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翁 写于2006年05月24日
在 我所了解的各种文化中，“我们”都是一个使用率极高的词汇，我在读中学那会儿也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用来给自己“壮胆”，可是却很少思考过“我们”究竟是 谁。这可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所能确定的一点就只是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我们”所代表的可能是家庭，族群，阶 级，国家，乃至广义的人类社会，也可能只等同于单数的“我”，这一现象显示出不同人在意识尺度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决策。经济学家很少思考这个问 题，因为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独立个体，即具有自私、精于计算、永远追求利益最大化等均一的属性，只有 “我”，没有“我们”。但回避问题并不等于消除问题，恰恰相反，它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了无数难题，很多行为难以解释，很多预测偏差巨大，很多问题无非解决。 或许只有返回到文化中去寻找答案，重新认真审视文化背景差异对社会行为决策的关键性影响，重读亚当?斯密：“行为的特征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为主体所 属的社群中流行的情感习惯和思维和行为的一般模式的影响。”我不敢奢望也没有能力全面地探讨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只是想试探性地分析一下不同经济和文化 背景的人在使用“我们”时所隐含的意识尺度。
不妨就从身边事谈起，问题虽貌似微不足道，且有不雅之嫌，然窥一斑可见全豹：不幸分到没有内卫的宿舍，只能四间宿舍12个 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本来公用卫生间除了需要多跑几步倒也没什么不方便的，但是偏巧马桶的冲水踏板不大灵光，三五脚下去也未必出水，后勤 一直睁一眼闭一眼，反正还能凑合着用就行了。可是有人不能凑合，从搬进来第一天起，如厕后不冲水的情况就时有发生，一年来非但未有改观，反而每况愈下，如 今若能遇一干净马桶就算运气了。堂堂中科院研究生宿舍，何以出现如此尴尬局面？与其空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抱怨，不如冷静地分析一下缘由。为了简化 问题，先从博弈模型入手，不失一般性，假定遇干净马桶得利a，遇脏马桶利益损失b，冲水利益损失为c，a>c，则支付矩阵如下：
| | 干净马桶 | 脏马桶 |
| 冲水 | a-c | -b-c |
| 不冲水 | a | -b |
如 果单纯从个人利益考虑，显然不冲水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于是我所遇到的马桶问题就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也显然远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如同“囚徒 困境”一样，这也是一个看似没有出路的困局，唯一的能够保证平均收益最大的解就是大家都选择冲水，但不是一个稳定解，从数学上来讲，不冲马桶才是唯一的稳 定点，一个悲剧性的结论??一般称之为“公地的悲剧”。小到闯红灯，大到环保问题，只需稍加留意，生活中这样的“悲剧”不胜枚举。我以前还曾经编写过一个 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模型，结论也同样令人失望。朋友告诉我，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上就已经论证了这种个人自由博弈导致社会悲剧的必然性。
但 是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经验暗示希望还留在潘多拉的盒子里，除了经济理性之外还有文化理性，比如公共道德，也在影响着每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也许能够把人类 从狭隘的个人空间中拯救出来。虽然卡尔?马克思认为文化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的变化速率仍然是相对缓慢的，特别是对于个人 的生命尺度而言。这就意味着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坐下来慢慢分析问题??每个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相应的行为特征所表现出的意识尺度，甚至尝试找出二者之间 的联系??而不必担心因时效性过期而失去意义。
其实，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意识尺度的差异性都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做一次环球旅行，你会发现各个文化地域的人对“我们”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电影导演Martin Scorsese在My Voyage to Italy (1999) 中有关于意大利人的一段精彩陈诉：
“…the lesson of survival that was passed over for centuries and was carried over to the
我 想这段话也同样能够解释的彝族、苗族、塔吉克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些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彝族人的婚姻和苗族人的“死给”，在把家族而不是个人作为 基本意识单位的情况下，为了“我们”而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同理，由于不存在对社会的认识，国家的法律自然也就对很多少数民族缺乏效力，因为在他 们看来，那不是“我们”的法律。至于国人普遍的对于交通信号的勇敢的蔑视，大概也是对社会契约缺乏认同的体现。
相对应地，我也从书中读到了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从马格南图片社看到了法国学生的示威游行，同时还在与到处作国际志愿者的朋友交流信息。布什的反恐政策明确无误地标明了美国人对“我们”的注解，而“We are the world”的歌声则代表了另一种更广阔的意识尺度。在如此迥异的意识基础上，怎么可能期望产生出一致的行为准则呢？
如果你还觉得差异不够显著，那么这里有一个更极端一点儿的例子：UCLA的J. Heinlich教授曾经在1998年做过一次经典的“最后通牒游戏(UG)”实验（随机抽取受试者AB，试验者给A若干钱，A在从中抽出一定比例p支付给B，若B愿意接受这一分配则交易成功，否则两人都得不到任何报酬），但与以往所做过历次实验不同，这一次Heinlich选择了居住在秘鲁亚马孙雨林里Machiguenga人作为受试对象，试验结果与UCLA的学生所组成的对照组以及所有历史纪录相比都大相径庭。此前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同类试验，无论是在美国和西欧，还是在南斯拉夫、以色列甚至是印度尼西亚的大学，都得出相对一致的结果，即A支付给B的比例p较高（接近50%），显然这是与经济学的预期相违背的（如果A和B都是经济“理性”的，那么这个比例应该保持在一个仅仅略大于0的最低可能值才是合理的），试后调查显示，社会公平的意识从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有一部分是被迫的选择（因为B而不是A要求公平）。然而对Machiguenga人的试验结果则得出了一个明显低得多的分配比例（26%，看起来比都市人更“理性”），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显著的差异呢？Machiguenga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给出了一个答案：
Machiguenga人传统上以移动的单独家庭为单位散居于热带雨林之中，主要以采集渔猎为生，家庭经济独立，社会结构简单，合作与交换等活动也仅限于亲属之间。尽管近30年在政府和市场的引导下，Machiguenga人的主要经济活动开始向农业过渡，居住方式也出现了约300人规模的小村舍，但仍保持着家庭之间的经济独立，几乎不存在公共财产，内部和对外的交流都十分有限。
这样的文化背景就意味着在Machiguenga人的基本意识中“我们”不会超出家庭的范围，根本不太可能考虑到家庭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更不会有所谓社会的观念，也就更谈不到“公平”，所以在实验中做出这样的“理性”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 外，一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尺度也应该是会随时间逐渐变化的。比如说中国的古人读书求功名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光耀门庭”，而这样的想法大概已经彻底从今天的 学生的脑海中消失了，因为由家谱所印证的中国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已经瓦解，特别是在充分“现代化”的都市人群中，家族甚至是家庭观念的淡化更为彻 底。但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以弥补家族意识退位后留下的空缺，文化的真空状态暂时只能由个人主义来填补，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 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生宿舍的马桶难题不过是一个极微小的缩影而已。我猜想如果现在在中国的城市里重复一下UG实验的话，国人的表现很可能会像Machiguenga人一样充满理性。
既 然意识尺度的差异对行为决策会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在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这种差异就需要引起足够重视。而文化又对塑造意识的关键因素，所以要解决社会问 题，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的不平衡局面必须改变。对于中国的现状，经济上在很多地区已经充分地市场化、社会化甚至已经开始国际化，而相应的文化仍然处于缺 位的状态，这种缺失可能直接导致了意识尺度的错位，也会严重限制社会的健康发展，GDP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重新认识“我们”和我们的社会，尽管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无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似乎也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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