教室埋头苦读，忽然飘来一股香气，这股香味……为什么会如此亲切？也许是错觉，也许是记忆的突触搭错了桥，但是??是的，那确实是鸳鸯饼干的味道，而我已经陷入记忆的漩涡里。

鸳鸯饼干，春华糖饼厂（我居然还记得厂名！），红色和绿色两种包装，塑料的托盘分成六个小格，每个格子里躺着五块：一黑一白两片薄薄的带花纹的饼干中间夹着一层奶油，轻轻掰开，那股香味穿透了时间隧道弥散在记忆的味蕾上。

或许又是记忆在作怪，或许鸳鸯饼干从来就没有那么好吃过，不过是朱皇帝的翡翠白玉汤，但是，我所不能释怀的真的是那方小小的饼干吗？

那是童年的味道，那是爷爷牵着我的手穿行在小店间的背影，那是一段属于我永远也无法返回的乐园的胶片，我越是渴望走回去，就反而离它越远。单行线上，我看不清前方的路。

也许人的一生所创造的就只有记忆的碎片，直到最后一片也悄然飘落。

谁的书在漂移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5月27日

光明日报上的一则旧闻（并非报纸问题，实乃本人孤陋寡闻）：
图书漂移：检测大学校园诚信
“近日，在南开大学，一场被寄予美好期望的图书漂移活动，出现了发人思考的转折：140余本贴有“图书漂移”标签的图书 不翼而飞??它们的读者显然并未遵守“阅后请放回原处”的游戏规则……”

援引新闻对图书漂移的背景介绍：“图书漂移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书友将自己不再阅读的图书贴上特定标签，投放到公园、茶馆、商场等公共场所，其他人便可“偶遇”自己感兴趣的 书，阅读完毕再按照书上附带的标签要求，将其送回原处，等待下一个“主人”。这种活动是爱书者发起和倡导的，目的在于节约图书资源，让好书遇到更多知音。”

关于图书漂移的故事我其实早有耳闻，但在中国的公开实践我还一直没有听说过，而且也抱着笔者一贯悲观狭隘的怀疑眼光质疑此方案在国人中施行的可行性。不幸的是，这一次又被我言中了。

其 实就我本人而言，定然是要举双手赞成这样一项活动的，理由有四：其一，我有五柳先生式的读书习惯，只管囫囵吞枣，从不回头，藏书于我无甚大用，反倒每每在 搬家时扮演最大的累赘，所以凡读过的书大多及时送人，正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漂移正是快意所在。其二，我乃一穷书生，自打决心经济独立之后，就一直处 于寅吃戊粮的状态，研究生补助仅能糊口而已，无有余钱购书（现在的书价也实在是太高了，书商莫非不知刘项不读书的道理？可苦了真正的客户群），为了避免破 产，咬紧牙关三过书店之门而不入，全靠图书馆接济，正所谓书非借不能读也，国图、科图、清华、北大，总之趁着这一年“隐居”时期把借书权限抡圆了用，想象 一下书就在面前漂移，省却跑图书馆的舟车劳顿之苦，真如梦境一般。其三，今之文明古国，无论大城小镇，放眼望去，尽是物欲横流的文化沙漠，若书籍随手可 得，或许还能有些许希望从酒桌、歌厅、电视、电脑那里抢救些人出来。其四，书随处漂，自然也要随处读，国人传统上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雅兴，好像也非得 在书案前四平八稳的坐下才能读正经书，这又何必呢？公园长椅，一卷在手，正是读书之乐。

可惜，要使书真的漂移起来，绝非一两个我这样的理 想主义者就能推动的，而需圈内全体公众的积极参与，至少是遵守游戏规则。显然，这样一个传递链是很脆弱的，即便是少量“收藏爱好者”的存在也可能对整个过 程造成致命性的破坏（吸收马尔可夫链？）。当然，真实情况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邪恶，从采访的反馈信息来判断，更多的读者可能只是“忘记了”继续漂移， 不过恰恰是这个“忘记了”清晰地反映出了国人的心理状态：

如我在另一文中所称，绝大多数国人脑中并无社会的概念，只有我与非我，而没有 “我们”，因而所谓公有之物就成了无主之物，既然无主，俺代为保管几日又有何不可？再说，既然油管可以凿，铁轨可以拆，路灯可以砸，马桶可以不冲，垃圾可 以乱丢，几本没主的书不还又与你有什么关系？

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属于我们的公共悲剧，哦，对不起，是属于我、你、他，还有她的，换句话说，它谁也不不属于，一个没主的悲剧，或者压根就没有什么悲剧，纯粹是庸人自扰！

原来没我的事儿，睡觉。

“我们”是谁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5月24日

在 我所了解的各种文化中，“我们”都是一个使用率极高的词汇，我在读中学那会儿也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用来给自己“壮胆”，可是却很少思考过“我们”究竟是 谁。这可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所能确定的一点就只是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我们”所代表的可能是家庭，族群，阶 级，国家，乃至广义的人类社会，也可能只等同于单数的“我”，这一现象显示出不同人在意识尺度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决策。经济学家很少思考这个问 题，因为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独立个体，即具有自私、精于计算、永远追求利益最大化等均一的属性，只有 “我”，没有“我们”。但回避问题并不等于消除问题，恰恰相反，它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了无数难题，很多行为难以解释，很多预测偏差巨大，很多问题无非解决。 或许只有返回到文化中去寻找答案，重新认真审视文化背景差异对社会行为决策的关键性影响，重读亚当?斯密：“行为的特征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为主体所 属的社群中流行的情感习惯和思维和行为的一般模式的影响。”我不敢奢望也没有能力全面地探讨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只是想试探性地分析一下不同经济和文化 背景的人在使用“我们”时所隐含的意识尺度。

不妨就从身边事谈起，问题虽貌似微不足道，且有不雅之嫌，然窥一斑可见全豹：不幸分到没有内卫的宿舍，只能四间宿舍12个 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本来公用卫生间除了需要多跑几步倒也没什么不方便的，但是偏巧马桶的冲水踏板不大灵光，三五脚下去也未必出水，后勤 一直睁一眼闭一眼，反正还能凑合着用就行了。可是有人不能凑合，从搬进来第一天起，如厕后不冲水的情况就时有发生，一年来非但未有改观，反而每况愈下，如 今若能遇一干净马桶就算运气了。堂堂中科院研究生宿舍，何以出现如此尴尬局面？与其空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抱怨，不如冷静地分析一下缘由。为了简化 问题，先从博弈模型入手，不失一般性，假定遇干净马桶得利a，遇脏马桶利益损失b，冲水利益损失为c，a>c，则支付矩阵如下：

	干净马桶	脏马桶
冲水	a-c	-b-c
不冲水	a	-b

如 果单纯从个人利益考虑，显然不冲水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于是我所遇到的马桶问题就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也显然远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如同“囚徒 困境”一样，这也是一个看似没有出路的困局，唯一的能够保证平均收益最大的解就是大家都选择冲水，但不是一个稳定解，从数学上来讲，不冲马桶才是唯一的稳 定点，一个悲剧性的结论??一般称之为“公地的悲剧”。小到闯红灯，大到环保问题，只需稍加留意，生活中这样的“悲剧”不胜枚举。我以前还曾经编写过一个 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模型，结论也同样令人失望。朋友告诉我，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上就已经论证了这种个人自由博弈导致社会悲剧的必然性。

但 是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经验暗示希望还留在潘多拉的盒子里，除了经济理性之外还有文化理性，比如公共道德，也在影响着每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也许能够把人类 从狭隘的个人空间中拯救出来。虽然卡尔?马克思认为文化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的变化速率仍然是相对缓慢的，特别是对于个人 的生命尺度而言。这就意味着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坐下来慢慢分析问题??每个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相应的行为特征所表现出的意识尺度，甚至尝试找出二者之间 的联系??而不必担心因时效性过期而失去意义。

其实，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意识尺度的差异性都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做一次环球旅行，你会发现各个文化地域的人对“我们”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电影导演Martin Scorsese在My Voyage to Italy (1999) 中有关于意大利人的一段精彩陈诉：

“…the lesson of survival that was passed over for centuries and was carried over to the New World is a pretty brutal one, and that is: you think twice before you trust anybody outside your family. Think about it: your country, your homeland changes hand again and agai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So, who can you trust? The Government? The Police? The Church? No. Only your family, only your own blood.”

我 想这段话也同样能够解释的彝族、苗族、塔吉克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些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彝族人的婚姻和苗族人的“死给”，在把家族而不是个人作为 基本意识单位的情况下，为了“我们”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同理，由于不存在对社会的认识，国家的法律自然也就对很多少数民族缺乏效力，因为在他 们看来，那不是“我们”的法律。至于国人普遍的对于交通信号的勇敢的蔑视，大概也是对社会契约缺乏认同的体现。

相对应地，我也从书中读到了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从马格南图片社看到了法国学生的示威游行，同时还在与到处作国际志愿者的朋友交流信息。布什的反恐政策明确无误地标明了美国人对“我们”的注解，而“We are the world”的歌声则代表了另一种更广阔的意识尺度。在如此迥异的意识基础上，怎么可能期望产生出一致的行为准则呢？

如果你还觉得差异不够显著，那么这里有一个更极端一点儿的例子：UCLA的J. Heinlich教授曾经在1998年做过一次经典的“最后通牒游戏(UG)”实验（随机抽取受试者AB，试验者给A若干钱，A在从中抽出一定比例p支付给B，若B愿意接受这一分配则交易成功，否则两人都得不到任何报酬），但与以往所做过历次实验不同，这一次Heinlich选择了居住在秘鲁亚马孙雨林里Machiguenga人作为受试对象，试验结果与UCLA的学生所组成的对照组以及所有历史纪录相比都大相径庭。此前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同类试验，无论是在美国和西欧，还是在南斯拉夫、以色列甚至是印度尼西亚的大学，都得出相对一致的结果，即A支付给B的比例p较高（接近50%），显然这是与经济学的预期相违背的（如果A和B都是经济“理性”的，那么这个比例应该保持在一个仅仅略大于0的最低可能值才是合理的），试后调查显示，社会公平的意识从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有一部分是被迫的选择（因为B而不是A要求公平）。然而对Machiguenga人的试验结果则得出了一个明显低得多的分配比例（26%，看起来比都市人更“理性”），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显著的差异呢？Machiguenga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给出了一个答案：

Machiguenga人传统上以移动的单独家庭为单位散居于热带雨林之中，主要以采集渔猎为生，家庭经济独立，社会结构简单，合作与交换等活动也仅限于亲属之间。尽管近30年在政府和市场的引导下，Machiguenga人的主要经济活动开始向农业过渡，居住方式也出现了约300人规模的小村舍，但仍保持着家庭之间的经济独立，几乎不存在公共财产，内部和对外的交流都十分有限。

这样的文化背景就意味着在Machiguenga人的基本意识中“我们”不会超出家庭的范围，根本不太可能考虑到家庭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更不会有所谓社会的观念，也就更谈不到“公平”，所以在实验中做出这样的“理性”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 外，一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尺度也应该是会随时间逐渐变化的。比如说中国的古人读书求功名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光耀门庭”，而这样的想法大概已经彻底从今天的 学生的脑海中消失了，因为由家谱所印证的中国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已经瓦解，特别是在充分“现代化”的都市人群中，家族甚至是家庭观念的淡化更为彻 底。但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以弥补家族意识退位后留下的空缺，文化的真空状态暂时只能由个人主义来填补，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 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生宿舍的马桶难题不过是一个极微小的缩影而已。我猜想如果现在在中国的城市里重复一下UG实验的话，国人的表现很可能会像Machiguenga人一样充满理性。

既 然意识尺度的差异对行为决策会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在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这种差异就需要引起足够重视。而文化又对塑造意识的关键因素，所以要解决社会问 题，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的不平衡局面必须改变。对于中国的现状，经济上在很多地区已经充分地市场化、社会化甚至已经开始国际化，而相应的文化仍然处于缺 位的状态，这种缺失可能直接导致了意识尺度的错位，也会严重限制社会的健康发展，GDP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重新认识“我们”和我们的社会，尽管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无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似乎也别无选择。

文革四十周年祭

By Albatross, 16th May 2006

I wrote down one sentence in Chinese here that reads "In memory of the day forty years ago, mourn for all the victims and that history that I was lucky enough not to experience". However, it disappeared immediately after updated, which is, though, not quite surprising. As a result, the memorialization has to be silent, looking like a demonstration. Undoubtedly, I've been used to the silence, but I hope my children don't have to. A civilian will never perceive security as long as the history is distorted. And the nation that rejects the history will be rejected by the future.

沉重的风筝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5月13日

我看见一只风筝，飞得那样低，仿佛背负着铅垂一样沉重；还看见一个人，在后面努力的追赶，他的双脚也像被锁链束缚着一般沉重，似乎总是只差那么一步……

《追风筝的人》，一年以来我买给自己读的唯一一本小说，一个医学院毕业的美籍阿富汗移民的处女作，原本打算用来拯救一个星期的枕上时间，可是在读完第二章之后，便再也没法把它放下了，其他的事情都先一边儿站，心里就只有一个声音，读下去，读下去。

是 父子，是兄弟，是朋友，是仇敌，是亲情，是友谊，是忠诚，是自私，是懦弱，是谎言，是个人情感的战斗，是小说生命的源泉……关于人性，我所看到书评已经谈 论的够多了，然而，如果只限于这些，那么它就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故事，而不会成为那只让人不能忘记的风筝??风筝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被强加了太多的负 重，那是社会送给每一个阿米尔和哈桑的“生日礼物”，除了接受，他们（也是我们）别无选择。

他是主人，他是仆人；他是普什图，他是哈扎拉； 他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就被这些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标签所分隔开来，尽管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尽管他们事实上拥有同一 位父亲。无论是平凡的阿米尔和哈桑，还是高高在上的查希尔国王或者卡尔扎伊，都不得不接受社会为他们预定的座位??阿米尔不再是阿米尔，哈桑也不再是哈 桑，他们必须戴上社会分给他们的面具。哈桑总是说“为你，千千万万遍”，而阿米尔却选择冷酷的逃避，这样的悲剧性结果并不单单是个性差异所造成的，在这些 年少无知的孩子的潜意识里早已被灌输了相应于自身社会地位的“应该”与“不应该”，一个哈扎拉仆人理应为主人尽忠，而高贵的普什图少爷不值得为一个卑贱的 哈扎拉仆人冒任何风险。“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哈里发”，这样的誓言只能是石榴树下的童话，“王子与贫儿”不可能成为兄弟，因为他们命中注定不平等。包 括阿米尔重返阿富汗的自我救赎行为，也只不过是在获知与哈桑的兄弟关系之后，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找到了“重新成为好人的路”。

自 从好奇心诱使潘多拉打开了那只魔盒，人类就注定无法避免一些与生俱来的品性上的弱点，胆小或者暴虐、自私或者贪婪，这些本性之恶往往会在幼年时就暴露出来 （其实在婴儿身上就已尽显无遗），但这并不足以泯灭完美社会的愿景，因为借助于教育，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时间剿灭至少是镇压这些邪念以成长为一个性格完善的 成熟个人。不幸的是，社会性的偏见为这些人性的阴影提供了藏身之所，使之得以在体内寄生发育为蚕食灵魂的恶魔，使心灵的病害四处散播，进而加深已有的并创 造新的偏见。就如欧洲人之于犹太人，犹太人之于巴勒斯坦人，就如在我亲眼见到第一个日本人之前，我已经学会了对东洋岛国的深深反感甚至是仇恨，这并不像是 一场喜剧的开局。

不可否认，有些时候我们在怀念逝去的和谐时代，怀念那个时代的美德，比如那些关于忠诚的故事，但是那并不公平，那些美丽的 传说都是建立在个人的悲剧之上，就如同哈桑对阿米尔的忠诚会被描述为正面的封建故事。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尊重个人必然要成为每个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共识，这 与宗教无关，无论在美国，中国，伊朗还是阿富汗，如果有一种“文明”反对个人的解放，那么，它必将被颠覆和改变，我们无需惋惜什么。但现实并不乐观，推翻 了塔利班，并不一定意味着解放；在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流血冲突已经令人麻木，难道他们不都是同一个真主的子民吗？即便是小说的作者所标榜的“自由民 主的美国”，偏见也依然广泛存在，阿拉伯人要在海关饱受责难，西班牙语移民的抗议声浪尚未平息。四海皆兄弟，这个梦到底有多远？

我听见萨义德说：“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Mentalism has had a place in the long and often interrupted road to human freedom."

为了解放那沉重的风筝，
我追。

伊甸的沦陷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5月4日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偶然翻出The Gods Must Be Crazy （《上帝也疯狂》）这部比我年纪还略大一点儿的“老”电影，思绪一下又飞回到我一直所向往的那片神秘的土地，只不过这一次主角不再是Okavango肆意 涌漾的河水，而是隐居于Kalahari沙漠腹地的布须曼人。片子的画面质量和剧情设置皆可一笑置之，唯有老导演Uzy对现代文明的叩问是令我为之一震 的，类似的叩问在宫崎骏老先生的《幽灵公主》中似曾相识。

两种生存方式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以至于刺眼，导演的褒贬之意溢于言表。但是，难道我们的文明真的走错了方向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Uzy 的镜头里，赤身裸体的布须曼人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生活，没有私欲，当然也没有纷争，不必每天被6点钟的闹钟吵醒，也不必整天担心被老板炒掉，这样的 场景难免会让人想到伊甸园，想到《黄金时代》。然而实际情况是，或许布须曼人真的很快乐，但至少从物质上来讲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天堂里，现在更不是。想想 吧，有谁会主动选择Kalahari这块不毛之地作为家园呢？有谁想尝试一下在零度以下的冬季夜晚光着身子睡在沙地上？反正这不是我所想象的天堂的样子。 但他们别无选择，那里是这个古老民族最后的“保留地”。

"THE Bushmen were members of a divis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that in all probability once occupied the whole, or nearly the whole,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It would seem that they were either totally exterminated or partly exterminated and partly absorbed by more robust races pressing down from the north, except in a few secluded localities where they could manage to hold their own, and that as a distinct people they bad disappeared from nearly the whole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before white men made their first appearance there."

从Bleek和Lloyd1911年发表的研究笔记中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这个 人种的命运：布须曼人(Bushman, or later 'San')曾经几乎是整个非洲大陆的主人，只是由于进化缓慢，逐渐被发展出更高文明水平的Hottentot人和Bantu人所取代（这是一个相对文雅 的词汇，它掩盖了征服的血腥过程，想象一下白人是如何取代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吧），所以当后来的白人殖民者发现他们时，他们的生存区域已经收缩到了沙漠腹 地。当然，也正是由于与世隔绝，这最后的一小部分布须曼人才得以幸运的存活下来，得以出现在那个神奇的相机镜头前。

下面这张来自《国家地理》的地图清楚地标明了布须曼人领地不断萎缩的过程。

布 须曼人的文明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其语言古老得令人类学者挠头（瞧瞧那个可爱的Xixo的扮演者，他的名字里还夹着一个!号呢，发这个音要把舌尖卷起来 点一下上颚再快速收回，老天，这是个什么音阿），他们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相当的差，殖民者曾经采取的改造计划均以失败告终（当然也可能与方法有关），南非 境内的布须曼人就是这样慢慢灭绝的。所以他们到现在还仍然只会制造木制工具，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虽然生存条件恶劣，生产力低下，但这些并不 妨碍布须曼享受生活的快乐。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这样的乐观精神在其他“野蛮人”的社会中也常常看得到，比如南美的南比克瓦拉人（他们才是真正 的一丝不挂）。反倒是我们这些享受先进物质文明的现代人整天愁眉不展，苦于生计。看来所谓幸福感更多的是与欲望而不是现状相关，中国不是有句老话“知足常 乐”嘛，那些进化上的落伍者倒是都颇得懒汉哲学的真谛??当年我就是受了Heinrich那篇懒汉哲学的影响，从此以懒为荣了……不过如果我们都在为幸福 而奔忙，那么似乎确实有必要停下来向Xixo取取经了。如果用快乐来评判，布须曼人的生活的确比我们更接近天堂。那么到底是谁走错了路呢？

恐 怕已经来不及考虑了。很显然，这样一种生产力落后的文明是无法自保的，即便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快乐。就算那里曾经是天堂，撒旦也必定会闯进来??一个普通的 玻璃瓶子，从一个飞行员手中偶然降临于Xixo的族群，便足以引起一场未有过的纷争。虽然在影片的结尾，Xixo将那个带来邪恶的瓶子潇洒地掷向了云间， 但是谁又能保证这样一个脆弱的文明能够抵挡撒旦的下一次进攻呢？事实上，这片伊甸园现在已经沦陷了，年轻的布须曼人已经开始接受文明世界的事物：自行车、 收音机，他们甚至已经学会通过诉讼索取药物专利使用费了！布须曼文化，那些举世无双的追踪高手，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多久呢？一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文明取 代落后的另一种，进化的脚步从来就不思考其他复杂的问题，达尔文主义就是这样直白，胜利只用生存来衡量，这是一条单行线。很遗憾，我们已无从回头，只能走 下去。

在寻找幸福的道路上，我们离也许曾经拥有过的那个伊甸园越来越远，也许，在这条单行线的尽头也还有另一个天堂在等候。

雾里看花：纪念与眼镜分别的日子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4月29日

终于戴上了刚配好的新眼镜，纪念一下这段雾里看花的日子。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果然，与眼镜的分别只是一个开始。

在学校不慎遗失了眼镜，贴出寻物启事后一如意料的石沉大海（不知眼镜拾去何用，唉，人心不古）。

第二天GRE机考，面对计算机屏幕眼前一片雪花飞舞，下意识地伸手去扶眼角上那并不存在的镜架，却只摸到额头上的汗珠，一切准备就此付之东流，farewell, Prf. Levin, Tilman & Nowak, 看来去美国是没戏了。

接着抱定必死的决心半夜爬起来揉着红肿迷离的眼睛督战Milan做客Camp Nou的CL第二回合，结果不出所料，90分钟闷战成梦幻比分，红黑军团郁闷出局。不会是我乌鸦吧。

再然后，学院足球赛决赛，因大腿拉伤只能教练席上作壁上观（总算跟眼镜无关了），眼瞅着本队与冠军擦肩而过。逃课喝酒去。
……

一 连串的不如意，虽然砸得我晕头转向疲于招架，但终究不过是几记至多伤及皮毛的刺拳而已，要击倒我，che，没那么容易。想来这一年偏隐于樊篱之间，既不得 自由以振翅，又无有半分田亩可躬耕，书案前静修所得，也就是这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心态了。虽然被唯物主义教育了十几年，还更倾向于“非风动幡动，人心自动” 的处世态度，一切外物的袭扰只是因自身的心态问题所致，所追求的正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从失去中寻取收获，换个视角看生活，雾里看花又何尝不 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体验？

没了眼镜的校正，焦距自然是对不准了，视野里的画面也发生着有意思的转变??细节和线条不再是吸引眼球的主角，取 而代之的是色彩与轮廓，巴罗克风格转向哥特式，甚至是包豪斯。坐在小店临街的窗前，凝望窗外熟悉的风景，突然发觉树比平日更绿，花比往昔更红，只有天空还 是一如既往地阴沉，不免联想起莫奈画笔下的卢昂教堂，莫非他老兄也受近视启发？再看迎面走过的人群，面部都呈现低像素的马赛克效果，倒也不错，只当都是美 人好了。

课堂上多年来第一次竖起耳朵听课，虽然ppt上文字看不清几个，倒也不耽误给教授挑错。我一直迷信感官互补，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大 脑并行处理能力差，非得屏蔽了视界信号才能发动起听觉的引擎，怪不得我会觉得波切利的歌声特别，大概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盲人，所以听他的CD的时候总会闭上 眼睛吧（没有Block掉这个因素，确实不公平，回头复习试验设计去）。

被迫远离计算机，也不得不暂时缩短了读书的时间，一时无所适从， 才发觉眼镜竟然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身体不可分割的延伸部分，或者是反过来，身体成了眼镜所暗喻的现代文明的奴隶。即便只是片刻的模糊，也会造成心理上的 恐慌与不安，现代生活的节奏使得“糊涂”变得愈发难得，无论是在书案前还是在旅途中，似乎更多的是眼镜而不是我的眼睛在指导我的生活。正如海伦?凯勒渴望 那三天的光明，三天雾里看花的日子也赠予我一个难得的机会重新审视“熟悉”的生活以及深陷其中的自我，就算作其间一切挫折的补偿吧。

另：失败的GRE作文也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补偿：Issue的题目是关于critic，让我想起Susan Sontag，于是路经光合作用的时候终于记起把那本惦记已久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搞到了手。戴上眼镜，又可以放心读书了。

敬告比我年轻的朋友们：爱护好你的眼睛。

切尔诺贝利，悲剧未谢幕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4月29日

1986年4月26日，这个日子连同切尔诺贝利这片偏僻、寒冷而沉寂的土地永久地凝固在人类历史上。二十年后，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拂去墓碑上的厚厚尘土，历史又将以怎样的方式重现于当世？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受到了核辐射的伤害，或许是100万，或许是1000万，但这个属于历史的数字已然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反应堆的火焰还在混凝土的掩盖下熊熊燃烧，新的密封工程（NSC）尚不知能否永远解除潜在的危险，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控制技术的能力；生活在这片美丽而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的居民，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如何；除去灰色的回忆，这场灾难到底带给人类怎样的暗示。我没有能力回答，但有权利思考。

最 直接被想到的往往是技术安全问题：核电是安全的吗？也许不。那么还有更好的选择吗？火电，矿物资源有限，且污染严重，《京都议定书》已签，非长远之计；水 电，清洁能源？非也，生态破坏日益凸现，诸如三峡工程造成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小视；或许还会有更新的可行性技术可供备选，但问题也总会如影随形。同样的问题 也出现在其他技术领域，例如生物的转基因技术、动物克隆等，正所谓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只要发展的欲望不断膨胀，我们就不得不做出牺牲。问题在于，怎样的 选择才是最佳的方案？在对技术应用的态度上，我是一个保守派，我相信只有把发展的步幅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内，人类文明才表现为得到平稳的上升曲线，而过于 激进的技术大跃进很可能造成大幅波动、甚至混沌的局面（以后若有时间，倒不妨尝试做一文明动力学研究，这里且留一伏笔），至少这不是我理想中的发展模式。 在一项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种潜在影响得到比较充分的论证之前，谨慎行事也许是最稳妥也是最合适的选择。

无论是科技、经济，还是政治，一切的讨论，终究要以人为中心。我们在二十年后纪念切尔诺贝利，不是因为那里曾有一座核电站，而是因为那里还生活着很多和你我一样的人。切尔诺贝利并没有变成一片由死亡所统治的土地，从距离反应堆只有40公里的Bragin小镇，到 Novozybkov的 一个个村庄，虽然那里的一切绿色都充满了敌意，但那里的居民依旧勇敢地（也许是固执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一方面是故土难离；另一方面，如果在自己的家 园都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得到维护，这是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被认为是安全的呢？尽管勇敢坚毅乐观，然而他们终究没有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没有能力完全掌 控自身的命运。少数人的群体在这一刻显得是如此渺小，无力对抗另一种过于强势的权威??

悲剧的表面原因是技术问题，但根源在于政治权威对弱 势群体的忽视或者是蔑视。技术上，也许专家可以给出一个粗略的风险估计（可靠与否因科学水平而定，认为是客观因素），但接下来必须作出一个主观判断：这样 的风险是值得的吗？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政府总会全力支持，至于个人嘛，如果把电站修在大亚湾，我可能不反对；修在我家，绝对不可以。很显然，只要存 在后果承担和决策权力的不对等，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之下，不管是专制或是民主政治，少数派的权利都可能被出卖，悲剧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而每一个沉默者都 在不自觉地扮演着刽子手的帮凶。乌克兰老百姓难道不知道核电站有危险吗？但他们有能力跟莫斯科说不吗？

限于我狭隘的民族情结，最后又不得不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但凡国家工程，从三门峡，到三峡工程，再到已经破土动工的前无古人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伴随着大批被迫迁离故土远走他乡的移民和生活或 安全受影响的居民，不知他们的声音能在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占得权重几何？更不必提那遍布全国多如牛毛的大小矿山、高污染工厂以及土地开发项目等林林总总，试 想若是工会真的能代表矿工的权益，中国的矿难又何以多到令人麻木的地步。在“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名义之下，悲剧在弱势群体身上发生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切 尔诺贝利，不过是被放大的沧海之一粟而已。

昔日，先辈保家卫国，今后，吾辈更需保卫自我。须知“我即国家”。

自由引导法国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4月18日

看到Magnum图片社的这张照片，你会想到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德拉克洛瓦的那幅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从近一个月以来各国通讯社连篇累牍的新闻报导中，不难勾勒出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法兰西共和国因“新劳工雇用法案”所引发的风起云涌的罢工和示威浪潮，仿佛继去年的移民骚乱之后，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又将不可避免。法国果真陷入危机了吗？且不急于妄下结论。

俗 话说：“旁观者清”，然而由于看热闹的人往往各怀心事，故而其言论也未必更接近于真相，反而可能更具欺骗性。比如隔岸观火者之中，尤以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最 为活跃，大报小报的评论员纷纷争先恐后地跳将出来，幸灾乐祸之情跃然纸上。如果考虑到两国政治在欧洲版图上的鼎立，以及两国文化和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巨大差 异，其言论的动机就颇值得推敲了。

或许法国青年的行为未免过于冲动，对经济改革也许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其政局变动的影响也尚未可知，但 是对于一个从未踏上过欧洲土地的中国人而言，我从中读到的只有两个字：自由。我不知道高卢人血液中所流淌的自由情结究竟有何而来，但其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 勇气和决心，确实值得钦敬。新近闻听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撤销了该法案，违背民意挑战自由的改革遭遇一次挫折并非坏事。

也许在共建和谐社会的当口说这样的话有碍和谐，但是我仍然相信西方现代文明中的自由意识是中国社会改革最为渴求的要素。只有当弱势群体都有平等的争取自身利益的权利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有希望走向和谐。

向自由的法国人致敬。

经济制裁在制裁谁？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4月9日

哈马斯的组阁名单产生以后，美国和欧盟相继宣布中止了对巴的经济援助，无疑使得民生凋敝的巴勒斯坦国内状况愈发雪上加霜。在对这则消息表示失望与愤慨之余，不免联想起晋惠帝??

话说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也就是晋惠帝，即位以后，赶上了一场大饥荒，他在听了大臣的奏章以后，感到大惑不解，一语惊人：“何不食肉糜？”自此成为千秋笑柄，也不冤枉。

不 想千余年之后，新大陆的白宫里还在反复排演这出现代版惠帝传奇，惠帝他老人家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前提是他的理解能力足够）。不过想来就算小布什看上去似 乎智商有一点儿问题，也总不会呆到司马衷那个水平上去吧，所以只能推断出一个结论：他在装傻。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他老爹在伊拉克搞石油换食品的时 候就装过这么一回傻，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上一次制裁的效果倒也不可谓不显著，只不过都反映在无辜的平头百姓身上了，而所谓被制裁对象的老萨倒是依旧白 白胖胖、英姿飒爽，开枪抓人一点儿都没耽误（至于沦落到身穿短裤胡子拉碴那是后话了）。这一回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更何况人家哈马斯还是民选上台的，拿高 压政策威胁一个受民族主义者所拥护的极端政府，能期待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莫非是打算把巴勒斯坦人统统饿死，帮以色列永绝后患？难道这就是所谓“和平”？

看来在西方世界眼中，犹太人是人，阿拉伯人就算不上了。为了保护犹太兄弟的利益，巴勒斯坦人就只能去安拉那里排队领肉糜吃了。

没有平等，何谈和平？

The photo above was stolen from Palestin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Exile Forever:读Edward Said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3月27日

长久以来一直为自己的独立而孤独的个性而困惑，直到偶然地捡起Edward Said的作品，不想竟从此为自己觅得了一份前路的指南。从Out of Place（格格不入），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论），到After the last sky，再到Orientalism（东方学），几乎是按着倒叙的方式，我在一点点追溯一个自我流放者的脚印，同时也在从中吃力地找寻自身投射到其中的飘渺的影子。

读书之时，每当有人问及作者，我总是困窘于找不到一个对Said的时俗描述：巴勒斯坦人，埃及人，抑或美国人？阿拉伯人&基督徒？文学家，艺术家， 还是政评者？或许最确切的描述就只有引用他最具代表性的词汇??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流放者(exile)，旁观者 (outsider)。然而要准确地理解这些概念本身或许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人，作为一类高度社会化的生物，其生存高度依赖于社群的归 属感。然而随着近代以来文化版图的剧烈震动与变迁，被认为象征着传统与陈腐的东方文明，以征服者姿态现

身的西方文明，以及二者杂合而成的畸形的殖民地文 化，互相纠裹着一同倾泻在东方的古老土地上，处处都显得如此不和谐，甚而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制造出重重矛盾而令人无所适从。可以选择消极的逃避，或者主动 而虔诚地投入任意一种文明的怀抱，但这些方式似乎都不能丝毫削弱已有的矛盾，反而为新的歧见与纷争埋下了根基。于是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便出现了的以 Said为代表的一小群“知识分子”，他们毅然选择了一条自我流放的道路，时刻提醒着自己保持独立的思想而不被任何势力所指挥，坚持扮演清醒的旁观者，为 文化的融合与民族的和解而不懈努力。也许一人独醒并不足以改变众人皆醉的局面，但他们的声音至少为一个光明的未来保留了些许希望的火种。

我 不想机械地大段重复Said的语录，透过纸上的文字，还可以看到的是，远在比巴勒斯坦（中东）更靠近东方的远东，同样的文化冲突与变迁也在平行地演进。从 封建王朝君臣关系的倾覆，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从早期负隅顽抗殖民文化入侵，到现今的刻板照搬西方模式，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盲目地跟 从所谓“主流思想”的指挥，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疲于奔命，却未曾拥有过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个世界原本就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二元世界，非善即恶，非 左即右，非友即敌，这样的思想框架下所构建的系统注定冲突不断而多灾多难；相反，每个人都应该能在连续的空间中寻找并确立自己的niche，从而共同组成 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世界。单调并不等同于和谐，绝对一致也并不意味着稳定反而预示着巨大的波动，只有借助来自不同声音的负反馈调节，社会才可能保持在健康的 人性轨道上行进。从这一意义上讲，独立的旁观者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财富。

当一个人在说着汉语，用着日本电器，开着德国汽车，看着美国电影的同 时，还要苦苦寻求某一阵营的接纳与庇护，这无疑是一种可怜与懦弱。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如Said所言，在哪里都不要有太多“家”的感觉， 既然已经注定与矛盾同行，“格格不入”或许正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选择。

以科学之名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3月22日

先是从国内媒体获悉，酝酿了三年的国家科技计划终于出台了，大幅增加科研经费投入……还没来得及为之欢欣鼓舞，紧跟着3月17日出版的Science就出现了一篇报道（不知道这一回Science会不会在国内被封杀了）：

RESEARCH FUNDING:
China Bets Big on Big Science

Hao Xin and Gong Yidong*

内容详见：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311/5767/1548

把经费分配计划详细列了出来（见下图），连带来了一个争论大起底，海内外知名华人“科学家”纷纷参战。看来一涉及到钱的问题，大家就都来精神头了。

有 钱了当然是好事，不过随之而来的分配问题就够人头痛一阵了。僧多粥少，总得有先有后不是，用咱路甬祥院长的话讲，这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可是这原则到 底该由谁来制定呢？据说是温总理最终拍的板，可从历史教训来看，这外行领导内行多半是要出问题的。话又说回来，又不存在“各行通吃的专家”，赶到分钱的节 骨眼儿上，谁也不能含糊阿，就算是内行也多半要装成外行了。

现在方案已经出来了，从结果来看，实用主义的策略性表露无遗，倒也与中国的一 贯政策合拍，无甚出奇。得了便宜的自然高呼英明，受了冷遇的叫两声不公也可以理解，反正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巧的是远在美国看热闹的华人这时候打破沉默 了，站在国际媒体面前指点江山，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意见嘛，我大体是赞同的，但我赞同也不等于客观公正。仔细想来，就算你跑到了太平洋对岸，你还是证明 不了自己的独立与清白，不但有酸葡萄之嫌，还多了“通敌卖国”的潜在罪名（诸如施一公那样全盘否定的论调也难免让人怀疑其评论的动机）。所以最终也不过是 大家过过嘴瘾，提高提高上镜率而已。

尽可能客观的讲（本人也是身在其中，难免偏颇），科研基金的分配一向是存在问题的，从几年前自然基金 委的会计挪用巨款事件就可见一斑。当然，这样的问题恐怕也不是中国特色，如前所述，绝对公平只是一个抽象概念，篱笆效应总是存在的，在一家独大的管理体制 下，自然就更是难以避免了。中国政府对理论研究的忽视的确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对其造成的缺陷本人也深有感触，但这一局面的出现又绝不单单是科学象牙塔 里的私家事，美国政府预算不是也把军费当成大头嘛，毕竟是政府在掏钱，自然免不了要受政治因素指挥，尽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海外学者对这一方案成功可能性的质疑似乎过于武断，至少是缺乏依据，如果真的要客观公正，就应该有一些耐心。至于这一计划对日后人才流向的潜在影响，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愿相关部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吧（对于官僚机构，这个要求也许高了一点）。

不 管怎样，能听到批评的声音总是好事，尽管意见未必可取，但在现在的中国的确缺少一股旁观的监督力量，在官方媒体大唱赞歌的“御用学者”已然泛滥成灾，仅有 的一点儿批评也往往难以逃过严格的新闻审查。相比于科研经费的分配矛盾，言论自由的限制或许更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瓶颈。

不得不说，做一个如Edward Said所讲的甘居异端的独立的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回乡札记之市政篇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2月17日

就要返回北京了，这或许也是我最后的长假的最后时光了。一个月的假期，这一次我没有用相机，而是直接用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和我的心细细摩挲这块曾经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土地。对于这座小城的“建设”，我的胸中已经郁积了太多的牢骚，索性一股脑吐出来，但求个痛快。我的不满远多于赞许，这是因为我对家乡 的爱与牵挂；然而我所言指的又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不过是中国土地上成百上千中小城市的一个缩影而已。

旅 游的经验告诉我，一地的街面建筑外观最容易给人留下基础轮廓，甚至是主要印象。如果我只是一个旅行者，那么或许我应该对城市的建设颇感欣慰：街道较早年宽 阔平整了许多，成片的平房都已不见踪影，新的高层建筑纷纷从楼群中探出头来，山顶竖起高塔，狭窄的河道上竟也架起了斜拉大桥，还有新的广场、新的医院，仿 佛一切都欣欣向荣，唯一可惜的是，我不止是一个走马观花的访客。我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也清楚这里的居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需要，所以我能够看到夜晚一些住 宅楼中寥若晨星的灯火，也留意到新商铺里空空荡荡的柜台和老商厦门可罗雀的景象。我不光观赏过路旁彩砖铺设的便道的光鲜亮丽，也反复体验过雪后在这该死的 覆盖物上是如何的寸步难行。医院的大楼越是雄伟高大，老百姓就越是难以迈过它的门槛。如是种种，一切规划都在肤浅而刻板地模仿着都市的样板，完全无视市政 功能的实际需要，于是愈是浓妆艳抹，愈是凸现刚刚进城赶时髦的村妇本质，实难与美联系到一起，反倒失却了朴素的本质。时至今日，还有地方官员在迷恋于曾经 莫须有的“小上海”的虚名，莫非他们真的不明白，小城就是小城，它不会成为上海，也不该成为上海。

不可否认，现任市领导的招商引资能力的确 令我刮目相看，不知他们有怎样的高超手段竟能使远道的富商心甘情愿地夹着支票本落脚这穷乡僻壤。尽管多数项目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但有钱终归比没钱好，至 少也能暂时些许缓解当地的就业压力。只是恐怕地方官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当年上缴利税和个人政绩簿上的记录，由此引发的短期决策行为也就不足为奇 了，于是一切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的出现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所有荒谬可笑的创收指标也都有了明白的理由。当然，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以一成不变的狭隘眼光来 窥测新的领导班子，而狭隘与短视也并非官员自身固有的特质，这样的选择只不过是在现有行政制度下个人的最佳对策而已，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乌纱下的脑袋 还是配得上他们脑袋上的乌纱，虽然愧对老百姓的期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做错了什么。只要中国还继续沿袭现行的官吏任免制度，那么我就不会寄希望于发生本 质性的转变。显然，一个由上级临时委任的外乡人，只会把这里当作汽车旅店，而不是家，因为他上任之时就明白此地不会久留，短暂的任期之内作出的任何长期计 划都只能等同于为别人做嫁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神话已经告别了这个时代，因而一个理智的地方官作出的决策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公共活动设 施的严重缺乏（当然酒楼歌厅洗浴中心是断然不会缺少的），大多数中老年普通市民的业余生活就只能与电视机为伴了。祖父虽然年事已高，却坚持每天收看当地的 官方新闻节目，于是我别无选择地也只好每日陪听了，这也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留意其中的内容。随之也诞生了新的发现：比尸位素餐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官方 媒体虚假而恬不知耻的宣传。虽然只有十分钟，其煎熬的感觉却是难以尽数的。从前曾以为央视的新闻联播已是空洞刻板之极，不想与地方新闻相比较，不过是小巫 见大巫罢了。两位播音员每天把半年前的政绩工程滴水不漏地歌颂一番，其余部分用诸位领导的会议特写填塞了事，年前几日则是市委书记慰问群众全纪录，那份趾 高气扬和道貌岸然，纵使是咱国家主席也难望其项背。市医院大火举世皆惊，市领导竟能临危不乱，把玩忽职守硬生生地描绘成全力抢救、指挥有方，其胆识实在令 人叹服，其后竟然也没有哪位官老爷引咎辞职，更未闻有谪贬的动静，看来只要脸皮够厚，仕途便必然是一片光明。倘使万民康乐，无事可报也就罢了，可惜事实远 非如此，百万人的地级市，温饱难保者尚众，只是草民琐事一概被忽略了。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媒体已然从党的喉舌进一步蜕变为少数肉食者的公德牌坊，不知 他们是“三个代表”中的那个代表呢？

鉴于市政的现状，我不能不对这座城市的命运多一份担忧。然而，历史已无可逆转，边城的淳朴早已随沈从文先生一同远别了；未来依然迷茫，希望如同天边的蜃景难以琢磨。也许只有到民选政府那一天，城市的命运才能得到救赎。

Scaling of civilizations

信天翁 写于2006年02月16日

'Where should we go after the last frontiers, where should the birds fly after the last sky?' --Mahmoud Darwish

'The only things that can be universal, in a sense, are scaling things' --M. Feigenbaum

Journey of an immigrant

Olivier Jobard, France, Sipa Press for Paris Match.

(此照片获2006荷赛时事故事组一等奖）

如果有一天我推开自家房门，发现自己正站在别人的后花园里，我该怎么办？

对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这正是他们眼下所面临的窘境。当然这种尴尬同样也是花园的主人不能回避的。从前相安无事的邻居，如今纷纷横眉立目，所为哪般？

先回顾一个故事：从前有个郑国人，按着自己儿时的尺码去买鞋，结果……这就是问题的起因：丈量世界的尺度变了，也就是说，世界变小了。

就 像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从而引发的殖民时代一样，现在的世界也正在经历又一次“尺度大跃进”带来的震荡，人们称之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冲突既不是出于经济目的（拉登应该不是为了赚钱，布什更不是），也并非源于意识形态之争（苏联早已作古，萨达姆也不信仰马克 思），暂且借用亨廷顿的时髦概念，这一次是“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

为 什么偏偏是文化？因为它对尺度变化的响应最慢。经济的立场最不坚定，从来都是第一个闻风而动的，肯德基大叔把他的连锁店开到了天边，盖茨把他满是漏洞的软 件推销到了每一个用得起计算机的地方，made in china的标识更是遍布世界，除了朝鲜，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还在坚持关起门来自给自足了。政治势力虽然顽固，但它注定不可能长寿，连中国都不再关心姓 “资”还是姓“社”了，年轻人个个削尖了脑袋想往帝国主义国家跑，还有哪位无产阶级战士会坚持跟资本家们战斗到底呢？于是意识形态的壁垒也基本扫清了。所 剩下的，就只有文化还抱着过时的尺码不放，当然也就只有他要为穿不上鞋子而苦恼了。

文化的 顽固倒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论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东方阿拉伯文化、儒家文化、印度文化抑或日本所谓神道教，总有长期的历史渊源积累，早已 成为各个社会的根基，上至君权外交，下至婚丧嫁娶，都已形成一套为民众所默认的“规矩”，谁胆敢越雷池半步，定被视为异类。往昔各文化社群间交往稀疏，虽 有不适，也就视而不见了。如今国际贸易夹裹着异域文化忽然一同拥到自家门前，便是想躲也躲不掉了，可是长期养成的积习岂是说改就改的过来的？于是丹麦人的 几张漫画就引来了全部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抗议，小泉每到靖国神社下跪便激起邻邦的一片谴责之声，美国人在伊拉克反倒比他们的阶下囚萨达姆更不受欢迎，实在也 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其中哪一方，因为大家其实都患着同样的“文化尺度变革后遗症”。谁能证明一种文明就一定比另一种文明更优越呢？其实无非都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罢了，倘是往日在自家关起门来孤芳自赏也好，敝帚自珍也罢，总归无伤大雅，但而今世道变了，自家书房也成了人家后院，个人私事无可挽回地变成了公 共新闻，再沿用传统的文化观念显然已经开始不合时宜。

文明的冲突确实是暂时存在的，但幸好 现状并不像美国佬亨廷顿描述的那般危言耸听，因为冲突并非无可化解，不同的文明更不是不能和平共存。亨氏在做出结论时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把文化体系 看作一个不连续的系统，但实际上，令美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的所谓原教旨主义者（foundamentalists)不过是极其极端的情况，在任何一种文化 中都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更多的情况，特别是年轻一代身上，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地球村的烙印，也就是多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融合，除去极少数情况，泾渭分明 的文化边界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在个人的尺度上，文化的交流与过渡在时刻不停地发生着，因而才会出现我这种半中半西的表述方式，也必然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Edward Said。可以相信，尺度跃进的大洪水虽然冲毁了原有文化版图上的一系列局部稳定点（local rest points)，但经过一定阶段的局部震荡调整之后，大家都会逐渐适应新的文化尺度，不同文化之间将达成新的纳什平衡，从而使新的世界文化体系最终形成一 个全局稳定。与邻居友好地打个招呼，而不是鲁莽地去拆篱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