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翁 写于2006年07月10日
要认识一座城市，与其疲于奔命地四处观摩那些恢宏的建筑，不如钻钻胡同，逛逛跳蚤市场，最偷懒的方式就是多坐几次当地的公交车。
诚 然，在经典的人文地理学者看来，地标性建筑能够突出地表现出一座城市的性格，但是至少在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主导下的城市建筑规划往往是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底 蕴格格不入的，谁能把奇形怪状的散发着后现代气息的长安大剧院和央视大楼与北京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呢？反倒是在那些不起眼的挤满了芸芸众生的市场、胡同， 还有公交车里，才能清楚地读解出市民的性格，也就是这座城市的性格。
所以我第一次去上海，压根就没打算把赏浦东夜景、观明珠高塔之类的朝圣 活动列入行程计划，有公交车就足够了。尽管行程短暂，但来来往往之间，我已经清楚地窥见了一个不同于聚光灯下的上海，它与北方城市的性格是如此的差异迥 然，甚至与其周边城市相比也特别显眼，以至于令我惊讶，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找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诠释。
父辈人的讲述曾经勾勒出一幅模糊的老上 海的草图，所以当我透过车窗看到从民宅窗口伸出的那些几乎要直插入路人眼中的触手般的晾衣杆时，我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但接下来所见到的情景则是我完全没有 预料到的 ，并使我感到深深的困惑：在反复搭乘巴士和地铁往返于车站码头的旅途中，竟然没有见到一次让座的情况，每个乘客都严格地遵循着先后顺序，保持着旁若无人的 冷静，即便是对于我那位腿里打着钢手里钉住着拐杖的朋友也毫无例外。出于近乎于残忍的实验精神，我居然还拖着我的“残障”朋友在地铁车厢里“示众”了一 趟，结果根本就没有人掀开眼皮瞥哪怕一眼，这一刻我似乎体验到了昔日里被我冷眼相对的乞讨者的感受，虽然我并不企求任何施舍。
这 样的经历，着实令我这个习惯了那种略带侵略性的过度热情的北方来客感到颇为不适，无论是战是坐，都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在北京，尽管或许是由于规划不善的缘 故，公交车和地铁里总是人满为患，但即便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段，也极少见到有老人站在车厢里无人理睬。曾经以为是我的记忆有选择性偏差，但返回北京的第一 班地铁就彻底打消了这丝疑虑??我在让座的竞争中动作慢了??同时也用这样一种方式宣告了我的回归。比我细心的朋友还发现了一些更有趣的细 节，比如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很多黄色的坐椅靠背上都用大号红字明晃晃地写着“老幼病残孕专座”，让健康人坐上去就觉得如芒在背，非得把座位让出去才能得以 解脱；而在上海，这种“针毡椅”则被一句含蓄的录音所代替：“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你若是不主动提出，我怎会知道谁需要帮助？于是尽可以心安理得 地一直稳坐下去。
对于这种差异，很多人（主要是北方人）给出的解释极其简单：上海人小心眼儿。但我对于这样一个敷衍了事的解释并不满意，我想寻找一个更基础更深入更有一点儿想象力的答案。
因为我暂时没有机会做调查以弄清楚让座或不让座的理由和动机，所以分析也只能局限于最基础的理论层面上。
最 初我与朋友尝试用博弈论的方式来分析这一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简化为一次博弈的模型（因为不大可能指望除了一句谢谢之外还能得到进一步的报答），不妨 设普通人让座损失为a，需要帮助者得到座位获利为b，b>>a>0。那么从理性人的基础假设出发，不让座自然是明智之举，那么为什么还 会有很多让座的人出现呢？南北差异又如何解释？难道北方人真都是活雷锋？我们的给出的一个解释是a很小，接近于0，北方人粗犷的个性更容易把这一点点损失 忽略掉，而上海人可能更精打细算，锱铢必较，所以也就更趋于“理性”一点儿。
这样一个解释还是过于简化，还是把过多的决定性因素归于简单的 性格差异。所以需要一个更深入的分析。这个时候我想到了Nowak和Sigmund去年在Science（也许是Nature，记不确真了）发表的一篇关 于间接回报的论文。Ok，这一次我们除了考虑让座者与受让者之外，还要把旁观者作为第三方也加入进来，他们能够看到并且可能记住让座者（比如说你未来岳母 也在场），这样的话，一次性博弈就可能转变为多次博弈，尤其对于相对封闭、人员相对固定的社区，这种公众印象可能显得更加重要。这一因素一方面从更加经济 学化的角度为让座的动机提供了一个备选答案，而另一方面也能够进一步解释现代人不肯让座的理由。对于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人口组成中很大比例都属 于流动人口，故地重游的机会不多，互相结识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所以相比于更加保守的内陆城市，上海人考虑间接回报的可能偏低也很正常。
至 于北京与上海之间的差异，也许可以用个人归属感来解释。如前文所述，我认为北方人的热情有时候是带有侵略性的，这是基于较为强烈的社群归属感，北京亦然。 “我认为我属于这个群体，所以我有义务也有权利影响这个群体（当然也包括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所以要家事国事事事操心，所以街上的孩子打架我也要管”。而 相应地，个人空间则被迫收缩阵地，比如说我就曾经有过被售票员从半梦半醒中拉起“被迫”给一位老太太让座的经历，也曾在问路时被另一位老太太以命令的口吻 强行护送了一里路，真不知该激动还是该生气，但至少在父辈那一代人看来，管这种闲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相比之下，上海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个人权利 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为捍卫个人空间而寸土必争，所以上海人排队更加守规矩，而不象北方人那么喜欢推推搡搡打成一片，这也许算是西化或者现代化的 一个特征吧。
尽管我很不欣赏上海公交车上的冷漠，但年轻的一代人似乎越来越多的倾向于选择这种冷漠的个人主义风格，这是一种有别于我所坚持 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个人主义，或许更确切地应该称之为利己主义（egoism）；但这似乎又是大势之所趋，也许中国有必要经 过这样一个冷却过程来确立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后再重新建立公共观念，不论过程如何，最终我还是希望看到一个人人以实际行动履行“以己之余补彼不足”的真 正的平等互助的社会（同时也不再需要那些“针毡椅”和售票员），而不是仅仅坐在电脑前空谈罗莎巴士。
二十年后的巴士上会是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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